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 “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二期）顺利召开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十九日癸未

          耶稣2025年7月13日

2025年7月6日，由现代哲学杂志社、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二期），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讲学厅举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三十名学者齐聚一堂，展开深入研讨。

会议代表合影

开幕式

徐翔副研究员主持

本次工作坊开幕式由《现代哲学》编辑、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副研究员主持。《现代哲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暨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李守力理事先后致辞。

张伟教授致辞

张伟教授首先对与会学者的支持和敦和基金会的赞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提到，《现代哲学》创刊40周年之际，“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的设立为凝聚中青年学者力量、搭建经学研究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提供了重要契机。他强调，通过跨学科合作推动经学与现代学术的融合创新，既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也是开拓传统学术新局面的关键。张伟教授诚挚邀请学界同仁共同参与专栏建设和人才培养，以经学为纽带深化中华文明研究。

李守力理事致辞

李守力理事在致辞中表示，敦和基金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已资助多家期刊和机构开展经学研究。2024年基金会与《现代哲学》合作专栏的首个建设周期，已发表9篇经学文章并举办首期工作坊，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期待本次第二期工作坊进一步促进学者交流、推动经学发展；也希望“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为现代经学研究继续贡献力量。

主题研讨（上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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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渊副教授主持

第一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渊副教授主持并评议。

杨海文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在《孟仲子与孟子关系辑考——附论孟季子》的报告中，通过考证《孟子》文本中两个常被忽视的小人物——孟仲子和孟季子，揭示了其在孟子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报告梳理了孟仲子公案的三重内涵及孟季子与季任、孟仲子的关系，指出唯有借助资料编年、资料类编的《孟子》单章研究，方可知晓为何文本中重要性逊于孟季子的孟仲子，反而能引发后世更多讨论。报告还认为，此类考辨虽看似琐碎，却揭示了经典诠释的丰富层次：一方面，历代对孟氏关系的考证积累了大量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厘清人物身份能使读者更鲜活地感知文本场景，从而深化对《孟子》思想脉络的立体理解。

徐建委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在《古学是什么？——两汉学术中的古今、时间与学术论争》中，对传统今古文经学二分法提出反思。徐老师指出，传统上将汉代经学严格区分为“今文”与“古文”两大对立学派的分析框架，主要源于清中晚期学者的回溯性建构，并非汉代学术自身的真实图景，二分法虽便于研究，却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报告以《尚书》学传承为例，揭示西汉学术实际不存在严格的今古文分野，两汉经学争论的核心并非文本差异，而是制度选择。因此，理解两汉学术需超越今古文二分模式，回归制度选择与政治思想的核心维度，并注意其从西汉到东汉的动态演变。

林鹄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在《政治与人伦：〈春秋〉的开端》中，深入剖析《春秋》开篇的文本选择与笔削深意。针对孔子为何以鲁隐公元年而非东迁元年作为编年起点，林老师指出隐公继位时存在特殊的人伦困境。报告聚焦两个核心案例：一是鲁隐公即位时删去“公即位”三字，通过《穀梁传》的阐释，指出孔子在其中暗含的褒贬态度；二是“郑伯克段于鄢”的特殊表述，分析“克”字蕴含的诛杀之意，展现了孔子对郑庄公处心积虑欲杀胞弟的严厉谴责。孔子通过这两个典型案例，构建起《春秋》的核心命题：政治危机的根源往往在于人伦秩序的破坏。

孟庆楠长聘副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长聘副教授在《“直在其中”的伦理困境》中，以《韩诗外传》为中心，探讨了儒家伦理中忠孝冲突的经典命题。孟老师从《论语》“父子相隐”引发的私情与公义张力出发，指出汉代学者已敏锐意识到其“因私废公”的潜在危险。报告重点分析了《韩诗外传》通过重构历史故事呈现伦理困境的独特方法。其中石奢追父自刎等典型案例，展现了忠孝两难情境下汉代士人的悲剧性抉择，既凸显了政治秩序建构中臣子职责的重要性，又保留了“孝”的优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编故事呈现了儒家逐渐演变出的一种义理阐发形式，即不追求对义理做具体的规定性描述，而是在各种具体的场景中思考义理恰当的实现方式。

李守力高级研究员发言

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李守力高级研究员在《论〈说卦传〉卦象的使用法则——卦象决定于爻象》中，探讨了《周易》卦象生成的内在逻辑。他指出，八卦的卦象并非随意设定，而是由爻象的阴阳组合关系决定的。这种爻象决定卦象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八卦，也贯穿于六十四卦的诠释中。报告梳理了卦象学说的历史流变：西汉时期卦象体系为政治服务占卜灾异，东汉经学家将阴阳学中的内容引入《周易》注释中，王弼扫象虽纠正繁琐弊端但存在矫枉过正之嫌。李老师主张，当代经学研究应以义理为纲、象数为目，以纲从目，回归《易传》本身。其报告系统论证了爻象决定卦象的严密逻辑，为解决易学史上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张力提供了新思路。

徐渊副教授评议

第一场报告结束后，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对五位学者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指出，杨海文教授关于孟仲子的考证研究，通过梳理孟学史中的碎片化记载，为理解先秦经学成立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徐建委教授对古今文经学的探讨突破了传统框架，从文字学、学术形态等多角度重新审视这一议题，揭示了东汉时期今古文阵营对立的复杂性；林鹄研究员从政治与人文关系的维度解读《春秋》，凸显了中国古典学术中政治关怀的连续性传统；孟庆楠长聘副教授基于《韩诗外传》的研究，深入剖析了战国时期君臣父子伦理关系的演变，提出法度崩溃导致伦理冲突的新见解；李守力研究员论证“卦象决定于爻象”的命题，系统梳理了从早期卦爻关系到汉代象数义理之争的学术脉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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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教授主持

第二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长聘副教授评议。

徐渊副教授发言

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在《论早期〈春秋〉义例的发展》中，系统考察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解经体系的源流关系。徐老师首先梳理了晚清以来学界对《左传》真伪问题的争议，指出当前研究已基本确认其史料真实性，但对其义例系统的讨论仍显不足。从较为持平的观点来看，《左传》义例不及《公羊传》《穀梁传》精密；从义例的完备性来看，《左传》义例的形成应在《公羊传》《穀梁传》之先。报告还回应了陈槃等学者对《左传》义例的质疑，通过文献比对揭示其与《公羊》《穀梁》在核心解经范式上的承继关系。这为理解《春秋》学早期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展现了从《左传》到《公》《穀》的义例演进轨迹。

赵培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副研究员在《早期〈诗〉〈书〉的〈春秋〉化路径钩沉》中，以《豳风》为例探讨了周代《诗》《书》经典的重构过程。报告指出，随着周王室衰微，原本作为王官学的《诗》《书》在春秋时期经历了功能转化，其教化与典章功能逐渐被《春秋》所承继。报告还揭示了《诗》文本从乐本形态到儒家教本的三重演变轨迹：原始创作义、太师配乐义和圣人之义。通过对《豳风》七篇的细致分析，赵老师论证了现存文本顺序与早期形态的差异，展现了儒家化过程中对周公叙事的重构。报告还比较了宋儒王柏、欧阳修等人的不同阐释，指出《诗经》文本在春秋时期的重新编排蕴含着圣人之治的教化意图。

雷静教授发言

华南师范大学雷静教授在《从一体到相体：宋儒君臣共治的礼治理想》中，系统考察了宋代政治哲学中“一体”到“相体”的理论演变。报告指出，宋代理学以“万物一体”为本体论基础，通过《周礼》设计的太宰、小宰、宰夫分工制衡的原则，构建了以宰相体制为核心的“相体”政治架构。报告分析了真宗朝“报忧”传统所奠定的君臣共治忧患意识，以及王安石、朱熹等人对“一体之仁”政治伦理的发展，还特别关注南宋郑伯谦、叶时等人将道德本体论制度化的努力，揭示了儒家万物一体的仁学宗旨如何转化为士人对君臣关系的礼治理解。

马永康副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副教授在《从“愿欲”到革命——熊十力外王学中的〈礼运〉“大同”章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熊十力对《礼运》“大同”思想的创造性诠释。马老师指出，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将“大同”视为一种不问能否实现的“愿欲”，在《原儒》中将之视作“升平世图治之规模”，在《乾坤衍》中则将“大同”上升至孔子领导革命的蓝图。报告还揭示了熊十力如何在内圣学基础上，通过重新诠释经典来构建适应时代的外王学。在这过程中，儒家传统色彩不断弱化，社会主义色彩逐步增强，这种思想发展的演进与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相一致。

孟庆楠长聘副教授评议

第二场报告结束后，孟庆楠长聘副教授对四位学者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指出，徐渊副教授关于《春秋》意义的研究立足于回应学术史质疑，通过“义例”分析框架对杜预注和《左传》特点进行系统梳理，其论证思路清晰且具有启发性，但对《左传》义例时间定位的论证可能存在其他解释空间；赵培副研究员提出的“《诗》的春秋化”命题展现了儒家经典诠释的演变轨迹，这一视角颇具创新性，但将“王化”内涵完全归约于“《春秋》化”的论证尚需完善，六经各自的功能特性需要更充分的考量；雷静教授关于宋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严谨的论证结构，从“万物一体”的哲学基础到制度规范的具体分析层层递进，但对“君臣共治”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与伦理观念的内在关联，仍需进一步澄清；马永康副教授对熊十力思想发展的研究系统梳理了其从本体论到外王学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对《礼运·大同篇》诠释变化的分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对“群龙无首”理想境界的定位需要更多原始文本的支持。

主题研讨（下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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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副教授主持

第三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评议。

陈岘副教授发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岘副教授作题为《先秦至两汉河图洛书诠释之演变》的报告，指出河图在《易·系辞》《尚书·顾命》《论语》中的意象分别为文明起源、玉质宝物、受命祥瑞，洛书仅见于《系辞》，与河图同质。诸子采信河图受命祥瑞意象，基于自家学说形成各类河图洛书诠释。道家《文子》《淮南子》发展出河图洛书盛世祥瑞意象，西汉儒家士大夫广泛接受这一诠释。刘歆等经师不满河图洛书仅作为祥瑞，试图恢复其义理价值，建立河图-八卦、洛书-九畴理论。东汉时期学者整合多种河图洛书诠释，谶纬逐渐与河图洛书深度绾合。

秦际明副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秦际明副教授在《论郡县时代的经学与封建制——周秦之变视野下的〈白虎通义〉封建制研究》报告中，指出《白虎通义》沿袭周制，又融入郡县制度原则和价值追求，调整了《礼记·王制》所论封建制。西周封建制以亲亲为核心，《白虎通义》在此基础上强调立贤。《白虎通义》通过“爵地异制”试图“寓郡县于封建”，但缺乏相应经济制度安排，其制度构想难以实践。

吴寒副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寒副教授在《“恤民”与“法天”：张师诚〈豳风十二月图说〉中的经义图景》报告中，指出张师诚《豳风十二月图说》突破以往“摹写大意”主流图式，将《豳风·七月》一诗按十二月令线索予以编排和绘图。毛郑诗说以夏时诠释《七月》，张师诚以周正确立时间线索，将易学义理植入《七月》训释。张师诚这一诠释方式将诗旨“恤民”之义收摄于“法天”之义，借助图像形成了一种全新解经路径。

樊波成副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樊波成副教授在《钞撮体式与通人之学》报告中，指出钞撮类文本始于先秦两汉而极盛于南北朝隋唐，钞撮单书体式有“微”“细”“删”，钞撮群书体式有“钞”“略”“要”“记”“论”“纪”“杂”“林”“苑”等。钞撮属于“通人”之学，经史子集及佛道皆有钞撮。经部钞撮有经文之钞撮，如《礼记》《类礼》等；有经义之钞撮，如义疏、义记、义略等。史传之钞撮有杂史、史钞、杂传等部类，诸子中杂家派以钞撮群书为其学术传统，子部钞撮其后又衍生出“类书”。钞撮不仅是文本生成和传播的体式，也是古典学术的基本方法。

徐建委教授评议

第三场报告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他指出，陈岘副教授需要留意目录学顺序与时间顺序之间的差别，确定不同文本所属历史时期；秦际明副教授需要辨析《白虎通义》与东汉实际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考虑二者之间存在断层的可能性；吴寒副教授对于夏正、周正历法标注需要调整，可以从礼物的角度延伸讨论张师诚思想；樊波成副教授则需留意个体性著作和群体性著作的差异，二者功能和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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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区平副教授主持

第四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研究员评议。

仝广秀编辑发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仝广秀编辑在《〈武〉未尽善与汤之惭德——宋代理学视野下的汤武革命》报告中，指出宋儒通过区分体用、心迹解释“《武》未尽善”与“汤之惭德”，强调二者背后一以贯之的圣人之心。汤武革命在宋儒诠释中成为心性问题，尧舜禅让与汤武放伐由此得以贯通，这一诠释方式确保了理学道统的成立。

李晓帆博士后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李晓帆博士后在《从“先哲王”到“乱夏之君”：夏君孔甲的历史形象变迁探源》报告中，指出夏君孔甲在清华简《厚父》中被尊为“先哲王”，而在两汉史书中被视为“乱夏之君”。孔甲形象变迁源于政治统治模式从“典刑-祭祀”转向“礼法-教化”，司马迁等史家拒斥淫祀，抹去了孔甲正面形象。

丁肇聿博士后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丁肇聿博士后在《邦之安危，惟兹殷土——〈尚书〉的“殷人问题”叙事》报告中，指出周人政权始终面临“殷人问题”，“克殷”确立周王朝的统治，“安殷”使周王朝完成政制构成。《尚书》保留殷周历史，同时也塑造了后世对于殷周的历史意识。《尚书》历史叙事中“克殷之易”与“安殷之难”均指向殷商共同体内在结构性缺陷，安殷造周叙事意在揭示具有内在正当性共同体的构成过程。

赵培副研究员评议

第四场报告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研究员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他指出，仝广秀编辑对尚书学理学诠释史的梳理，可以适当增加对汉唐注疏的介绍，深化对革命问题的讨论；李晓帆博士后缺少证明从典刑-祭祀转向礼法-教化的材料，报告所列《后汉书》中的例子是否足说明孔甲形象转变需要进一步考察；丁肇聿博士后引入政治学理论解释《尚书》，后续可以增加《诗经》相关材料予以补充，也需回应传统经典中存亡继绝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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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静教授主持

第五场研讨由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静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评议。

冯茜副教授发言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冯茜副教授在《经学与制度：宋代宗庙的观念与制度之变》报告中，指出宋初时人将禧祖视为太庙的立庙始祖，熙宁五年僖祖以始祖身份取代太祖正位东向，这一变化打破汉唐以受命垂统太祖作为太庙之首的祭祀传统。宋人强调血亲，批判汉唐建构始祖，这一观念转变导致元丰四年禘祭被取消。报本追孝成为宋人祭礼之义，宗庙礼制的宗法分封背景被淡化，皇帝到臣僚的宗庙体系以孝道贯通上下，深刻近世祖先祭祀。

李晓璇助理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李晓璇助理研究员在《功德与西汉毁庙议》报告中，指出汉元帝时期韦玄成等儒臣将“功德”因素排除在皇帝庙制之外，自元帝至哀帝时期许嘉、刘歆等人试图将祖先“功德”崇拜纳入改革后的皇帝宗教制度中。这一礼制争论并非源于经学异说，而是西汉中后期儒生与文吏的政治斗争。儒生意在将儒家礼义贯彻进汉家制度，文吏崇尚“功德茂盛”的武宣之政。

宫志翀副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副教授在《理学的“仁孝一本”论——以〈西铭〉阐释为中心》报告中，指出朱子注解《西铭》复现了战国两汉“人为天生”的两个观念，“天地之性人为贵”与“人皆天之子”，以父母生类比天生，进而呈现人与天地、仁体的联系。天生与父母生在个人身上反映为仁与孝，朱子强调仁与孝之间的类比关系，二者正是理一分殊的体现。

高中正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文学院高中正教授在《儒家生死观》报告中，指出春秋时期身与名之间存在张力，求名有时要以损害或舍弃身为代价。孔子主张保身成名，二者发生冲突则选择内心之道，死而无憾。孔子强调保身，源于天命在身，不可轻易舍弃生命。孔子之后的儒家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孟子强调身的去存均以名或仁为旨归，后世儒者强调保身遗名与舍生取义均是对道义的彰显。

孙逸超副教授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孙逸超副教授在《重构皇统：新学的禘祫说与北宋庙制改革》报告中，指出熙宁庙议中禘祫僖祖之位分为三派，其中新法派主张禘祫在僖祖庙中，僖祖东向。王安石等新法派调整赵匡学说，将帝系之后的始祖作为皇室家族神圣性来源。《三经新义》重构了《周礼》《诗经》中的禘祫关系，导致禘祭被废除。北宋新学进一步形成禘-追享-饗-尊卑-尊尊-敬、祫-朝享-食-合食-亲亲-爱的二分义理结构，重构了传统禘祫尊卑关系，对后世王朝礼制实践和经学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鹄研究员评议

第五场报告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林鹄研究员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他指出，冯茜副教授的报告存在将政治性与伦理性对立的嫌疑，政治本身内在于伦理之中，二者关系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李晓璇助理研究员对于许慎注疏的分析需要进一步考察；宫志翀副教授对天与父母的关系问题仍有讨论空间，二者呈现的义理原则可能是平等的；高中正教授对于名与不朽的讨论极具启发性，但丧祭不单单是报告所论及的记忆问题，更是一种子女与祖先共同参与的活动；孙逸超副教授认为宋人以僖祖取代帝胄之子，这一观点有待进一步讨论。

闭幕式

本次工作坊闭幕式由《现代哲学》副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主持并致辞，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作学术总结。

刘伟副教授发言

刘伟副教授认为，本次学术会议突出了“制度”“历史”“文本”“作者”四个关键维度。在“制度”方面，与会学者深入剖析了殷周变革中宗法制度的建立过程，特别是如何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实现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以及汉代经学对周代封建制度的理论重构。关于“历史”议题，诸报告特别揭示了经学实践中将古代经验制度化的过程，包括对先秦经典的多元诠释及其在汉代创造性转化。“文本”议题则系统考察了经典文献从口耳相传到书面定本的形成轨迹，探讨了文本权威确立的思想史意义。而“作者”观念的演变研究，则着重分析了从集体创作到个人著述的思想转型，特别是汉代将经典归于孔子等圣人的诠释学意义。这些议题相互关联，为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制度史、诠释学与文献学的多维视角，在方法论上展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色。

周春健教授致辞

周春健教授表示，《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的设立得益于敦和基金会支持，也契合当下对于传统态度发生转变的时代背景，经学研究与古典学研究相互促进。中山大学哲学系有着深厚的经学研究传统，也有众多中青年学者从事经学研究，李长春老师和刘伟老师共同组织的“经史传统研讨班”，正在团结广东甚至全国青年学者参与到经学研究之中。希望通过组织工作坊的形式打造学术共同体，进一步推动经学研究的发展，将《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建设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切磋琢磨，念终始典。至此，《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二期）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