论马一浮《洪范约义》的义理诠释与哲学建构

作者：杨尚辉（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2期

摘要：马一浮《洪范约义》以六艺融通的哲学建构将之融入自身体系化思考之中。《洪范约义》以尽性之书为根底，以性德流行为特征，以政教秩序建构为宗旨，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寻找《书》学定位与书教大义。《约义》以“一体二用”的方法论意识来建构哲学谱系，并从纲目、名数、本迹、体用等方面论证九畴次序的逻辑结构与义理内涵，强调皇极畴与余畴、前四畴与后四畴之间的相应关系，进而彰显其《洪范》皇极论的整体体系。《约义》的解经方法与内涵建立在对历代《洪范》注解的评述基础上，贯穿着对中西文明会通的思考与批判，为《洪范》诠释乃至整个传统经学研究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尽性之书 一体二用 皇极王道

《洪范约义》是马一浮《书》教思考的独特成果，与《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共同构成了《复性书院讲录》的主体内容，这是“以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眼光重新阐释传统的六艺之学”。①马一浮六艺论作为本体诠释与经典诠释的合一，是以性德为中心、根源的本体工夫论视域下的文化哲学②。这与先秦六艺的原貌是有很大差异的，是建立在马氏综合理学、心学与佛学，涵容中西印的不同学问基础上的。在六艺论的整体视域下，充分挖掘马一浮《书》教义理的深刻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洪范》在现代视域下的经学诠释与义理新解，并进一步推动当下政教文明的反思与建构。

一、《书》学定位与《洪范约义》缘起

《洪范约义》是马一浮经典诠释与义理体系建构的思想结晶，是建立在现代学术视域下对传统经典的价值重估。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厘清：其一，《书》教与马一浮六艺论的关系；其二，《书》教何以聚焦或归依于《洪范》学?这两个问题与马一浮六艺之学的整体体系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马一浮在《群经大义总说》一节论证《书》教的根本内涵，对于《书》教有清晰的定位。通过判教与分科之辨、玄言与实理之别，历览经典诠释中的《书》学定位，如“《书》者，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书》言是其事也”(《荀子·儒效》)，“《书》以道事”(《庄子·天下》)，“疏通知远，《书》教也”(《礼记·经解》)，“《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繁露·玉杯》)，“《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汉书·艺文志》)(1)，他认为历代论《书》均围绕着政事活动而展开，强调《书》教是通过对政事活动的记录来彰显教化的功能，是作为圆大之实理而呈显的。

就马一浮六艺论与《书》教的关系而言，可以本迹、隐显、总别、统类来概括。马一浮借助荀子所言统类，认为“统是总相，类是别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举总以该别，由别以见总，知总别之不异者，乃可与言条理矣。”(2)总相与别相即不离不异，构成了其统类观的方法论意识。马一浮以六艺论之整体为本为隐为总为统，涵摄中西古今一切学问，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总体与价值信念的源泉。《书》教作为六艺论所涵容的一部分，是以迹以显以别以类的形式而存在的，《书》教承载了作为性理之体的政治教化面向，“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3)当然，根据“总别不二，方名为通”的原则，马一浮所强调的实际上是通学，《书》教本身也贯通了六艺之学的全体。马一浮关于六艺的整体说法有“六艺之学”“六艺之文”“六艺之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要”“六艺之旨”等多种说法。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六艺论的原始经典诠释为中心的，以“六艺之学”或“六艺之文”为代表；一类是就六艺论所承载的性命之理与义理本原来讲，以“六艺之道”或“六艺之本”为代表，此之谓性德。笔者所以指出马一浮关于六艺论的两类划分方式，意在强调《书》教作为六艺之学的有机构成，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对于原始经典的诠释与义理展开之殊相，而更是指向根本的性命之理与义理的本原之总相。

作为贯通六艺之学全体的《书》教，以“总别不二”的原则构成了其由迹显本、即用言体、体用不二的根本致思之路。马一浮视《论语》为涵盖六艺论全体的文本，强调《尚书》精义贯通于《论语·为政》中，由此呈显儒学政教秩序建构的根本原则与宗旨。“自来说《尚书》大义，未有精于此者。今观《论语》记孔子论政之言，以德为主，则于本迹之说可以无疑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一也。有以得其用心，则施于有政，迹虽不同，不害其本一也。后世言政事者，每规规于制度文为之末，舍本而言迹，非孔子《书》教之旨矣。《论语》‘为政以德’一章，是《书》教要义。德是政之本，政是德之迹。”(4)他强调儒学传统的德政理想与《书》教宗旨的根本一致性，并以此自觉意识贯通《洪范约义》全篇之中。

从《书》教视野来探究马一浮六艺论体系的内部结构，重点在于《书》教如何能够贯通六艺论的整体体系?以《书》与《礼》的关联而言，马一浮强调“当知《书》教之旨，即是立于礼。”《书》教强调“为政以德”，侧重于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与合理性，其源头即在于礼教的根源价值规范与追求。“学者渐濡于《书》教之久，必能有见于此，而后知‘立于礼’之言与《书》教相通也。”马一浮强调《书》教之旨需要学者沉潜反复才能有所得，这就意味着两者的共通性并非轻易可得，本然的相通有待于工夫修养的积累才能予以现实化。

儒学传统的德政理想向来以王道著称，马一浮认为“王道即皇极之所行”(5)，并以内圣外王之道来分别简释六艺，他认为：

更以六艺分释，则《诗》是内圣，《书》是外王；《乐》是内圣，《礼》是外王；《易》是内圣，《春秋》是外王。《诗》既摄《书》，《礼》亦摄《乐》。合《礼》与《乐》是《易》，合《诗》与《书》是《春秋》。又《春秋》为礼义大宗，《春秋》即《礼》也；《诗》以“动天地、感鬼神”，《诗》即《易》也。交相融摄，不离一心，塞于天地，亘乎古今。易言之，则《诗》之所至，《书》亦至焉；《书》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易》亦至焉；《易》之所至，《春秋》亦至焉。五至之相，亦即六艺之所由兴也。五至始于志，故六艺莫先于《诗》。言《礼》《乐》而不及《书》者，明原以知委，举本以该迹。言《诗》而《书》在其中，言《礼》《乐》而《易》与《春秋》在其中也。

就内圣外王的体系来讲，《诗》为内圣《书》为外王，《乐》为内圣《礼》为外王，《易》为内圣《春秋》为外王，六艺论内部由此构成了三对一体关系。其后又以《易》与《春秋》二者统而言之，强调与其他经典的互摄(6)。他以“五至”来讲六艺的紧密关联，以“明原以知委，举本以该迹”概括六艺论体系形态的本迹体用合一。在这一交相融摄的圆融体系下，《书》教构成了由迹显体、由具体的政治实践与理论指向根本的义理价值根源的独特面向。

那么以言政事、载王道为宗旨的《尚书》学，如何在马氏这里归约为《洪范》学的诠释与义理建构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统类总别的方法论意识贯穿始终。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尚书》诠释史上《洪范》“最为难明”，汉宋诠释各有所偏，“约义”之名的缘由，在于《洪范》“事义闳阔，广说难尽。今所述者，特取简要而易明”。二既往诠释对于《洪范》宗旨未能有清晰精准的把握，《洪范》实为“尽性之书”，以修德行仁的舜禹之道为旨归，是彰显六艺论王道政治理论体系的最佳文本。三则《洪范》九畴次序分明、结构完整，恰可与马氏的六艺论相配，“六艺之所由兴，即皇极之所由建也”。如果从六艺论的整体视野来观照，我们可以看出马一浮《洪范约义》之作的根本意图在于融摄六艺于《书》教之中，即《书》教大义而彰显六艺论的根本价值义理。六艺论体系下的《书》教宏旨的凸显何以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九畴与六艺之道相关联的论证中。

二、《洪范》九畴与六艺之道

《洪范约义》作为马一浮《书》教之作，体现了其丰富的政治关怀与哲学思考。从结构上来说，《约义》分为序说、序分、总叙九畴以及别释九畴等小节，序说与序分论衡《洪范》诠释史上的经典之作，批判灾异之说与象数诠解方法，赞赏义理解经，同时对《洪范》为尽性之书的宗旨、内涵与结构有了清晰厘定。马一浮强调“神道设教”的根底在于教化而非神秘玄学，这彰显出其理解经典的根本思路。“以教摄政，为政以德，是《六艺》王道政治的整体形态与总原则”(7)，以德为本、以教为法的根本原则贯穿于洪范九畴的诠释之中。《洪范约义》由此构成了马一浮理解《洪范》学的支撑文献与具体思路架构，而其最终落脚点即在于王道政治理论的呈显与体证。

总叙与别释是按照《洪范》固有文本展开的，构成了《约义》的主体内容。而在《约义》的首尾，马一浮既交代了《约义》所作的缘由(如前所述)，又在释读全篇后以“六艺会通”的态度将《洪范》九畴与六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宏观建构与梳理。他认为“《洪范》九畴亦可总摄六艺”(8)，《洪范》的根本性质在于“性分内事”与政教秩序建构的内在连续与有机关联。马一浮以“大法”释“洪范”，认为至大无外的“轨持”之则是其内涵，而九畴名目本身作为彝伦，便是对于常理常道的一种概括与分释。

就九畴与六艺之间的具体关联而言，马一浮认为皇极统摄八畴，正如性德统摄六艺一般。其中，五行畴与《易》，五事畴、八政畴与《礼》，五纪畴与《易》《乐》，三德畴与《诗》《乐》，稽疑畴与《礼》《乐》，庶征畴与《易》，福极畴与《春秋》都有相互印证、互摄相融的关系。“皇极总摄六艺之归一于性德”强调性德的本源性与整体性，《洪范》诸畴与六艺之间的互摄关系最终融归于性德之本体。皇极之大用体现在相应的六艺流行感化之中，如《诗》《乐》的移风易俗，《礼》《乐》的通感民心，《易》的阴阳一体、阐幽显微以及《春秋》的善善恶恶，这是强调皇极之用在六艺之实践与流行之中得以贯穿体现，由此亦可见《书》教大义本身也是贯穿六艺的其他面向之中的。建皇极事实上即是兴六艺，二者在呈现性德本体之全体大用上具有根本一致性：

如五行出于阴阳，则摄《易》。五事贯于行履，则摄《礼》。八政统于制度，亦是摄《礼》。五纪治历明时，则摄《易》。历必应乎律数，则摄《乐》。三德、刚柔合德，见《诗》《乐》之化神也。稽疑、会异归同，见《礼》《乐》之用一也。庶征，则《易》吉凶失得之几也。福极，则《春秋》治乱之符也。而皇极总摄六艺之归一于性德。敬用，则礼之本。农用，则礼之施。协用，则乐之效。用，则《诗》《乐》之移风易俗也。明用，则《礼》《乐》之节民心和民声也。念用，则《易》之微显阐幽也。向、威，则《春秋》之善善恶恶也。是八者，莫非皇极之大用。六艺之所由兴，即皇极之所由建也。(9)

在《洪范》九畴之中，马一浮极度强调皇极畴的根源地位，明确讲六艺之道即建用皇极，认为性道教、德政法之间是一体贯穿、普遍同一的。马一浮的六艺政治观即是王道政治观，其主旨为“建皇极，行王道”(10)。他从存在之理与道德之本然的双重角度诠释皇极之极，认为极有“至德之号”“理之极至”“实理”“所建所证”“性德”“所尽之性”等诸多含义。可见皇极之体相当于性德之本。而在性道教与德政法的一体关联中，政教秩序的建构以六艺之道也即皇极之体为根据。否则即是私智穿凿、习染沾污、欺罔民众、威压百姓，这就背离六艺之道与皇极之体，造成人伦秩序混乱、政治治理失和：

六艺之道，亦建用皇极而已矣。离极而言用，是离性而言道，则其所谓道者，私智之凿也。舍道而言教，则其所谓教者，习染之污也。舍德而言政，则其所谓政者，罔民之事也。舍道而言法，则其所谓法者，厉民之具也。此其为用乃无一而当矣。是知弃先圣之言而从夷狄之制者，必其违乎六艺，倍乎皇极而失其本心者也。学者明乎此，则体用、隐显，本末、内外，无乎不该，亦可以知所择矣。郑氏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篇而众篇明。”然后知《洪范》为尽性之书，六艺皆尽性之教。是乃谛实之理，决非影响之谈。道不远人，行之由己，证之唯性。慎勿以言说知解当之，上负先圣，下负己灵也。(11)

马一浮关于《洪范》的根本定位在“尽性之书”，九畴次序构成其中的不同环节与阶段，这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洪范》展开道德化的系统诠释”(12)。他又讲“六艺皆尽性之教”“六经总为德教”，意味着九畴次序由之构成六艺尽性之教的根本途径。具体而言，他以《中庸》的尽性说贯穿九畴，以五行为尽物之性，五事为尽己之性，八政为尽人之性，五纪为尽天地之性，皇极为尽性之极则，三德为尽人之性，稽疑为尽人物之性，庶征为尽己之性以尽天地之性，福极为尽人之性以尽己之性。以尽性统摄诸畴，使九畴次序从政治治理的不同规则、途径转向修身养德的心性工夫体系，并构成政教秩序建构所依循的根本法则，这可以说是马一浮《洪范约义》经典诠释的绝大发明。而从尽性的根本法则、实践主体与最终的理想境界等层面而言，诸畴之间构成了相互涵摄的整体性关联结构。

马一浮强调《洪范》九畴与六艺之道之间的根源一致与具体关联，意在从性德流行的角度对《洪范》畴序予以逻辑诠解与意义重构。就性德之本与皇极之体的根本一致而言，以尽性之学贯通九畴次序实即以皇极畴统摄其余诸畴，皇极由此从诸畴之中数的形式位置上升为诸畴之本的本体地位，这是《约义》的根本问题意识。而论证畴序的具体展开，主要体现在其尽性之纲与九畴之目、皇极畴与余畴之间关联的重新诠释与体系化思考之中。

三、《洪范约义》哲学谱系建构

马一浮解经有自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即摒弃灾异象数思维，崇尚义理解经，这在其《洪范约义》中有突出体现。他中对九畴性质及其次序有了重估与界定，并以独特方式贯穿全篇，从宗旨、纲目与体用、政教秩序建构等层面实现了哲学谱系的重构与价值重估。

就《洪范》的宗旨而言，马一浮认为“天地人物一性为《洪范》要旨”(13)，“《洪范》要旨，在明天地人物本是一性”，这就从治国理政的法则上升到天地人物的本性层面，由具体的政教实践活动突破到天人维度的形而上学，体现出其哲学的识度与义理的深奥。这与其“贵德不贵力，乃《书》教要义”“《书》教之旨，以德为本明矣”“《论语》‘为政以德’一章，是《书》教要义”等《书》教大义的论说是一以贯之的。

既往的《洪范》诠释史中，基本上以《洪范》为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治国理政之经典文献。也有现代学者认为《洪范》是“中国古代的‘启示录’”(14)，堪称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或以其立义“不以一国、一朝、一代的治理大法为然，其所关注者，应该是与天人关系相对应的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建立和运行”(15)，或称马一浮解《洪范》更多的是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16)。本文认为《洪范》所指向的是一种价值形而上学，其在德政关系、性修不二等层面均有不刊之论，从治国理政到道德修身最终指向的是超道德的形而上学层面，也即其所反复申发的“天地人物一性”之旨。这不仅是对传统诠释的继承与发扬，更构成了中国传统《洪范》学诠释视域的突破与扩展。而其宗旨的确立，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洪范》文献学意义上的九畴来源，马一浮以《洪范》得自圣人相传之道，强调其非关洛出书，而是舜禹相授之经典，“由神秘的天启文献转变为圣圣传授的根本大法”，这是其“准之以义理，不关考证”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诠释和定位。

就纲目角度来讲，也即是《洪范》之篇与九畴之目、九畴各目间的关系问题。《洪范》整篇以尽性之书为宗旨，事实上即是以尽性为纲，尽性之说贯穿九畴含义与相互关联的脉络之中，而九畴之目的相互关联、互相涵摄构成了对于尽性之书的分释与陈列。因此马一浮认为“欲明《洪范》之义，须先明‘皇极’之旨”，确定皇极畴在九畴中的根源性地位，具体可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展开。

首先，需要对皇极本身的含义再加梳理。马一浮将皇极释为三层含义，层层递进。一，以皇为君，以至德为极，“皇者，大君之称。极则至德之号。大君之立，必有至德，故曰‘皇建其有极’也。”(17)这是吸纳汉宋诠释，对汉代大中说与宋代君则说两者间的综合吸收。二，明确以君道释皇极，“自天德言之，则曰太极。自君道言之，则曰皇极。自圣功言之，则曰人极。”(18)这是在三极并立的逻辑结构中给予皇极政治哲学的定位。与太极纯粹表理相对，皇极本身是即体明用，是能建之皇与所建之极、证者与所证的合一。三，对前述二者的进一步提升与推进，不从位言，以尽性说来纵贯理解，皇极是尽性之人能行尽性之事。“皇者，即是尽性之人。极者，即是所尽之性。人法合举，故曰皇极。”“皇极，则是表此实理之在人者。极即是实理，与太极之义全同。但加皇字，则是指证此实理之人，故与《易》言太极。”(19)这是从实践主体的普遍化与实践法则的超越化两方面来诠释皇极，构成了马一浮皇极观的终极定位。

其次，名数关系。从性质上来讲，马一浮以名与数来概括皇极畴与余畴，认为皇极是无名之名，其余八畴是数。就总叙而言，马一浮认为余畴都是以数相称，只有皇极畴不能称数。“诸门皆用带数释，唯皇极不可以数言”，原因在于皇极即尽己之性，“皇极不言数者，尽己之性，万物备焉，神应无方，用之不竭，更不丽于数也。佛氏曰‘法身无为，不堕诸数’为近之。极是无名之名，名之不可，何有于数?有名斯有数也。”(20)马一浮是从尽己之性的本质特征来讲的，尽己之性才能与万物备，才能有神妙莫测用之不竭的功用，这是不附着于数、不与数相涉而诸数的现实化都潜存其间的。在名数关系中，有名斯有数强调的是名的先在性与生成的根源性。他解读佛家的“不堕诸数”，“犹‘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意。如牟尼宝珠，五方异色，‘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尧德荡荡，民无能名，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皆不堕诸数也”(21)，认为皇极畴所彰显的就是圣王之德与学的广大深远，其德其学不受具体器物或分位的限制，具有神妙莫测的作用。

皇极之极是无名之名，是一种不得已的名，同时也是根源性的总名。马一浮以皇极为“心德之总名，尽性之极则”，统摄其余带数之畴。从形式或功能上来讲，他又以生数、中数与成数来分释九畴。“自一至四是生数，自六至九是成数”。前四畴为生数为始，皇极畴为本为中数，后四畴为成数为终：

《洪范》之序，皇极寄位于五，以五为天地之中数，前四与后四相望，亦有精粗微显之别，皇极是其本，八者皆是其迹。人之生也，莫不秉五行之气，具五事之用，措于民为八政，协于天为五纪，建用之道，行乎其中，此其显者也。若夫三德望八政，则其相益深细，稽疑、庶征、福极望五行、五事、五纪亦准此。虽同为建用，同在迹门，此是其微者也。(22)

从名数关系到本迹之辨，构成了马一浮对九畴关系的进一步厘清。他以皇极为本，余畴为用。作为生数的前四畴是建极之道的呈显，作为成数的后四畴则是贯穿于建极之道中而对前四畴的一种隐微现实化。八畴共同构成了皇极之建的发用流行，均是皇极之本的外在迹象。马一浮以始终论余畴，以隐显精粗同为皇极之迹，其本则在于皇极之建，这就进一步构成了他从体用关系来理解皇极畴与余畴关系的前提。

再次，体用关系，这是从本原与功用的角度来讲。马一浮以皇极总摄诸畴，认为其余诸畴以“用”称名，都构成了皇极之体的功用。他强调体用之间的相即不离，体不可离而用不可废，侧重于摄用归体，“离体无以成用，即用而不离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皇极亦言用也”(23)，皇极之体亦可言用则是强调体的至实不虚、湛然简易，侧重于从体起用。马一浮重视皇极畴与余畴之间的贯通性，认为“凡言用者，皆自己出为一心之大用，举而措之，非有假于外”，这从根本上强调体的本源性地位，诸畴之用并不外在于皇极之性德，无论隐显精粗都是本体之大用。在释“皇建其有极”中，马一浮强调性修不二，性德流行即在修德不已之中，“建是修德，极是性德，虽圣人不能执性废修，必因修以显性”(24)。建极即成性，“建有成义，如《易》言‘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成性即建极也。立德亦曰成德，立身亦曰成身，皆建义。建是体，立、成是用、行。”(25)而立德成德、立身成身则是成性建极的实践层面，是其余诸畴的具体落实，立、成与建同义却仍为建所摄，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最后，再就洪范九畴之间的关联略加陈述。陈来按照逻辑次序重构九畴关系，将之分为制度与规范层面，以五行、五纪、五福、八政、稽疑为关于社会生活的自然和制度方面，以五事、庶征、三德、皇极为规范系统。(26)九畴共同构成了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障。从《约义》的相关论述出发，可以“一体二用”概括马一浮贯通全篇的自觉思维方式。马一浮以皇极为体，是超越其余八畴之上的根本性价值范畴。二用相依而生，义分两层，其一，前四畴与后四畴分为生数与成数相对而立。其二，前四畴与后四畴之间两两相对，此处以五事与庶征、八政与三德为例。就五事与庶征而言(27)，“在《洪范》则五事门之五功德相，致中和也。庶征门之休征，即位、育也。以后望前，则五事是因大，庶征是果大。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但据因而言，明自性所具功德之相而已足，不须简过。克果而言，则有休咎二趣差别。推其由致，系乎一念所感。敬胜则为休征。怠胜则为咎征”(28)。马一浮以五事为心，庶征为气，二者之间此感彼应，五事与庶征之间构成了因果先后、本迹体用之紧密关联。他批判汉儒强拉五行配庶征为执滞，不能通晓庶征休咎之别在五事之性修而非五行之客境。就八政与三德而言，“以本迹相望说，八门望皇极，则皇极是本，八者是迹。以前后相望说，则八政是迹，而三德又是其本。故曰‘为政以德’，即是从本垂迹，由迹显本。离本无以为迹，离德无以为政。”(29)这是从德政关系将三德统摄八政，为政以德即是从本垂迹与由迹显本的有机统一，同时亦可看出洪范九畴之间一体二用模式的一以贯之。

四、结语

马一浮非常自负《洪范约义》之作，“今幸得从容毕事，便从此辍讲，亦不空 过”(30)。他 考究政治古义，在中西古今之变中贞定自身的价值理想。在诠释福极畴时，他突破一国一家的政治治理局限，强调整个人类秩序的理想国度，“福即是德，极即是恶。……今之具六极者，侵略国与阴谋家是也。以其唯恶而无德，故不明《洪范》向威二用之旨，世界众生永无宁日。质而言之，盖彼之所向者是恶，而所恶者是德，恰成颠倒 也。”(31)这 既是他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批判反思，也是在新时代下对于传统经典义旨的发挥与新诠。

总体而言，马一浮《洪范约义》是其六艺圆融视角下的经学注解与诠释之作，且更多地是哲学建构而非哲学史梳理，建构大于诠释，寓作于述而作大于述。马一浮强调《洪范》为尽性之书，反复申说“天地人物一性”之旨，并从尽性的体系化视角将《洪范》九畴予以有机关联与整体重构。这既是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对于传统经典的再诠释与新创造，也体现出其在文明比较视域下对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关怀的价值追求，是其淑世情怀、经学诠释与哲学建构的一体。

注释
① 宋志明：《〈复性书院讲录〉述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许宁：《六艺圆融：马一浮文化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45页；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4-114页。
(1)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127页。
(2)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127页。
(3)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69页。
(4)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139页。
(5)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3页。
(6)“互摄”概念是马一浮借助华严思想来观照儒学六艺思想的逻辑形态与架构。参见刘乐恒：《马一浮六艺论新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4-226页。
(7)罗义俊：《“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学古典名言的政治观(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34页。
(9)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34页。
(10)罗义俊：《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1)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35页。
(12)朱晓鹏：《论〈洪范〉的古典德性政治学原理及其体系建构》，《学术界》2021年第4期。
(13)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97页。
(1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华书局，2012年，第49页。
(15)刘梦溪：《〈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文史哲》2022年第2期。
(16)于文博：《“为政以德”的道德化诠释——马一浮〈洪范约义〉中的德政关系及意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7)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71页。
(18)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71页。
(19)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5页。
(20)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72页。
(21)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275页。
(22)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6页。
(23)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1页。
(24)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2页。
(25)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05页。
(2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20-225页。
(27)五事畴在感应论思维中与八政畴有紧密关联，这一点在丁四新的研究中亦有明确论证。详可参见丁四新：《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49-150页。
(28)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21页。
(29)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10页。
(30)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446页。
(31)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337-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