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孔学与子曰文献”学术研讨会纪要
来源:“水木哲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十六日庚辰
耶稣2025年7月10日
2025年7月2日至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新孔学与子曰文献”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成功召开。除主办单位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学术机构近40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2篇,发表论文28篇,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分8场报告进行。本次会议由丁四新教授组织,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主要成果是提出了“新孔学”概念。会议围绕“新孔学”及其相关议题展开,聚焦于探讨孔子和原始儒学。会议的核心动机是响应简帛时代中国古典学术的发展变化,以大量出土子曰文献为基础,结合对百余年来相关学术、思想的反思,致力于推进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的重光与重构。本次会议指出,“新孔学”学说的提出不是基于某种主义或理论主张,而是基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变化,特别是基于简帛时代大量子曰文献的出土以及对传世子曰文献的再反思与还原。“新孔学”是进行中的学术和学问,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建设。
一 7月2日上午:开幕致辞与第一、二场报告
会议开幕式及第一、二场报告在7月2日上午进行。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致辞。
陈来先生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注解《论语》的历史。他认为历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前赴后继地将对《论语》的理解和注释汇聚成一股历史文化的洪流,这股洪流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并且,历代主要的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从而构成了浩浩荡荡的孔子文化的景观。中国文化的生命之流就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陈来先生强调孔子高于先秦诸子的崇高地位。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主干主体,而且确实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从最主要的思想意义来讲,孔子和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礼义之邦”的称号,表明了中华文明是一个成熟的、高质量、高层次、高级的道德文明,而这种突出特征正来源于孔子和儒学所具有的道德塑造的力量。陈来先生进一步指出,除了《论语》之外,出土的简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子曰文献,还有一些没有注明“子曰”的文献也是孔子的语录言行,这些文献都值得深入研究。这些情况表明,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学说展开新研究和新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最后,他预祝本次会议成功召开。
唐文明教授在致辞中同样指出,孔子的地位在诸子之上,孔子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枢纽式的人物,“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他认为,与孔子相关文献的出土是我们重新思考孔子的一个新的契机,这是此次会议的历史背景。随后唐文明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发展情况,并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感谢,并预祝大会成功召开。
第一场报告由孙伟研究员、陈畅教授主持,郭沂教授、韩星教授、任蜜林教授作报告。
郭沂教授(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晚年孔子的易本论及其对价值之性学说的重建》的报告。他对子曰文献的基本判断是子曰文献可以分为《论语》类文献8种及杂记类文献9种。《论语》之外的子曰文献中最重要的是今帛本《易传》中的孔子易说。结合孔子易说阐述了孔子思想对人性论的贡献,郭沂认为西周时期人性论有自然人性论与宗教人性论两个源头,到了春秋时期,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宗教人性论开始衰弱,及至春秋晚期,中国人性论形成了价值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峙。孔子的人性论以晚年“学《易》”为界,学易之前孔子的人性论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天道主义人性论以德御性的思路,其代表观点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晚年学《易》之后则重建了传统神道主义的价值之性的学说。此外,郭沂指出孔子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最早明确提出“情”的概念。
韩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作了题为《〈六经〉与孔子学说体系的构建》的报告。他认为,从《论语》《左传》《礼记》《易传》《孟子》《荀子》《孔子家语》等,以及其他子曰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来看,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的观点可以得到证明。他指出,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是孔子学说体系形成的基本经典基础。在春秋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以《六经》为基础,从道统、学统、政统、教统、文统几个层面建构其学说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道集大成、垂宪万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当今重提“新孔学”,还是应该接着现代“新孔学”“新儒学”继续往前走,注意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回归元典,正本清源。第二,与时偕行,返本开新。第三,经以载道,确立主体。第四,多元整合,道集大成。
任蜜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论语〉“性与天道”说新解》的报告。他强调“性与天道”学说是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主要涉及到文章与性、天道以及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其背后之义理颇难索解。通过梳理汉唐及宋明对于“性与天道”说的诠释,任蜜林指出历代对于性与天道的关系的理解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历代多数注解者持此种看法。结合《论语》及其他相关材料,他认为“性与天道”学说处理的实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文章与天道关系密切,天道是文章之形上根据,文章是天道实现之表现。孔子还把天命与每个个体都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了普遍性,并且孔子肯定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的努力上达天命。
第二场报告由王晓洁研究员与孙宝山教授主持,丁四新教授、孙伟研究员、刘增光教授作报告。
丁四新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作了题为《重光与重构中的孔学(新孔学)——简帛时代、子曰文献与原始儒学》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本次会议的“新孔学”概念与梁漱溟的旧“新孔学”无干;同时,“新孔学”之“孔学”取狭义,特指孔子、子思及孔子弟子的学问学说所构成的原始儒学,有别于泛指意义上的“儒学”概念。“新孔学”相对于整个20世纪启蒙学术所塑造的“旧孔学”而言,是顺应简帛时代的不断推进且随着中国古典学术的不断深入和深化而自然出现的新学术观念。他继而指出,“新孔学”概念的提出存在三个背景与条件,其中简帛时代与中国古典学术观念的不断演进是提出“新孔学”的根本背景。当代中国古典学术已进入后“释古时代”,国学运动正在经历提倡研究中国经学和中国古典学的新时期。在此基础上,丁先生认为,“新孔学”研究应当基于中国古典学研究但又超越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运用哲学分析、文化精神分析等方法,重建、重构和重光中国古典文明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要素,应当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走向对中国文明之精神传统的追寻和重建。他不仅回顾了民国时期对子曰文献做减法的具体过程,而且指出,当前应当对子曰文献做加法,即:其一,重视和利用出土子曰文献;其二:重判传世子曰文献。随后,丁先生阐明了“新孔学”和“原始儒学”的关涉范围,指明孔子的精神特质是“新孔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最后,他做出总结:(1)高度重视出土简帛子曰文献及其基础性作用,形成新的子曰文献观,并由此突破以今本《论语》等为限的狭隘子曰文献观;(2)肯定“新孔学”的学术观,并以其为指导重构和重现孔子学说学问及原始儒学的思想内涵,出土子曰佚书所包含的孔子学说学问及孔子经学应当重现与重光;(3)重新厘清孔学、原始儒学的发生、发展和构成,确立孔子作为殷周文明集大成者与儒家文明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双重地位,揭示原始儒学的复杂性、系统性、基础性和深刻性;(4)再发现与重估孔子的精神特质。“新孔学”概念的提出,对于先秦儒学、先秦哲学和早期中国经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孙伟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孔子“仁”“义”“礼”思想发微》的报告。他指出,对于孔子来说,“仁”既是在道德上对于个人的最高要求,也为提升自我修养境界、达至形而上之道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礼乐可以是一个人内心仁的外在表达和呈现,但一个人也恰恰可能通过礼乐的实践而最终实现仁。礼的目的本身是培养和促进人的道德情感的发展和完善,如果舍弃人的真实情感而去追逐礼仪的形式,就本末倒置了。他认为,就“义”的本质而言,它当然是“仁”,仁义之间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义”是一种能够将“仁”具体应用于现实各种境况的能力,最终的结果还是为了实现“仁”。
刘增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让”与儒道分野》的报告。他指出,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老子推崇“谦下”“不争”,孔子主张“礼让”,二者都深受周代礼让传统的影响,儒、道两家都在对周文疲敝的反思中超越了周代的“贵让”传统。从孔子以泰伯之“让”为“至德”,以及老子推崇作为“上善”的“不争之德”来看,中国轴心时期思想突破呈现出继承与批判并存、连续与突破共在的内在复杂性。
二 7月2日下午:第三、四、五场报告
第三场报告由任蜜林教授、刘增光教授主持,翟奎凤教授、黎汉基教授、张志宏研究员作报告。
翟奎凤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典诠释》的报告。他首先指出,早期文献中“自强”具有强迫义与主动义的分别,其次考察了“自强不息”一词出现的典籍以及东汉时期对于“自强不息”的征引,最后将东汉至隋唐时期“自强不息”的诠释概括为三重内涵:第一,敬业勤政的政治美德;第二,好学修善的修身美德;第三,创业进取的奋斗美德。
黎汉基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作了题为《君子与孔子:重思〈穀梁〉的观点》的报告。他反对廖平以孔子为《穀梁》作者的主张,认为孔子在传中作为《春秋》作者的身份并不明显。他又指出,认为孔子是写作《春秋》的唯一作者,甚至相信它是“为汉制法”“为后王立法”,这是后世儒者崇圣心态的表现,以此服务其所笃信的政治信念。黎教授强调与其从人、意图、学派展开论说,不如减少这些可疑的东西而专注于经传本身的解读。
张志宏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论孔子礼学差等实践中的平等理念》的报告。他指出,孔子的“礼”与“位”概念联系密切,“礼”所要限制的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具体“位”上的社会成员。孔子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并因此使个体拥有平等的人格。他认为,孔子虽然没有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但提出了建立在人性观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并且正是这种平等意识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在孔子的思想中,从精神发展的潜质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社会的差等格局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而设计的。
第四场报告由郭晓丽教授主持,孙宝山教授、陈畅教授、张培高教授、张锦枝副研究员作报告。
孙宝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作了题为《论王阳明的四书诠释》的报告。他指出,阳明对四书各部经典都有独到的诠释,体现了鲜明的心学特点。他认为阳明的四书学诠释有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等方法,并讲述了阳明的诠释方法在诠释内容的表现,如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通过以理释礼而将《论语》博文与约礼归为尽心存理的统一工夫,把《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相互结合进行诠释而提出了“致良知”宗旨,引入《中庸》的未发和已发的理论架构加以阐发等。
陈畅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道统的多元与裂变——管志道心学的孔子形象建构及其道统意义》的报告。他指出,管志道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形象之重构,成为其在与理论对手进行思想辩论和构造新理论时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管志道的三教一致论突破了儒家程朱与陆王的学派阵营对立,力图以多元道统论调和与安顿三教异见,这与黄宗羲《明儒学案》把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各家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的做法有着某种共通性,都表述了理学家对政教秩序的寄托。
张培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的报告。他认为,孔颜之乐是以道为乐,也即为名教之乐,其实质就是以儒学作为生命的信仰,而这一信仰超越功名利禄,故而能收拾人心。具体来说,孔颜之乐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前进的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孔颜之乐的思想不仅是魏晋士人灵魂的安慰剂,还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主题。此外,张培高指出,范仲淹先于周敦颐提出孔颜之乐的话题。
张锦枝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继善与成性:二程性论的一个重要面向》的报告。她指出,二程性论研究聚焦在理性与气性这两点,其本身是二程思想经过数百年朱子学的层累解读以及现代学科本体论建构过滤的结果,它遮蔽了二程性论的性成论的重要面向。她认为,从《易传》“继善成性”的说法的诠释来看,向下梳理可以得到二程性论的生成论的面向,甚至会发现性的生成说是早期道学的主流。
第五场报告由张志宏研究员、黎汉基教授主持,郭晓丽教授、姚才刚教授、李记芬副教授、盖立涛副教授作报告。
郭晓丽教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略论孔子形象的文化传播——以电影〈孔夫子〉和〈孔子〉为对象》的报告。郭教授结合影像资料,聚焦从属于20世纪和21世纪跨度七十载的两部以孔子为主题的电影,分析当代孔子形象塑造的立体传达方式和观念表达。她指出,关于孔子形象的解读传播,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往往关注的是文本文献的观念变迁,辨识“历史孔子”与“诠释孔子”的思想流变和是非曲直。她认为,电影《孔子》为代表的视觉化传播,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中以文本为中心的孔子形象解读和建构提供了突破性补充。这种创新不仅拓展了研究方法,更在文化传播层面重构了孔子形象的现代意义。
姚才刚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先秦儒家、法家富强观之争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的报告。姚教授指出,儒、法两家的富强观对后世影响尤大,但两家的分歧也较为明显。从分歧上看,儒、法两家富强观的差异表现在人性论、救世之方与富强之策上。从历史影响来看,儒、法富强观的相关论争在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延续,典型代表当属汉代盐铁会议。从现代启示上看,他认为应该处理好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处理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
李记芬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荀子对孟子“推恩”说的演进》的报告。她指出目前学界对荀子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性及礼的方面,以与孔孟仁学相区别。这一做法固然可以彰显荀子学说的理论特色,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荀子对孔孟仁学的接续与发展。她认为荀子不仅重视仁,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孔孟之仁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对仁之成与仁之行的强调,并对孟子的“推恩”说作出了演进:“推恩”的关键是“理”,以理为指导,仁恩的推广才能得以展开。
盖立涛副教授(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了题为《“天下为公”观念的思想意涵、演变历程及其深远意义》的报告。他指出,“天下为公”具有三重含义:一,政权的产生和传承是公共的,有德者在其位;二,权力应当为天下人服务;三,天下需要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治理。他认为,“天下为公”观念的含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生了多次嬗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发挥了维护政治统一、丰富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建构政治正当性、促进社会变革、构建共治共享的世界秩序的作用。
三 7月3日上午:第六、七、八场报告及闭幕致辞
第六场报告由姚才刚教授、袁青副教授主持,何益鑫副教授、夏世华副教授、吴祖刚副教授、李慧子助理研究员作报告。
何益鑫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论孔子“无怨”的思想》的报告。他指出,在《论语》中,“怨”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作为一种负面的基本情感,“怨”主要发生在人伦关系之中。孔子的基本主张,是“远怨”和“无怨”。即一方面,通过更好承担和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避免引起他人的怨恨;另一方面,在身处种种不公的情况下,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而不要对他人心怀怨怼。这是孔子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基本精神。同时,“无怨”也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之一。此外,何老师认为,“怨”也有正面的意义。孔子通过“可以怨”一句,肯定了出于人道之正的“当怨则怨”之怨的积极意义。至于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则是“无怨”的极致境界,同时也是孔子“畏天命”真实体现。
夏世华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作了题为《〈大学〉“亲民”古义与孔子以德附民的思想》的报告。他辨析和反思了朱熹和王阳明有关“在亲民”的论说,并依据《大学》文本和其所处的先秦政治思想和早期儒学语境,考察了“亲民”古义。他认为,朱熹意识到以亲爱民为义的“亲民”是“明明德”的题中之义,从而指出“以文义推之则无理”,遂推崇程子的“新民”说,并以“作新民”为文本内证。阳明指出“作新民”与“新民”在表述结构和义理上的不相应,但未能意识到亲爱民与“明明德”的义理重叠问题,其以亲爱民解释“亲民”,不足以构成对朱子的挑战。他指出,“亲民”的“亲”字仍当读如字,其古义为亲附,“亲民”是使民亲附、附亲其民的意思。《大学》“在明明德,在亲民”的说法可能是曾子对孔子以德附民思想的总结。
吴祖刚副教授(西南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心安——对〈论语〉“三年之丧”章中“安”的再反思》的报告。他指出其论文的主旨并非是为“三年之丧”寻找道德根据,而是借“三年之丧”探寻孔子伦理思想的本质。从目前学界关于“安”的诸多释义来看,“心安”是最合乎该章思想旨意的一种解释,心之所安处则是“仁”,此“仁”是即情即理、情理合一的,就此而言,实可称孔子之伦理学为情理论的伦理学。他指出,孔子虽以“心安”为由而主张“三年之丧”,但“心安”却并不必然导出“三年”的丧期,与其说是孔子从人之真情中推导出了“三年之丧”的要求,毋宁说是孔子在其所处时代有关父母之丧的习俗中发现“最隆重的礼仪”是“三年之丧”,并因此而选择、推行“三年之丧”。
李慧子助理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儒家修身论的范式转换》的报告。她指出,随着天理论与认识论的嬗变,儒家修身论的价值基础经历了从宋明理学以“天理”作为外在超越性依据,转向为明清之际以“人道”为内在动力的经验性依据。而随着儒家人性论的范式转换,儒家修身论的内在动力与实践方式也完成从注重反身而诚、主敬穷理,向注重“习与性成”、注重理性认知能力的范式转换。
第七场报告由张培高教授、何益鑫副教授主持,袁青副教授、黄甜甜副教授、陈群副教授、王政杰副研究员作报告。
袁青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作了题为《论清华简〈五纪〉与早期中国的“忠”观念》的报告。他认为,《五纪》“忠”包含君德和臣德两个层面,但更侧重于君德,强调君主要为政公正,而非臣忠诚于君。他指出,《五纪》与黄老学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忠”观念均包含君德和臣德两层含义,但黄老学更注重臣子对君主的服从,而《五纪》的“忠”则强调君主必须具备公正执政的君德。《五纪》“忠”观念体现出先秦士人对于公正无私政治理想的追求。
黄甜甜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近出子曰文献〈仲尼曰〉新辞新义考》的报告。他指出,近出子曰文献《仲尼曰》出现的几则未见于《论语》和其他文献的孔子语录有深入考证的必要,他从语文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学界歧见较大的几则孔子语录的意涵。其中,《仲尼曰》简4至5孔子评价颜回“人不堇汝,汝能自改”的“堇”当读为“檃栝”之“檃”,整则语录是孔子对颜回和子贡性格之比较;简12孔子言“颠于钩产”的“钩产”当读为“钩铲”,句意是形容有人战斗时颠仆于钩兵之削,整则语录反映的是孔子的战争观;简13首句可句读为“夺?不夺!恒恒!侮人?”整则语录是对“侮”的否定和对“敬”的强调。此外,他认为,《仲尼曰》属于战国时期楚地一种孔子语录的摘录本,文本性质与郭店简《语丛》前三篇接近,属于“明德”之用的“语”类文献。
陈群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作了题为《上博馆藏孔子类战国竹书的为政思想及其思想史价值》的报告。他指出,《仲弓》《季康子问于孔子》《弟子问》等孔子类战国竹书在内容、篇幅上远超今本《论语》,以《仲弓》篇为例,其所讨论的“为政何先”的相关内容,以精要的论述被载于《论语》“仲弓问政”章。从《论语》曾被多次编撰的史实来看,至少可以确定《仲弓》篇与《论语》密切相关。他梳理了学术史上对“为政以德”的解释之争,指出其争议的要义有二:一是德与无为的关系,二是德是否是本体论的概念。通过结合今本《论语》和上博竹书《论语》类文献,陈老师提出“为政以德”的“德”应从道德、德治的角度来理解,且应从“德行”来理解。他认为,通过对上博竹书《论语》类文献的特质之分析,以及通过与今本《论语》的比较可知,它们可能就是《论语》的另一抄本。
王政杰副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了题为《〈儒行〉作者及文本问题新论——基于上博简〈从政〉篇》的报告。他指出,《儒行》篇繁复文本内部的不一致性与圣人之言的纯粹和谐性之间产生了张力。与此相关,《儒行》篇的作者有孔子所作、战国汉代妄作以及孔门后学所作三种说法。他注意到上博简《从政》篇有数条语句及涵盖的话题与《儒行》篇十分接近,而《从政》与子张学派有相关性。从上博简《从政》和《论语》涉及子张学派的相关语段来看,《儒行》一篇在文献特征上与子张之儒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不仅如此,《儒行》言“容众”“忠信”“博学笃行”等思想与子张学派关系密切。综合文献与思想的两个层面,他认为《儒行》既非孔子所作,亦非汉儒妄作,而极有可能是子张学派的作品,体现了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思想交融的历史现实。
第八场报告由张锦枝副研究员、吴祖刚副教授主持,季磊博士后、薛冰洋博士后、丁士桓博士作报告。
季磊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易传〉四德说研究》的报告。他指出,现代学术对于四德说的研究,主要分为立足于《文言传》而对孔颖达、朱熹等人的易学史研究,和立足于经文本义的还原式研究两种而缺乏对《易传》本身关于四德说的系统研究。他认为,《易传》基于“观其德义”的立场,对《周易》经文中的重要名词“元亨利贞”进行了哲学化的论述,以此奠定了《周易》道德哲学的理论根基。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看,《彖传》中尚无成体系的“四德说”。
薛冰洋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王雱〈老〉〈庄〉注之诠释特色阐幽》的报告。她指出,王雱的《老》《庄》注运用“制名寓意”、考察篇目和故事的为说次序以及“孔老相为终始”论三种解读文本的方式,丰富了《老》《庄》诠释史之内容。王雱对《老》《庄》文本的诠释与阐发在诠释道家思想的同时兼采儒佛,显示出依托老庄思想阐发自身理论体系的特质。
丁士桓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由出土文献论慎独释义及其源流》的报告。他指出,古人依《大学》《中庸》《不苟》训“慎独”之意的本质是强调其“诚心”之义,而简帛《五行》的发现则让今人意识到“慎独”还可解释为“专一”、“专心”,遂引起“慎独”是否存在通解的争议。通过梳理“慎独”释义的学术史,他认为《大学》等文献中的“慎独”,可能直接源于类似《仲尼曰》所呈现的孔子之言;《五行》中“慎独”之“独”释义及引诗形式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相近,可能是子思利用孔子诗学思想,以“专一”之“独”重新阐释了“慎独”概念。“慎独”的两重意涵并非线性发展的关系,而是弟子对孔子思想的选择性继承与阐释所形成的不同思想。
会议闭幕式由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的翟奎凤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丁四新教授发表闭幕致辞。丁先生指出,“新孔学”的核心议题是借助出土与传世子曰文献系统性地重新研究孔子及原始儒学。“新孔学”的提出基于两大背景:一是新出土文献的涌现,二是百余年来学术观念的历史性变化,其创立并非基于“主义”,而是立足于中国古典学的背景,从纯粹学术的立场出发,重光与重构孔子的学说,主要表现在:(1)文献重建:建立新的子曰文献观,结合出土简帛文献重审被怀疑和否定的传世子曰文献;(2)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呈现和深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扭转近百年对孔子过度“做减法”的倾向,力图恢复其思想、学说的全貌;(3)揭示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及其精神特质,探寻和呈现孔子思想中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类精神文化的普遍性。新孔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原始儒学、“前孔学”、与孔子相关涉的先秦儒学、早期中国经学、历代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说等。其中,“原始儒学”包含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子思的学说,孔子思想与其弟子是彼此关涉的,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其家学;而“前孔学”时代的思想资源则构成了孔子集大成和编修六经的基础。
撰稿 | 冯 达
摄影 | 夏麒翔
排版 | 胡晓培
审核 | 丁四新
再审 | 唐文明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