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文明复兴时代的新政治观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2-11-0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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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文明复兴时代的新政治观

    作者: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原载:《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1月5日

    来源:作者惠赐 儒家网

    

    新政治观之“新”,可有多个维度。今人习惯于向前看,前外看。这是完全必要而重要的。笔者补充一个维度,也许有点奇怪的维度:文化回归。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时代之新政治,必伴随中国文化之重建;理想的未来中国之新政制,当为中国文明之新政制。

    

    自十九世纪末,中国进入现代立国(nation-statebuilding)期,积极参与此一历史性过程的文化与政治主体,首先是敏感的儒家士大夫,随后是接受西式教育之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现代国家之诸制度及其理念、理论。不幸的是,迅速走向极端,走上忽视、乃至全盘摧毁中国固有文明,而以外来蓝图重建现代新世界之歧途。由此导致政体与文明、法律与生活之间的脱节,乃至对立。集中计划体制及与之匹配的种种文化、社会、政治安排,在这方面登峰造极。此为中国转型已逾百年,而依然不能建立稳定的现代秩序之根源所在。

    

    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情况已发生极大变化:中国文明开始回归。完全可以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良性变化,不论是经济领域的私人产权保护与市场制度,社会领域中的自治,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乃至于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理念之确立与制度上的变革,都是中国文明复归之结果。因为,所有这些价值和制度,都是中国固有之传统,而所有这些变化之开端都是民众突破集中计划体制之制度,以自发回归传统制度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对此予以认可。过去三十多年之良性政治,差不多都是这种认可的政治。

    

    此即时贤探寻千百度之“新政治”,它就在这儿。此一新政治之本质是:权力向文明妥协、法律向生活让步。由此而有政府权力向民众权利和利益之妥协,而有了真正的“政治”,也即多元主体通过论辩和博弈就公共问题作出决策的过程,诸多制度变革就是以此展开的。

    

    只是,过去三十多年,这样的新政治一直处于不自觉状态,因而新、旧政治混杂,精神与社会秩序趋向溃散,制度难题不能获得有效解决,而形成目前令所有人焦虑之局面。今日所当为者,就是树立此一新政治之自觉。今日之新政治观应当本乎过去三十多年新政治之基本精神,而自觉地扩充丰富之,以最终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转型。

    

 

    政治的文明自觉

    

     

    这一新政治观须以政治的文明自觉为前提:

    第一,中国文明复兴之自觉意识。

   

    中国是一个超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且至少在五千年漫长历史中,保持了连续性。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繁荣、扩展、强大的力量,正在于帝舜“诞敷文德”、孔子所说“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德”,也即文明。这个文明的政治共同体以仁义礼智信之价值为本,以共和为制,以天下主义为世界想象,而成就人类政治上一大奇迹。

    

    自十九世纪末,先贤在救亡图存压力下,为“保国”、“保种”而忘记“保教”,甚至主动摧毁中国固有文化。至今日,中国虽有经济之腾飞,国力之强盛,而中国人之价值、生活方式和政治形态,皆出现严重断裂。

    

    事实证明,无视、敌视中国文化之现代化,不足以建立起稳定现代秩序。三十年变革已证明,回归中国文明就是现代化,也是建立稳定现代秩序的唯一正道。今日社会各界当断然抛弃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结,自觉致力于复兴中国文明。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这也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政治事务。

    

    那么反过来说,今日中国之政治应当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政治参与之主体,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商界精英,思想与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都应当意识到,解决今日中国所存在之问题,所需要者不仅是制度变革,还有中国式现代价值之构建,中国式现代生活方式之构建。凡此种种,可为市场形成健全秩序、社会自我治理与政治之良性变革构筑坚实基础,更关乎中国人身心性命之安顿,以及中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之自信的养成。这些共同构成中国文明之复兴。

    

    故此,当下中国之新政治,须以中国文明之复兴为鹄的,起码不妨碍社会自发复归中国文明之努力。这样的政治才是顺天应人之政治,才是具有历史意义、从而值得政治家们为之献身的价值。

    

    第二,中国政治主体性之自觉意识。

    

    基于此一文明复兴之政治自觉,当创制立法之时,应立定中国主体性,会通古今中外之优良制度,而服务于中国文明之复兴这个大目标。

   

    中国目前问题重重,需要广泛的制度变革,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然而,如何变革?人们马上想到,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毕竟,西方建立现代制度已有两三百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证明很多制度之有效性,中国当然有必要学习之。但是,西方制度自由其文化脉络,故中国不可能照抄其“形”。中国人只能精研其“义”,运用于中国文明脉络中,构建中国式制度。于是,理解中国文明,就成为有效地学习西方之前提。

    

    也就是说,哪怕是学习西方之创制立法,也首先需要确立中国文明之政治主体性。中国应当立足于自身文明,参酌古今中外之经验,探索、构造中国的现代政制形态。这方面,中国人也确实积累了很多经验。为追求优良治理,中国圣贤进行了艰苦卓越之努力,尝试了很多制度,其中许多制度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晚清至二十世纪上半期建立现代国家的种种经验,同样值得认真学习。

    

    新政治观

   

    基于中国文明之政治经验,本乎普适的优良治理之道,可初步确定,当下中国之新政治观须立足于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仁本之政治价值观。

    

    政治需要价值:

    

    政治价值可以指引权力,让权力不至于堕落为个人或者集团追求或维持利益的工具,而保持公共性,即致力于国民之尊严、幸福与国家之文明、强大。

    

    政治价值约束政治活动主体,让他们具有底线性质的政治伦理,而不至于野蛮化。

    

    政治价值也规范政治的游戏过程,让政治活动主体,不论其在朝在野,持有何种政治立场,都分享同一个文明的生活,因而拥有可沟通的话语体系,愿意在同一个舞台上游戏。这种预期乃是政治保持在文明状态的关键。

    

    不幸的是,当代中国之政治恰恰缺乏这一核心价值。政治领域之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现象,皆与此有关:

    

    当下中国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官员缺乏政治和行政伦理。政治信仰丧失,而又没有一般性信仰补充。于是,官员们很容易成为物质拜物教信徒。这样官员会以一种末世心态疯狂贪腐。这样的官员也会丢弃政治责任,比如家属全部移民。这样的官员会形成错误的政绩观和官民观,为自己的政绩牺牲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

    

    在当下中国,官民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存在严重隔阂;即便民间社会中不同观念、政治派系之间,也存在严重隔阂,双方彼此把对方视为敌人,因此而发生大学教授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打人的丑剧。出现这种隔阂、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缺乏价值共识,因为,当代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价值。于是,政治上的立场被尖锐化,而没有任何缓冲机制。

   

    必须重建政治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只需一个字:“仁”,以此价值为本构建现代制度支撑之“仁政”。

    

    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之政治理想就是仁政。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再完整的礼乐也不可能带来优良秩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然而,何谓仁政?今人多有误解。

    

    正确理解仁政的关键在于明白“仁”的含义。孔子对仁有很多论述,最为经典者见《中庸》:“仁者,人也”。汉儒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偶者,对偶。“人偶”,就是视对方为与己相同之人。“相人偶”人们相互把对方视为与己相同之人。这种情感就是“以人意相存问”,也即人们以待人之道相互对待。对方是一个与我相同的完整的人,我必须按照对待一个人的方式对待他,而不能把对方看得低我一等,或者看成物,看成我实现自己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仁乃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最基础原则,它涵容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

   

    仁理当成为政治之最高价值,中国之理想政治就是仁本的政治,这也是中国唯一可能的政治。仁之精神应当灌注于每个权力部门,每个政治活动的参与主体,从政治家到官员到普通民众;仁之原则应当支配宪法及所有法律,应当支配政治之全过程。

    

    仁本可重塑国家精神。当今中国之国家精神乃是物质主义,在政府表现为增长主义,在民众表现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把人当成物,否认心灵,所以中国人虽然富裕,却并未得到幸福;物质主义否认文化,所以中国虽然强盛,在国际上却未得到足够尊重。物质主义指引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仁本则是反物质主义的,它以人为本,且承认人是一切事务的主体,也是其唯一目的。仁本的人民是刚健的,仁本的国家是中正的。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政治伦理。当今中国严重匮乏政治家。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智、仁、勇三达德,而仁为大本大源。仁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人溺己溺之情,不忍看到民众遭受不便、痛苦,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仁心的政治家也会采取种种措施为民谋利,为此,他们必具有“从众”的政治智慧,即《中庸》所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这样的人物有价值,有理想,因而也能沉着、坚韧而勇敢地为理想而努力。这就是见“义”而为之“勇”。八十年代改革之所以有所推进,就是因为上上下下都有这样一批政治家。今日中国亦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行政伦理。仁要求人们相互尊重:民众固然需要尊重官员,官员更需要尊重民众,官员必须把民众当成人来对待。民众与官员在人格上平等的,仅分工有所不同而已。民众不是官员可随意拨拉的物,不是官员用于实现自己政绩的资源,更不是政府的敌人。

    

    仁本可重建政治上的价值共识。仁内涵着包容、宽容,仁可为中国政治注入包容、宽容之精神。仁本可为政治过程提供一个价值共识,这样的共识可柔化政治上可能的对立与冲突。政治主体如果普遍地以仁为本,就会尊重其他人,包括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甚至立场对立的人,节制自己的情感,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第二、共和之治理观。

    

    仁本的政治价值观塑造“仁政”。仁政就是把人当成目的的政治,仁政就是自由人的平等的政治,它所塑造的人际“和而不同”的状态,是共同体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千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都在追求仁之政治,当代中国理应继承这一传统。

   

    仁政是一种公共性政治。仁政以民众幸福和国家繁荣为唯一目的,仁政是公共的,也因此,仁政的过程也是一定是公共的。也就是说,仁政必然容许民众广泛地参与政治过程。仁政不允许任何人为了私人利益占有和使用权力。

    

    因此,仁政之唯一正当的实现形态就是共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亦非某一集团之天下。共和者,共同体全体成员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治理。基于共和的治理观,人人皆有权参与治理,而治理也应当致力于维护和增进全体成员之福利。

    

    共和之文化基础是人各治其身,此即《大学》“八目”所说的“修身”。人皆有仁,然而可能被物欲遮蔽,而视他人为物,相互伤害。仁内在地要求“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就是克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养成“敬”的精神状态。这是社会秩序之基础。

  

    由此,亦可以养成君子。共和意味着人人皆可参与治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参与治理之自觉。同时,治理活动也是需要发起、组织、管理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由此,君子对于治理之展开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君子具有知识,德行,更为重要的是,“君子喻于义”。所以,君子愿意参与治理,并可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四千年文明史证明,社会中若没有一群君子,就不可能有治理,更不可能有优良治理。当代中国社会秩序之令人失望,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没有成为君子,甚至普遍缺乏成为君子的意识。

    

    共和之制度基础是国民之自治。人人有资格参与治理,则自治就是共和的自然起点。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和国,更是如此。没有自治的任何治理体系都是不稳定的。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致命缺陷就是打断中国源远流长的自治传统,而完全以国家权力统治每个人。结果,国民难以忍受,政府也无法承担其高额成本,而难以为继。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焕发出生机,政府的治理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就是因为部分地恢复了自治。

    

    当下推进新政治,最合适的入手点就是推进自治。从政体角度看,需要推进基层自治:在农村,将村民自治提升至乡镇自治乃至县级自治;在城市,将社区自治提升至街道甚至区自治。与此同时,需要积极地开放社会各个领域的公民自治,比如商人自治、学术自治、劳工自治等等。推进自治,可以扎稳优良治理之基础。

    

    当然,共和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现代宪政制度之要件:法治,也即客观的公正的规则之治;同一个政府内部诸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自治性政府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合理分配;以及民主决策程序。这些是现代社会治理之基本要件。过去十几年间,所有这些领域都已迈开变革的步伐,但都处于变革的中间状态。现在所需要的是积极而审慎地推进。

    

    第三、天下主义之世界秩序观。

    

    风水轮流转。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的领导权经历过非常明显的转移。今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对中国,这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因此,新政治观必须具有世界视野、人类关怀,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回到数千年间中国圣贤构造人间合理秩序之天下主义。

    

    对此观点,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别意淫了。过去五年间,最让人困扰的学术和舆论问题就是,如何评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国内外、体制内外、不同立场的学者、知识分子乃至公众,对此众说纷纭。

    

    平心而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有高速增长,因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大幅度提高,至少已处于坐二望一的位置。这种物质性力量,外部世界最容易感知到,故有“中国威胁论”之流行,有“中-美国”概念之生成。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之关系的时候,却常常进退失据。甚至于面对一些小国,似乎也没有信心。外人的评估与中国的做法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没有发挥出有些国家担心、但也有很多国家期待的世界领导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归咎于内部制度。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最大的制度问题在于,缺乏合理的机制,凝聚精英群体在国家战略问题上的理性共识。不过,除制度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这些年来,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发挥作用,似乎较多地依托经济力量之运用,而在价值问题上完全采取守势。道理很简单:在文明遭遇严重断裂之后,当下中国没有自己的令人信服的价值。没有价值支持,单纯经济力量的运用,很容易引发当事国和第三方的疑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诸多国际重大问题只好采取回避策略,但回避本身又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文化,从技术上说,中国迄今无法拿出一个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任何一个大国,欲承担领导世界之责任,均需一套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借以凝聚全球共识,借以推动世界秩序之改进。中国已被赋予了领导世界之责任,却不能出示这样的想象。其结果,世界秩序处于毫无目标的飘荡过程中,中国自身在全球公共事物决策机制中的权利也无法有效使用,利益没有充分保障。

    

    哪怕只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国际权利和全球利益,中国也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当下中国人必须具有世界政治责任意识。为此,中国必须拿出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这个世界秩序想象只能是天下,中国未来领导世界的原则只能是天下主义。

    

    天下主义的内涵极为丰富,其要点约略为:天下可为一家,各国不同而合,和而不同;担负领导责任的国家应通过“修文德”的方式,合和万邦;当以礼治天下,礼是公正的习惯性规则;不排除武力,但只能为了正义,并遵循规则。如此等等。近些年来,学界从哲学、政治哲学等角度对天下主义已有所研究。现在需要将此理念运用于国家战略中,逐渐探索具体的操作性理念、模式、机制。

    

    天下主义之核心就在于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修其“文德”。此处之文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而是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体文明,包括价值、生活方式、政体安排等等。大国就是靠文明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而享有领导之权威的。

    

    于是,中国能否充实自身的文明,更为具体地说,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就成为中国能否承担自己的世界领导责任之关键。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才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精英群体尤其是政治家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文化,为此,他们必须认同中国文化,并在遭受破坏近百年之后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

    

    新文化观

    

    概括一下上述新政治观:以仁本凝定政治之基本价值,以共和构建内部合理的治理秩序,以天下主义安顿东亚和世界秩序。

    

    新政治观之理念出自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其永久性,也就可以部分地表明其普适性。而略微仔细的分析也完全可以表明,这些理念与今人所说的“普适价值”之间,并无根本冲突。相反,上述理念完全可以包容普世价值,并且更进一步,丰富之,深化之。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包容了普世价值的理念对中国人而言,具有历史文化之正当性,因而具有内在的生命力。

  

    不过,回到现实,难免让人沮丧:上述新理念其实是古老的理念,出自中国文明之最深处。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曾遭遇严重破坏,在今日中国,中国文化之气氛相当淡薄,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及政经精英,认识不到上述理念,甚至根本不愿设想中国文明可孕生如此伟大的理念。因此,立足于中国文明主体性而又对世界保持开放性的新政治观,必须伴之以一个“新文化观”。

    

    这种新文化观实为文化复归观,也即,回向传统。在当下中国,无视传统、反传统乃是主流之现实,则回向传统就是新的。传统遭遇毁灭性破坏之后,回向传统是必要的。推动这个古老的新文化之建设,就是新政治之开端和核心环节。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政府,当致力于恢复中国文化。只有通过回向传统,中国文化才有可能重建,中国人才有可能具有价值,中华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才可能维系,现代制度才有立足之地。

   

    因此,今日欲建设新政治,必须首先重建中国文化。这种建设当然是全方位的,但不外乎两个最为重要的领域:第一,教育。应当在学校建立中国经典诵读、研读体系,以中国之文,化成儿童少年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健全的国民、公民。第二,基层社会之文化重建。各方积极探索儒家价值进入基层社区,在城市化大势下,尤其是进入新兴的城市社区。这些社区目前完全没有核心价值、没有文化,因而没有社会,没有公共生活。儒家价值进入,则可以文化凝聚人心,建设社会。

    

    而这是通往优良治理秩序之唯一正道。中国文明之重要特征就是“文教”,以“文”化成天下。自孔子之后,此“文”就是儒家所守护之“六经”,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就在这些经典中。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证明了,是否接受“文教”,乃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秦建立了皇帝高度集权之制度,大权统于中央,集中于皇帝。然秦制不二世而亡。汉承秦制,汉初儒家有鉴于秦专权而速亡之历史教训,推动汉室进行“第二次立宪”,从“马上打天下”转向“文德治天下”。至汉立国六十多年,终于打破功臣子弟与文法吏垄断权力之格局,容纳儒生,建立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同治理天下之新宪制。

    

    此一新宪制中有很多制度值得今人学习,其中最为重要者乃是以文化建设社会之自治制度。自汉代以来,政府与儒家合作,建立了一个官民合作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以经典诵读、研读为中心,以儒家经典育人。下焉者教导普通人以仁义礼智信之德,忠孝节义之价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成为合格国民;上焉者教导资质出色者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养成君子。这些君子领导社会,化成风俗,并连结民众为相对稳定的文化与社会共同体,以民众自治,维持社会基础型秩序。

    

    此为令中国文明可久可大之“文化的政治”:学术塑造君子,文化塑造人,两者共同支持社会,支持政治。没有文化,没有君子,就没有社会,也就没有优良治理可言。

    

    二十世纪以来,教育与社会、文化与政治断裂:化人之文是外来的。现在必须扭转这种局面,以中国之文化成真正的中国人——但以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天下情怀,这真正的中国人又一定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天下人。

    

    结语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回避只会让世界困惑而混乱。中国必须见“义”勇为,膺其天命。为此,中国人必须自修文德,也即,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群体,应当致力于中国文明之复兴。回到当下,应当从中国文明复兴的高度来看待无法绕开的政治革新,立定文明之主体性,发挥伟大的政治想象力,重建中国文化,设计优良制度。这才是负责任、具有远见的新政治观。 

   

    原载《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1月5日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