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一分论坛综述
《现代哲学》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一分论坛综述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十八日壬午
耶稣2025年7月12日
第一分论坛“哲学与文明互鉴”
2025年7月5日，《现代哲学》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锡昌堂举办。本次研讨会以“现代哲学与现代化”为主题，聚焦哲学学科前沿动态与学术交流平台的时代使命，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设置了“哲学与文明互鉴”和“现代哲学及其使命”两个分论坛，每个分论坛各设三个会场，共38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报告。
会场一
韩骁副编审主持
第一分论坛的主题是“哲学与文明互鉴”，会场一设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韩骁副编审主持。
方向红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在《中西哲学互鉴何以可能》报告中指出，虽然中西哲学互鉴存在各种困难，但仍然是必要的。他借用德里达讨论翻译问题时的话来描述这一困难：“如何可以恰好割下一磅肉同时还不流下一滴血?”方老师指出，区分概念和语词或许是一种可能，但是寻找概念本身也存在困难，因此引入现象学的“体验簇”和“节点”，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找到一个最大相通点。他还举出翻译中的几个案例，指出中西文明互鉴时要注意“对焦”，避免“失焦”。
吴增定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在《哲学人文教育》报告中指出，“哲学的危机”并不独属于这个时代，自19世纪末心理学出现后，哲学被划入“文科”，其地位就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取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对哲学造成巨大冲击，“哲学”不再具有对世界整体性反思的能力，反而开始不断模仿科学，导致哲学学科研究背离了哲学本质，也无法被科学接纳。当哲学在不懂真正的科学时对科学发表观点，便沦为“民科”。吴老师呼吁哲学需承认自身在当下的不足，聚焦人类生活经验中“前科学”的部分，充分发掘已有哲学经典之中的思想资源，以面向社会公众的通识教育重建学科价值。
肖德生教授发言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肖德生主任结合自己的办刊经验，认同吴增定教授对哲学危机的判断。他指出，中西哲学中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思想。无论科技社会如何发展，总会有新现象产生，而哲学在对这些新现象的研究中仍然有很大价值，应该与其他学科积极结合，拓宽研究进路。
杨云飞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教授在《中西哲学的论战中看互鉴》报告中分享了三个中西哲学论战的小故事。1999年在围绕“大孔子学说”的争论中，邓晓芒老师对这个学说作出激烈的批判；在持续十余年“亲亲互隐”的论战中，学者们围绕这一议题中“情”与“法”之间的冲突争论不休，中西哲学之间针锋相对，最终以分歧收场；而到2017年之后，邓老师对中西哲学的看法都有所改变，平视两者中的优点和短板。邓老师在上述三个故事中学术立场的转变，可以对文明互鉴有所启发。时代在变化，哲学思辨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哲学研究应平等对待中西文明，在新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哲学思辨。
李义天教授发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分享了和《现代哲学》之间的渊源，从自身从事杂志编辑的感受出发，认可了《现代哲学》40年办刊的成就，肯定了编辑团队的努力。他指出，杂志是一个思想的演播厅、集散地，《现代哲学》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从伦理学角度阐述了对现代哲学和现代化的思考，指出伦理学意义上的“现代”，其本质是“自我”的立法和反思问题。随着真正的“现代”到来，这种“自我”从“普遍自我”变成了“诸自我”，导致立法的分散化、粉末化和扁平化，对伦理学带来巨大挑战。现代意义的美德伦理学必须要回答古人不言自明的几个问题，如美德和幸福、美德的统一性等。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中西哲学学者都要面对的，这就是文明互鉴的动力所在。
庄振华教授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教授在《〈逻辑学〉的开展路向与西方思想的“回溯论证”》报告中，回应了上述学者的观点，认为无论做中学还是西学都应该以文明自身的方式重构，中国哲学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超越性上的优势。他对黑格尔《逻辑学》“前进中回溯”进行再阐释，认为其是对西方传统中“行动为自身提供合法性”的批判和重构。黑格尔站在绝对理念的高度总结了“前进”与“回溯”之间的关系，对传统“回溯论证”做了改造和批评。这一思想极具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郑泽绵副教授发言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副教授在《宇宙吾心，万物皆备——陆象山的无穷形而上学》报告中，首先认可了庄振华教授对中国哲学超越性的看法，但提出特例，认为陆象山的宇宙吾心论证是一个清晰的逻辑论证。他以不同于传统中哲研究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形式化分析，指出陆象山注意到“心”和“宇宙”问题的同构性，受到庄子的影响，最终悟到了“宇宙吾心”。
在自由交流环节，就哲学的时代困境，方向红教授指出，哲学很难涉足专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只能在现有范围内展开研究，以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对哲学思想的需求为例，哲学存在指导其他学科发展的可能。吴增定教授则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哲学与科学的鸿沟，科学研究的前沿并非仅靠阅读几篇文献就能追上，强行追赶热点反而不利于哲学在自身领域内的发展，我们应该以传承为重，而非强行制造创新点。
马天俊教授提问，对陆象山的个例研究能否扩展到整个中国哲学、是否都能进行形式化研究？郑教授回应，中国哲学最常用的还是非形式的类比论证，只有少部分存在可形式化；类比论证因为具有开放性，在形式化上存在困难，不具有形式上的逻辑严密性，强加形式化反而削足适履。
杨云飞教授提问，形式化的研究方式在中国哲学中不具有普适性，AI对此更有优势，而中国哲学本就不注重形式化，是否应该将“难以形式化”视为其独特优势保留？郑教授回应，中国哲学确实还是要以文献材料为看家功夫，但明确可以形式化的案例仍具有方法论价值，其目的不在于形式化中国哲学，而是彰显中国哲学的理性传承，而非仅有神秘体验。
会场一照片
会场二
黄慧珍编审主持
第一分论坛的会场二设在中山大学锡昌堂515会议室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黄慧珍编审主持。
程乐松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围绕“哲学与文明互鉴”的主题指出，在文明的意义上，文明需要互鉴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技术性。当今学界多把哲学当作一个专业技术处理，导致哲学工作技术化，思想研究文献化，研究领域精专化，这种趋势使得哲学不断脱离日常生活和日常性表述，将哲学工作本应承担的精神生活责任异化为“技术游戏”，远离公共认知，因此“哲学技术化的边界在何处”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哲学活力要在社会经验语境里被重新激发，需做到三件事，首先是让哲学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次是从哲学史角度提炼同属于不同文明、不同时代所共同关切的精神生活主题，最后是在技术时代高扬人本主义和对人的关切。真正文明互鉴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人”，而非重新发现知识。
杨海文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由自身早年做编辑的工作经验，谈到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文献知识的确定性在小范围内是确保编辑在出版时将差错降到最低，更重要的是对引文和观点的搜集、整理和学习，促进个人成长。通过做文献下功夫，一方面是回顾检讨，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把每条文献做好，材料便逐渐积累，在这个知识的增长过程当中，自我的心灵也逐渐安静。哲学与文明互鉴应落实到个人。不同人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策略或方向，但通过做文献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中习焉不察的材料整理出来，可能更能促进文明互鉴。
李守力研究员发言
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李守力高级研究员在《论〈说卦传〉卦象的使用法则——卦象决定于爻象》报告中指出，《说卦传》八卦类象是服务于《周易》450条系辞，八卦类象决定于经卦三爻的爻象结构。《周易》六十四卦爻辞取象以本卦为基础，互体取象须服从于爻象，爻象由彖象决定。其中，爻象取决于该爻的中应比正等爻际关系，彖象则是每卦的卦时卦义对这些关系的界定。卦象由爻象决定，《周易》系辞以彖爻象为经，卦象为纬。象数派以卦象为主旨,依据主要在《说卦传》；义理派以爻象为主旨，依据主要在《系辞传》。《周易》以彖象统摄爻象，爻象统摄卦象，经纬编织系辞，故《易传》先言《系辞传》，后言《说卦传》。以彖象爻象统摄卦象，才是《周易》观象系辞的逻辑结构。
陈声柏教授发言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声柏教授在《试论〈公孙龙子·坚白论〉的“举”与“藏”》报告中指出，近年的公孙龙研究是西方哲学及逻辑学被国人接受后，现代学者们为在中国发现哲学或逻辑学而努力发掘建构的结果。通过对《公孙龙子》文本所代表的公孙龙的本意及其关切问题的“再发现”，可看到《离坚白》中的“举”与“藏”是相对的，“藏”指无法看到、摸着或感觉经验到，而“举”应指能被感觉经验到、看得到或摸得着，即经验“指认”或“列举”。“藏”是“举”对应的反义词。《离坚白》的主旨在于探讨“性质”的意义，即性质词语的涵义问题。
罗苹副主编发言
《学术研究》杂志社罗苹副研究员以“三重身份”阐述与《现代哲学》的不解之缘。第一，作为作者与读者，在《现代哲学》上表发过两篇综述和两篇论文，并从阅读《现代哲学》刊文中获得诸多启迪及哲学学术资源。第二，作为亲朋，《现代哲学》创刊号的主办单位是广东哲学学会，现在协办单位也包括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罗老师在《学术研究》杂志社工作时，加入了广东哲学学会与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在学会工作中得到极大成长，学会就像一条纽带将她与《现代哲学》联系在一起。第三，作为从业29年的老编辑，《现代哲学》的发稿风格与学术团队令人欣羡。《现代哲学》既是良师益友也是亲朋，相信《现代哲学》会越办越好。
邹晓东副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邹晓东副教授在《进步的心灵：以王阳明心学、康德道德学为素材做哲学》报告中指出，“进步”在后现代语境中虽显过时，但后现代执着于解构“进步”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同时彰显了此观念的坚韧性。康德哲学作为启蒙哲学的大成，从中西互动的视角来看，与宋明儒学的一些基本想法接近，故其与王阳明心学的会通重整，可不伤害“中国哲学的特质”。邹老师提出“五重同构”作为会通两种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康德哲学基于“自由自主+有根有据”而难容“心灵进步”，王阳明心学则因“良知天然完足vs良知需要进步”悖论而有待重整。
马建青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建青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文明互鉴中扮演的角色》的报告中指出，“文明互鉴过程中的阻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彼此交流过程中产生误解和对立；二是民族主义，这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有抬头之势，是值得警惕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三是傲慢与偏见，这种不平等的心态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四是贸易保护主义，当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过去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措施保护不同，已经扩展到社会领域，范围更为宽泛，如保护经验论、保护环境论等。对于以上四种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可借鉴之处，但需在通晓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后，才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消除所面临的问题。
朱亚坤副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亚坤副教授指出，文明互鉴也可以是学科与学术之间的互鉴。在对《道德经》这一中国哲学文本的阅读中，朱老师认为老子《道德经》中“一”有六方面含义：一是数词，首先是基数词，表示最小的正整数，其次是序数词，表示第一、之一的意思；二是身心合一的本真状态；三是道之下混元为一的状态；四是道之用，“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作为道象之一关键在于致用；五是作为道之物，是道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六是道的别名，与道异名而同体。“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一”有三层含义，首先表现了一种弱转强的道理，其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而具有主体层面的含义，最后是一种整全的人文自然而具有超越主体性的特征。
在自由交流环节，杨海文教授询问李守力研究员目前所做《周易》研究的体量；并对邹晓东副教授自己的思考逻辑，如良知整全与良知需要进步之间的矛盾是否偏离阳明本人的立场，提出疑问。李老师回应，目前自己的《周易》研究至2016年已出版了专著5部，字数为250万字。邹老师回应，良知整全与良知需要进步之间的矛盾有自己设计的因素，但这是基于文本的一种解读；他认为完美论可称为向导论良知，良知作为向导它是完美的，向导需要把心灵带到完善之境，所以心灵是需要进步的。
邹晓东副教授对陈声柏教授的报告提出疑问，“坚”“白”不能兼得是否与时间意识相关？陈老师回应，先秦五官通常指人的感觉器官的不同能力，“白”是视觉感受，“坚”是触觉感受，故主体不是人，而是感知能力；公孙龙以感觉的方式对应不同的分类，与当今现代科学的逻辑有相似之处。
对于先秦思想家为何会钟意于用“白”“白马”论述的问题，李守力研究员补充，白马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最早见于《周易》，先秦也有《相马经》，佛教亦有白马东来之说。
会场二照片
会场三
戴道昆主编主持
第一分论坛的会场三设在中山大学锡昌堂420会议室举行，由《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戴道昆主编主持。
赵玉兰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以其发表在《现代哲学》上的三篇文章为线索，分享了她近十年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历程。第一篇发表于《现代哲学》2017年第3期，题目为《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没能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MEGA2为基础》，该文是国内首篇基于他人之马恩书信考据的研究论文，通过对MEGA2中书信部分的考证研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未能出版的历史之谜。第二篇发表于2023年第2期，题目为《陶伯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和研究》，通过对陶伯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与研究工作的深入考察，为我们在比较视域下编排中文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三篇发表在2025年第3期（总第200期），题目为《朗兹胡特-迈尔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探析》,分析了该版本对梁赞诺夫原文版“费尔巴哈”章及MEGA1版的衔接意义，论证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百年文献学链条中的关键地位。
宋婕教授发言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婕教授结合曾任《现代哲学》编辑的经历，将《现代哲学》多年来的办刊特色总结为三点：公平、大度和包容。《现代哲学》对所有学者的稿子都一视同仁，只要稿件能在思想深度、论证逻辑与学术规范上达标，都能获得平等的评审机会。宋老师谈到，她也将这种开放、平等的学术追求贯彻于教学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技能的培养和心性的熏陶同等重要，专业性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气质性的文化底蕴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增进。教学工作不仅需要深入理解现有的理论成果，更应积极推进实践的改革。这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两个结合”的教育实践与理论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黄志军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黄志军教授在《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怀疑主义精神及其意义》报告中指出，马克思辩证法对怀疑主义的延伸发展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马克思辩证法具有否定性思维。以往的怀疑主义以生活的多样性为立足点，马克思辩证法则基于历史的考察，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论证其被否定的必然性。其次，马克思辩证法以经验性的现实行动为基础。立足于自由的经验，马克思辩证法的怀疑主义主张勇于在现实中确认所谓固定事物的不可靠性，这一点远远超越斯多葛主义囿于自我意识的单纯自由，也区别于黑格尔以单纯的思辨的运动来克服怀疑主义的自由经验。最后，马克思辩证法体现出真正的自由精神。怀疑主义通过破除有限的规定来实现自由，马克思将辩证法纳入怀疑主义，进一步否定真实的有限性，鼓励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物的统治，引导人展现自由的个性。
刘正妙教授发言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正妙教授在报告中从三方面概括毛泽东关于理想信念建设论述的核心思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心。毛泽东在多次论述中阐明了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体系，强调系统学习是培养信仰的根基，主张在斗争实践与为民服务中淬炼信仰建设。借助对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论述，毛泽东强调要区别对待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程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的渺茫论和割裂论。坚定社会主义信心是党的理想信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我们不仅要保持信心和向往，更要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现实情况。社会主义的信心能够使全党在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锚定实践坐标、凝聚奋斗力量，让党的理想信念在知行合一中更加坚定。
王振民教授发言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振民教授在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文本研究的方法路径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新时代对毛泽东的研究要上新台阶，就不能满足于“跟着讲”，更要“接着讲”，这要求学者们不仅要将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更要兼顾问题意识。基于自己的研究思路，王老师认为目前学界对毛泽东文本的总体性研究已经基本完善，但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毛泽东哲学的总体发展史，细读毛泽东文本，发掘其中的关键性话语，审视毛泽东话语体系下不同西方人物的思想面孔。毛泽东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西方哲学三者碰撞交融产生的理论结晶，西方哲学在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建构其独特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崔海亮教授发言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崔海亮教授在《根脉与魂脉相互关系论的形成过程、主要内涵与时代意义》报告中指出，2023年明确提出了“根脉与魂脉相互关系论”，“魂脉”是指马克思主义，“根脉”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和根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脉。根脉是中华文脉的载体，魂脉则是中华文脉的灵魂，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对于分析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而具有世界性意义。
周兵副教授发言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兵副教授基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本研究，在《党的领袖和指导思想是如何确立的？》报告中指出，《决议》阐明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强调毛泽东是党的领袖，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决议在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正是在对错误的分析中，决议详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贡献，阐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回答了中国能不能产生自己的领袖，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等问题。
在自由谈论环节，赵玉兰教授向周兵副教授询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情况。周老师结合文本考察和历史分析，进一步阐明了《决议》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的修改情况及其历史成因。《决议》以附录形式编入《毛选》，而领袖著作在编辑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其政治影响性。“毛选版”《决议》最重要的内容性的修改之处在于其在多处淡化了毛泽东思想，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强调马列主义、斯大林对中国的指导。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可知，《决议》的修改目的在于满足当时国家建设和处理中苏关系的需要，删除“毛泽东思想”是为了避免苏联的误会，大力赞颂斯大林则是为了拉近与苏共的关系，寻求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
会场三照片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