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2025工作坊会议综述
来源:“孟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初十日甲戌
耶稣2025年8月4日
2025年7月26日至27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孟子研究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课题组联合主办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2025工作坊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成功举行。来自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上海文史研究馆、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江苏大学、华侨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盐城师范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哈尔滨学院、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厦门工学院、《学术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济宁市里仁书院等国内高校、科研单位、学术期刊、文化机构的孟学研究专家、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开幕式现场)
会议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在孟苑会议中心二楼报告厅召开,由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袁汝旭主持。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孟子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出席活动并讲话。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研究员孔德立,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新编孟子正义”首席专家杨海文,邹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君妮分别致辞。
(袁汝旭书记主持)
王志民主席回顾了孟子研究院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儒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表示,“新编孟子正义”项目作为孟子研究院标志性学术工程,在杨海文教授有力推动下,依托课题组全体成员及各位专家的精诚合作与鼎力支持,取得了坚实而显著的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并相信,“新编孟子正义”必将成为一部儒学研究领域的不朽之作,一部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经典。
(王志民主席致辞)
孔德立院长指出,“新编孟子正义”项目是杨海文教授深耕孟学研究二十余年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孔子研究院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学者积极参与该项目,负责其中两项子课题的研究。这正是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紧密合作的生动写照。两院要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孔孟之乡儒家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携手推进学术合作与交流,共同为文化传承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孔德立院长致辞)
杨海文教授对“新编孟子正义”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其重要思路是以《孟子》全部260个单章作为研究对象,逐一对其进行深度解读与综合研究。《孟子》单章研究是源于孟子思想研究大范式下的孟学史研究,亦即孟子思想研究作为精神力量,孟学史研究作为表现形式。“新编孟子正义”项目2023年度、2024年度两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推动了项目有序进行,期待通过本次会议能够对《孟子》单章研究方法形成更广泛的理解,促使孟学在新时代背景下可持续发展。
(杨海文教授致辞)
刘君妮部长表示,“新编孟子正义”汇集整合《孟子》各个单章的思想精华,力求考据与义理融为一体,是对孟子思想研究的有力推动,也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有效实践。邹城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传承弘扬孟子思想,扎实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擦亮“孟子故里·儒风邹城”城市名片。
(刘君妮部长致辞)
主旨发言
开幕式后会议进入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新编孟子正义”首席专家杨海文主持。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孟子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孟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鲍鹏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子研究院秘书长梁涛,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振纲分别进行报告。
王志民主席在题为《从孟子到荀子:儒学在稷下的创新与统合》的报告中指出,从孟子到荀子,是先秦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孟子、荀子先后在稷下久居,并在稷下争鸣的鼎盛期和后期分别主导了稷下学宫的发展。孟子、荀子对儒学的创新发展都与稷下诸子百家的影响有重大关系。稷下之学不仅培育了孟学和荀学,而且将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顺利实现了先秦儒学在创新发展基础上的总结、融汇与统合,最终完成了以孔、孟、荀为主体的儒学思想体系“集大成”式的构建,为儒学在秦汉以后占据统治思想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
(王志民主席发言)
杨朝明教授在题为《孟子“养气说”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性——以“五至”说与“浩然之气”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中认为,以《孔子家语》“五至”说与《孟子》“浩然之气”为中心,能够看出孟子“养气说”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性。具体来说,从文本层面看,《孔子家语》“五至”说(志、诗、礼、乐、哀)与孟子“浩然之气”存在“言—志—气”的贯通模式,“志气塞于天地”与“塞于天地之间”语义契合,印证孔孟气论的直接传承。从理论内涵看,从“五至”指向的治国之道到“浩然之气”聚焦的人格修养,体现“志气”伦理化延伸;从“诗礼相成”到“集义养气”,深化儒家内求传统;从“充于四海”到“天地境界”,推进“天人合一”思想。通过辨析孟子与齐地思想、老庄学派、墨家的差异,明确其源于孔子“五至”说。
(杨朝明教授发言)
鲍鹏山研究员首先分享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国家”概念的重要性。他指出《论语·卫灵公》中,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体现出孔子拒绝站在诸侯国角度考虑利益,而从天下之事关心礼仪民生。孟子同样继承了孔子的立场,其与滕文公的对话“可以为善国”“君请择于斯二者”,表达了孟子愿学孔子,不求一邦,而为天下文明出谋划策的决心。他还认为,儒家代表着中国的信仰,不会随着时间、朝代的变化而消失。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可以称为“绝对者”,代表着一种思想的不可替代,成为生命道德与自由的依据。孟子等儒家后人对孔子的推崇,使得孔子的地位不断神圣化。
(鲍鹏山研究员发言)
梁涛教授在题为《“德命”与“运命”之间——孔孟天命观新论》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早期宗教经历了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周人“以德配天”的发展,完成了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族的转变,但天命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孔子提出“天生德于予”,又主张“下学上达,知我者天”,打破了颛顼“绝地天通”以来少数贵族对天命的垄断,创立了属于士人、君子的新教。《孟子·尽心篇》主要讨论德命与运命的问题,认为天不仅赋予人善端、善性,还代表社会的公正、正义,不仅要求人们“尽心”“知性”“知天”,还要根据天的法则建立有道的社会,在“天下有道”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德福一致。早期儒学的天人关系不宜概括为“天人合一”,而应用“天人之际”来表达。天人之际包括天人相通和天人之分两个方面,天人相通主要针对德命,天人之分主要针对运命。
(梁涛教授发言)
李振纲教授在题为《比较视域中的孟庄心学》的报告中指出,孟、庄心学都关注心体与工夫的开掘。孟子以“性善”推论王道政治,庄子以性真感悟生命美学。孟子“集义”“养气”“践形”“舍我其谁”的伦理心境,意在凸显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践行伦理之善的“统一性”,走向“同美”的道德世界;庄子“集虚”“听气”“忘形”“吾丧我”的审美心境,意在消解审美活动的主观性,涵融生命之美的“差异性”,走向“大美”的艺术天地。孟、庄心学都关涉天人关系,孟子“有我”的伦理心境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向用人文改变自然,把内在人格扩充于家国天下;庄子“无我”的审美心境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向用自然疏通人文,把天地情怀涵化于个体生命。一个唤醒道德自律,一个体验审美自由,儒道互补,美善涵融,共同推进了战国中期心灵哲学的崛起。
(李振纲教授发言)
分论坛第一场
主旨发言后会议进入分论坛环节,在孟子研究院陈来书屋和王志民书屋分别举行。第一场报告由孟子研究院研究员、原党委书记、院长,“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陈晓霞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新编孟子正义”首席专家杨海文在题为《全要在“和”处想出个“介”来——〈孟子·尽心上·柳下惠章〉解读》的报告中指出,解读《孟子》13·28,需要贯通《论语》《孟子》相关章节。首先,柳下惠之时,三公当指太师、太傅、太保,仅在天子之下,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孟子》13·28“三公”可与《孟子》10·2“公侯伯子男”互参。其次,《孟子》13·28一言“介”字,《孟子》13·28单章解释史以“介”为“操”,以节操为特立独行,最能刻画柳下惠。再次,以《论语》5·23解读《孟子》13·28,孔、孟微显阐幽之意得以敞开。最后,《孟子》13·28单章解释史以介和之辨最具学理性,以道抗势、以德抗位乃是《孟子》13·28主旨。
(杨海文教授发言)
厦门工学院国学院院长张滇波在题为《“曾点之志”辨正》的报告中指出,《论语·侍坐章》是孔子弟子抒发人生志向之章,其中曾点之志的内涵以及孔子因何而有“吾与点也”之赞,引发历代诠释争议而莫衷一是。他首先考订了《侍坐章》的发生时间应在孔子从政之前,最可能是公历二月下旬至三月初之间。针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语义潜能,他批判性分析了“浴”的六种训诂,提出“逯乎沂”新解,论证了“风”当训为“教化”。通过辨析“游春自得”“雩祭”“祓除”“致太平”等六种关于曾点之志内涵观点之不足,最终定位为“礼乐教化说”,曾点是以师生共学、风化民俗为志。最后,通过《论语》内证,张院长梳理了孔子践行仁义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取向,及其民间教育经历,回应了孔子因何“与点”。
(张滇波院长发言)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陈寒鸣在题为《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了解和体认孟学的佳著——杨海文〈盈科后进〉读后》的报告中指出,杨海文教授系统而又精深研孟(包括孟学史),《盈科后进》闪现出富有个性的思想要旨。该书理据充沛,极其厚重,既非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解经之作,也不是纯从经学史角度来阐论孟学的专著,而是透过从先秦而晚清乃至近当代的一个一个相关专题,从而在会通了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及文献考辨的基础上,向读者展示出一幅以孟子其人其学为重心的气韵生动的思想文化史图景。
(陈寒鸣副教授发言)
孟子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殷延禄在题为《〈孟子心读〉札记》的报告中指出,首先,标点是文字的表情。以《孟子》8·17章为例,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可以采取新的标点:“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其次,汉字是义理的基因。以《孟子》8·9章为例,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如果将“言”,直接定性为“发人私,攻人短”的不厚道言论,缺少必要的话语背景。因此,“言人之不善”的“言”,即论说、主张。“人之不善”的“人”,即人性。最后,三、怀疑是读者的权力。以《孟子》13·4“万物皆备于我”为例,可理解为“万事万物皆可成就于我”。人能于万事万物中,洞察其理,“反身而诚”“强恕而行”,自能修己安人,完善自己。
(殷延禄副研究馆员发言)
孟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奎在题为《典范与境界:〈孟子·舜有大焉章〉为善层次发微》的报告中指出,以人物评价树立道德典范,是《孟子》书写的一大特色,而《孟子·舜有大焉章》具足此种解释思路。在此章中,子路(士人)、禹(君主)、舜(圣王)可被视作个性鲜明的道德典范,而借助士人改过、君主纳谏、圣王同人等不同的为善工夫,着意凸显了“舜有大焉”的超越意义在于不舍众人之性、共成天下之善,由此暗合了善人、善政、善教循序渐渐地三重为善境界。由《孟子·舜有大焉章》可知,孟子念兹在兹之性善,不仅是希望人人能以恻隐之心朗现道德本体,更在于以工夫修养确立道德境界,实践色彩鲜明,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刘奎副研究员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雨竹在题为《反求诸己:唐文治〈尚书大义〉对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引述与融会》的报告中指出,唐文治《尚书大义》作为“废经”时代下兼具义理阐发与政道关怀的经学教材,以《尚书》中的天命、敬德、民意关系研究为基础,将孟子“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思想融会于经义阐发。在个人修养层面,紧扣孟子“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的核心要义,将“反求诸己”诠释为个体对“本心”的持续内省。在国家治理层面,将“反求诸己”拓展为治理者的政治伦理准则。总之,唐文治强调了在近代乱世之下继承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必要性,以及儒家反求诸己思想的重要性。
(李雨竹博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二场
第二场报告由孔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魏衍华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子研究院秘书长梁涛在题为《〈孟子〉“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新释——兼论〈孟子〉中的倒叙结构》的报告中指出,《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章》的“若是乎从者之廋也”一句,“若是乎”历来有“这样”“表示出乎意料”“莫是乎”三种不同的解释,但三者都存在一定问题。结合《孟子》及其他文献中的类似用例,可知“若是乎从者之廋也”属于倒叙结构,其正说宜为“从者之廋也,若是乎”。该句是一个是非疑问句,“若是乎”作为该句的附加问句,置于句首强化征询语气,从而削弱句子的语义倾向,与“廋”(隐藏,而不是偷窃)字相照应,反映出孟子在滕国的特殊地位。
(梁涛教授发言)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钮则圳在题为《“崇高节,抗浮云”:孟子对两汉士风及君臣关系的影响》的报告中,以“崇高节,抗浮云”为切入点,通过论述孟子“师—友—事”的君臣关系模式,以及汉儒所继承的孟子以德抗位、匡正君主过失的“批评政治”思想,说明了孟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追求对两汉士风及君臣关系的影响,表明了孟子士君子精神引领下对于现实政治的反思与超越和对于汉代政治的有益补充。
(钮则圳副教授发言)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董兴杰从三个方面为青年学者投稿提出了建议。首先,以“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典籍翻译,结合翻译学、传播学与文化研究,推动孟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其次,以“传下来”的方式,实现孟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结合现实提升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情感共鸣;最后,可以参考已有学者将AI建模应用于道家思想分析的案例,把“智能化”的方式引入孟子研究,探索智能化研究路径,鼓励创新性研究方法。
(董兴杰副主编发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陈岳在题为《赵岐发孟子王道说》的报告中指出,赵岐注《孟子》在析句上重在阐发先王之道的孔、孟相继,勾画出了孟子王道观念的重点。他指出赵岐在诠释方法上遵循传统,注重传承;对王道含义进行了归纳与拓展,突出了王道的政治实践性;将王道归于仁义,突出其伦理基础。并且认为赵岐受两汉学术影响,融合天人感应观念。自宋代以来,赵岐注被视为理解孟子的重要依据,被认为是对孟子思想最贴近的诠释。其注释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理解孟子王道思想的基础,也在儒家王道学说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陈岳讲师发言)
《学术研究》编辑杨中在题为《〈盐铁论〉的孟子思想图式——兼论“孟子思想的崛起”的根据》的报告中,以“毋示以利”体现《盐铁论》继承了孟子的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并通过罗列《孟子》与《盐铁论》中相关联的文献,以及对义利对立进行讨论,断定“毋示以利”这一义利教化基调贯穿《盐铁论》始终,且这一严辨义利的群体以文学为主。
(杨中编辑发言)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魏衍华在题为《〈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章〉析论》的报告中,以单章研究的方法,对该章进行了梳理。通过结合孔子相关思想,将为官之道分为:为平二世,应居下位,在贫困时期,应满足于低职位,以解决个人生活需求为主;为道二世,遇商回道,为官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实现社会影响与治理国家的使命,体现儒家“通道”的思想;位卑而言高,不可取,指出地位低却妄议高位事务是不合时宜的,应立足本职,踏实做事,体现“位卑而言高”的批评态度。
(魏衍华副院长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黄华禹在题为《地方几里:孟子仁政思想的理想经界》的报告中指出,孟子所言的“地方几里”与其说是孟子对古制的阐述,不如说是孟子对古制理想的构建。“百里”之等不为实然问题,而是孟子仁政思想中应然的理想经界。通过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体现出孟子仁政理想和兼并不断的现实情况在“地方几里”的理想图像下,彰显出极大的张力。分析不可死死地盯住制度本身的论述,更需要在《孟子》中抽丝剥茧以求孟子之精意。
(黄华禹硕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三场
第三场报告由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问永宁主持。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书华在题为《王安石对孟子思想的扬弃及其与〈孟子〉升格的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王安石在推崇孟子的同时,其思想也经历了变化,亦即从早期的推崇继承到后期对孟子思想(尤其在心性论)上的“扬弃”。王安石早期明确呼应孟子性善论,在变法初期提出“性善情恶”论,晚年则融合了儒家、改造孟子部分表述,以及吸收佛老思想,提出“性无善恶,情有善恶”论。王书华教授还分析了王安石不同时期思想的背景渊源,并拟在后续进一步探讨王安石对孟子工夫论的扬弃。
(王书华教授发言)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雷静在题为《仁义德行的结构——〈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道德哲学问题探析》的报告中,阐释了儒家仁义德行的内在结构,说明父子伦理中的“仁”(亲亲之爱)与“义”(道德教化)存在实践张力——强行责善会触发情感疏离(“相夷”),危及仁爱根基。雷静教授指出,“不相夷”是维系父子仁爱的行为底线,须通过“易子而教”将责善之义移交师友关系,实现“以义成仁”;仁具有本体优先性,血缘情感既催生教育意图,又制约其实践形式,彰显“仁本体统摄义之用”的动态调适结构。此结构契合朱熹“仁包四端”论,即以仁为生发性本源,统摄义的收敛性实践,二者相反相成。仁义相反相成的本源是仁,人自身的行为限度决定了义的存在、持续和施行方式;而仁的行为限度,取决于相应的伦理关系中双方的情感反应。
(雷静教授发言)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助理研究员崔海鹰对“攘羊”以及“父亲犯错如何自出问题”的问题进行了分享。接着他讨论了圣人的偶像的问题,指出孔子崇拜声望,对周公感情最深,对尧的评价最高,这与孔子生于鲁国,受周公流风余韵影响有关;孟子的偶像主要有文王、舜、孔子,其对舜着墨最多,并进一步分析了孟子推崇舜的原因。
(崔海鹰助理研究员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石明在题为《〈复性书〉思想资源新探——以孟子与佛教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以孟子与佛教的影响为双重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复性书》理论渊源。在孟子方面,李翱坚持性善论,引用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确立成圣可能性,但其“情恶”偏离孟子原意。其“复性”工夫虽承袭孟子内省路径,却转向静态的“弗思弗虑”,与孟子动态扩充本心存在差异。在佛教方面,《复性书》“灭情复性”的框架与佛教心性论高度契合。以如来藏系经典为代表的清净本性为无明遮蔽的模式,则为李翱提供形上基础。《复性书》实质融合了孟子心性论与中国佛教复归本体的逻辑,将儒家“反身而诚”与佛教“去妄显真”结合,使“复性”成为中唐儒佛对话的共同命题。
(石明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叶子铭在题为《社会号召与人格塑造——论徐复观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及其与唐君毅的比较》的报告中,聚焦于现代新儒家对孟子心性论的解读,指出徐复观与唐君毅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同中有异。二人均以心性为本,主张通过“集义—养气—知言”工夫实现道德提升。徐复观强调“践形”的双重性,主观上转化生理之气为浩然之气,客观上要求道德主体外化于社会政治实践,体现激进的现实关怀。唐君毅则侧重“践形”作为内在德性显现于形躯的人格养成过程,更重视道德人格的塑成。他指出徐复观的儒学形态是激进的,唐君毅的儒学形态是超越的。二者看似有分歧,实则可以互补。
(叶子铭硕士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孙小婷在题为《“身有所忿懥”辩证——以先秦“正身”为中心》的报告中,围绕《大学》“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中“身”的争议展开,指出程朱以“心”改“身”虽为后世沿用,近年却遭学者质疑。通过梳理先秦儒道文献中“正身”(“正形”“践形”)观念,她揭示出孔孟强调身心统一,正身是内外兼修的修养与政治实践;荀子以礼统摄正身,凸显身心交互与身国一体;庄子与管子主张形神兼养,正身含身心双向调适。“忿懥”等情绪属心气外显于形色的身心失衡状态,自然归于“身”的范畴。《大学》原文深刻契合儒家“诚于中,形于外”与道家“神守形全”的身心观,先秦“身”是涵摄形、气、神、心的生命整体,《大学》“身有所忿懥”在先秦思想背景中可以得到理解。
(孙小婷硕士研究生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蔡宗骥在题为《政治与心性:赵朱之间的两种面向》的报告中,分析了赵岐和朱熹在注解《孟子·梁惠王篇》时的不同。他指出赵岐从结果导向分析以利或以仁义为名,偏向政治哲学面向;朱子更注重研究仁义与利的根源,偏向于心性哲学面向,并举“贤者而后乐此”的注释差异为例进行说明。该文还对“不识有诸”的版本选择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蔡宗骥博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四场
第四场报告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邢益海主持。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巩宝平在题为《程子“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论探析》的报告中,指出《孟子》言语兼具事实、理想与偏执多重面向。其事实成分体现在对物质基础与道德建设关系、家庭伦理等的务实论述,如“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徒善不足以为政”等,展现理智认知。理想成分表现为对“五亩之宅”“老有所养”的社会构想,折射了战国乱局下的救世追求。偏执成分则包括过度强调仁义在政权更迭中的作用、主张亲疏有别的处理方式等,存在时代局限。程子此论实为对孟子学说核心价值的推崇,侧重其现实关切与事理阐发,应辩证看待,既汲取智慧,亦批判性继承。
(巩宝平副教授发言)
江苏大学国际论辩研究院副教授闫林琼在题为《言德交融、德在言中:孔孟儒学经典中的论证合理观》的报告中指出,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阐述了言语和道德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即言语可以体现说话人具备的德性,而有德性的人应该远离“巧言”或者诡辩性的言辞。以“好辩”“善辩”著称的孟子,也以“知言”自称,即认为自己善于识别、分析与评判四种诡辩的言辞——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她运用语用论辩方法中的批判性讨论模型,阐述了孟子论辩“一体两面”的道德哲学基础,然后选取《孟子》文本中不同论证主题下的四种诡辩性言辞,进行论证重构和论辩策略分析,详尽阐明了孟子是如何将儒家的仁义道德策略性地融入其论辩之中的,进而提炼出言德交融、德在言中的论证合理观。这种论证合理观不同于语用论辩学中基于言语行为的批判理性主义合理观,也有异于德性论证理论中以论证者为取向的德性论证合理观。
(闫林琼副教授发言)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矩铭在题为《朱熹释〈孟子·尽其心者章〉的四个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朱熹诠释《孟子》此章前后有三变,共四个阶段:其一,《尽心说》《孟子或问》继承并发展程颐以穷理、致知释尽心的思路;其二,由《孟子》原文句式确立知性先于尽心的次序;其三,出于知行关系的考量,以诚意释尽心,凸显尽心所知是能落实于行的真知;其四,《孟子集注》确定以知至释尽心,物格释知性,属知的范围,而存心、养性属行的范围。朱熹的诠释以理学视域为底色,基于理学的概念、命题搭建起诠释此章的理论结构;经学视域为引导,据经文而破旧说,立新说;二者的融合,动态地表现为三易其说,最终融合为一体,静态地呈现为《孟子集注》的注文。
(郭矩铭讲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魏可音在题为《〈孟子·形色天性章〉的思想史考察》的报告中,梳理了赵岐、朱熹、王夫之的代表性解读,指出三人分别呈现出经学、理学、气学三种学理路径。赵岐以“尊阳抑阴”释“践形”不言“居色”,认为形色为天赋,焦循承其说并从人禽之辨深化。朱熹引入天理,主张形色含理,强调知理在先、力行在后的践形路径。王夫之立足理气一元论,批判程朱,主张形色与天性为“一本”,强调形色是性的载体,践形即尽性的动态过程。三者诠释展现了儒家对形色与天性关系的持续探索,反映了思想演进中对天人、身心关系的深化。
(魏可音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敏玲在题为《“尽心”位次的嬗变:吕留良对朱熹孟子学心性论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尽心—知性—知天”这一孟子心性修养模式作为孟子修身核心内容,为众人熟知。对于孟子的修身内容,钱穆曾指出:孟子明明说“尽心始知性,尽性始知天”,朱子偏说成“尽性始知心知天”。据此可知,朱熹依托其广大精微的理学体系,对孟子的修身条目次序进行新的安排。此种修身次序的变动,到了吕留良那里则更为明显。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身次序,吕留良既不遵循孟子的模式,也不完全沿袭朱子的次序。这背后有他对心、性意涵的重新思考与定位,这种反思为清初朱熹孟子学修身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角度。
(梁敏玲博士研究生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彭浴涛在题为《品读〈礼记·檀弓〉中的孔子》的报告中,以《礼记·檀弓》为核心文本,结合《论语》及相关文献,深入剖析其中的孔子形象。其研究展现了孔子“为师如父”的特质:颜渊、子路离世后,孔子以父丧子之礼相待,借音乐抒发悲恸,因子路横死而“覆醢”,由此确立了师徒丧祭类比父子却无丧服的范式,影响了后世“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传统。同时凸显孔子“重情尊礼”的思想,既强调尽情抒发悲伤,又要求严守礼仪底线,主张依家境践行丧礼,丰富了《论语》中的相关论述。报告还指出孔子反对人殉与人俑、支持明器陪葬的态度,展现其人文关怀,纠正了对“始作俑者”的片面理解。
(彭浴涛硕士研究生发言)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梦捷在题为《“可欲”与“心可”——孟荀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奠基》的报告中指出,孟子“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与荀子“心之所可”(《荀子·正名》)命题中的主体——“心”分别代表着“先验情感自觉”与“经验理性矫治”的主体性范式。孟子之“可欲”指向本心对善的道德情感呈现,而荀子之“心可”强调理性对情欲的矫治机制;孟子以“心性贯通”确立善的先天内源性,荀子以“心性二分”构建善的后天建构性;孟子主张通过存养扩充情感实现主体自觉,荀子主张通过礼义规范重构主体权能。二者共同凸显了儒家内部道德奠基的根本发展动力,亦为儒家之心性论提供了多元的道德主体性角度。
(张梦捷硕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五场
第五场报告由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书华主持。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振纲以个人学术经验为基础,系统阐述了读书方法与研究路径,强调精读经典的重要性。他指出,读书应分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广泛阅读,培养基础认知;第二境界是提炼问题意识,深化理解;第三境界是归类研究,形成思想体系。针对写作,他主张注重逻辑与修辞,其经验分享为青年学者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凸显了学术传承的实践价值。
(李振纲教授发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邢益海在题为《明清之际道盛和方以智三教会通视野的孟子思想》的报告中,聚焦明清之际觉浪道盛与方以智的诠释实践,揭示其以佛解孟的特质。他认为,道盛创“三子会宗论”,主张孟子“以惧致中和”,与庄子(怒)、屈原(怨)构成鼎足,宣称“安得撼起此三子者,与论天命流行之妙密,以会其宗”。方以智继承发展,将孟子“知言尽心”与禅学结合,以“三理说”和“质测通几说”重构认知体系,实现儒释道在工夫论层面的深度会通。
(邢益海研究员发言)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兴在题为《阳明引〈孟子〉思想注解〈中庸〉——以王阳明“以经解经”注〈中庸〉为例》的报告中,剖析王阳明“以经解经”的诠释路径,本体论上以孟子“良知”注解《中庸》,提出“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建立心学本体论;工夫论上引《孟子》“深造自得”思想诠释《中庸》“率性之谓道”,强调“自怨自艾,自起疑情”的实践工夫。
(张兴研究员发言)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讲师张宏锋在题为《明代理学分化下孟子“性善论”的多元诠释及其价值》的报告中,系统梳理了明代理学分化对孟子性善论的重构,指出程朱学派(薛瑄、蔡清)以“恶为善中之恶”转向性一元论;气学派(罗钦顺)主张“理只是气之理”,批判“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心学派(王阳明)以“至善者心之本体”超越善恶对立;实学派(顾宪成)则力斥“无善无恶”说,强调“孟子道性善,是言人人所同也”。四派争论形成“性一元与性二元之争”“性善与性无善无恶之争”的理论张力。
(张宏锋讲师发言)
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孙广在题为《“尽心”只是“致良知”:论王阳明对孟子“尽心”的阐释》的报告中指出,王阳明对于“尽心”的解释,其实完全是从他的“致良知”说而来。因此,表面看,他的阐释既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朱子。但是深入分析“致良知”的内涵便可以发现,阳明的“尽心”说实际是对孟子与朱子的进一步发展。“致良知”在大方向上继承了孟子与朱子的理路,即“尽心”主要是指“心”的充分实现。只是在具体的内涵方面,相比于孟子自觉本体的工夫论、朱子“格物穷理”的未究竟境界(仅限于“知”),阳明则阐释为“心体”透彻的兼该知行的究竟境界。在阳明的阐释中,“尽心”不仅仅具有了“行”方面的道德实践的意义,更体现出“万物一体”的伦理义务色彩。
(孙广讲师发言)
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曾标在题为《王船山政治哲学中的孟子维度及其诠释性重建》的报告中指出,船山对孟子进行了三重转化,亦即在性论方面,以“性日生日成”批判静态天理观,认为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在仁政方面,以“理势合一”说补充道德理想主义,将伦理秩序锚定于具体历史实践;在制度方面,强调礼法平衡,以礼法“两端一致”调和民本思想与权力异化。
(曾标硕士研究生发言)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助教张昕在题为《进一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的价值——基于〈劳动理论〉课程的思考》的报告中,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的价值实现路径。针对学生“对‘利’的过分关注和对‘义’的漠视”导致的躺平现象,可以孟子“义利之辨”重构劳动价值观。在劳动教育中融入义利之辨,强调劳动过程本身蕴含关于人生、社会、意义的追求,能够呼应弘扬劳动精神指示及教育部“五育并举”的要求,实现传统文化从历史源流到精神财富的功能升级。
(张昕助教发言)
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马俊铭在题为《“仁内义外”之辩:告子“义外”说的逻辑困境》的报告中,通过语义分析揭示孟子驳倒告子的关键,指出告子的谬误在于混淆“长”字的名词(年长)与动词(敬长)义,错误地将尊敬对象与尊敬行为混为一谈。孟子的立场在于以先验性善论确立“是非之心”为道德内铄依据,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保障伦理普遍性。
(马俊铭硕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六场
第六场报告由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刘星主持。
江苏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少恩在题为《20世纪孟子学研究的四种路向及现代转型》的报告中指出,近代以来,孟子学研究迈向多元化,呈现出四个向度的转型,即学科范式经历了由经学到子学,由子学到文、史、哲现代分科的递嬗;研究模式由经学时代的义理、考据转换为现代的方法多元;中西关系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研究重心由传统时代的“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与“外王”的双重关注。然而此一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已不容忽视。因此,在研究中应将此四个维度融为一体,架构起纵横交织的立体解读框架,从而深入挖掘孟子思想内涵,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型。
(张少恩教授发言)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法强在题为《孟子“同道”“易地则皆然”论发微》的报告中,通过系统阐释《孟子》“同道”相关章句,揭示圣贤人物跨越“异世”“异用”“异位”等间距而精神相契合,折射出其处世的独特用心。考察“同道”“易地则皆然”的理论依据,揭示了“心同理同”“心一时中”“执中有权”“至诚”“以同而异”等诠释路径,彰显了不同实践主体同归殊途、和而不流的处世智慧。孟子“同道”说的精神旨趣与思维方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鉴于“易地则皆然”在现实实践中的异化现象,故需以“同道”作为前提与指引,方能规避其价值之失落与蜕化。
(王法强讲师发言)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杨青华在题为《经筵进讲与清廷的“君师合一”论》的报告中提出,有清一代经筵进讲的基本精神在顺治朝得到奠定,并在康熙朝逐步实现了道统与治统的融合,康熙帝“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得以塑造和确立,乾隆则进一步强化了其治统兼道统、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至此,经筵进讲所形成的“君师合一”论成为清廷出政临民的“祖宗家法”,为清廷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加强皇权与文化统制的同时,也导致乾嘉以后思想界的活力受到限制。
(杨青华助理研究员发言)
济宁市里仁书院执行院长刘成在报告中提出,民国学人构成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群像,空前在于其接触了现代学术,绝后在于其仍处于传统社会的氛围中。在这种氛围下,即使胡适等新派学人亦于晚年转变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对《孟子》等儒家经典始终抱以温情的态度,由此折射出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应有席位。
(刘成执行院长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江峰在题为《〈孟子〉中的“正位”思想》的报告中提出,孟子极为重视“位”的作用,“正位”思想更是孟子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其具体表现在居位、失位、历位、正位四个方面,并以礼、仁、责相统筹。孟子强调要从“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尽量观察其行为是否符合“位”的规范,是否“正位”。同时,身处其位,不仅要做到各当其位、各就其位、不历位;还要尽可能地正其位,尽其责;更要以礼和仁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符合礼和仁的规范。如果以“正位”思想来看待《孟子》中的很多问题,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意,解释前人所不易释或不能释者。
(张江峰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杨清扬在题为《“金声玉振”诠释探微》的报告中提出,孟子以“金声玉振”之喻称述孔子,引发了历代儒家学人的多元诠释,他们以不同的诠释取向回应了“何为圣人”“如何成为圣人”“当追随何种圣人”的生命之问与时代之问。此外,通过对比简帛《五行》与《孟子》中“金声玉振”的差异,可以看到孟子对“金声玉振”原意的再诠与改造,并由此回应了战国时期的价值重建需求。可以说,自孟子至明清儒家对“金声玉振”的多元诠释,实际蕴含着儒家对政治学、护教学、“生命诠释学”的理解,亦启发着今人对生命价值与道德践履的思考。
(杨清扬博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七场
第七场报告由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讲师张宏锋主持。
孟子研究院研究员、原党委书记、院长,“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陈晓霞在题为《孟子仁政智慧及其时代价值》的报告中指出,孟子创立了以“讲仁爱”“重民本”为主要内容的仁政智慧。仁政智慧主张得其心者,斯得民矣;以人为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宽刑省罚,与民同乐;浩然之气,以德配位。孟子的仁政智慧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使人认清生命价值,为道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陈晓霞研究员发言)
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问永宁在题为《比较视域下孟子思想的特殊性》的报告中指出,孟子思想在其他宗教文化中具有特殊性。首先在于孟子较少涉及宇宙论,其次是孟子不太关心神圣的“他者”。孟子认为“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又强调良知的重要性,这表明其思想并不给神秘、秘道的宗教、上帝留存空间。问教授还联系了明清以来伊斯兰教的汉文注疏经典,指出其中对于宋明理学多有分析,但仅有零星内容提到《孟子》,由此亦可见理学对孟子的改造。
(问永宁教授发言)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柳在题为《情·思:“恻隐之心”的诠释高光与意义暗影》的报告中指出,以往对“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案例分析多重视“乍见”,却忽略了“将入”一词,使得对“恻隐之心”的诠释往往重“情”而略“理”;此类研究虽有所见,却也遮蔽了“思”的意义,实则蕴含哀痛之“情”的恻隐之心与“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心,是“一心”。“将入”为沟通“情感”与“理性”的纽带与桥梁,而“乍见”与“将入”构成“恻隐之心”的两个关键。前者保证了道德情感的自然性,并非出于利弊权衡或生理好恶;而后者彰显了道德情感的理智性,是知、情、意的综合性运思。
(杨柳副教授发言)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讲师梅寒在题为《春秋战争的祛魅与理性决策的兴起——以〈左传〉占卜的阶段变化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春秋时期,人们依靠占卜决策战争。在《左传》记载的八次战争占卜实践中,可划分为“神力大于人力”“人力大于神力”两个阶段。在卜徒父筮秦伯伐晋等占卜中可知,占卜可以精准预测战争走向和战场的情态,神力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在南蒯叛乱等占卜中可知,占卜逐渐被君主和统帅为达目的所利用,甚至出现多次占卜的情况,人力的重要性得以体现。随着战争频次的增加,先秦兵法系统不断完善,大多数战争可被兵法所解释,人们对战争的决策和理解也越来越脱离神秘,依靠理性。
(梅寒讲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朱琨在题为《掘井及泉:〈周易·井卦〉的历史语境与哲学意涵》的报告中指出,考察古人关于掘井深度的探索,可以发现,井的物理深度与“黄泉”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生死边界的隐喻。这种隐喻在《论语》“井有仁焉”和《孟子》“孺子入井”的辩难中,转化为对仁道实践的终极追问。此外,孟子提倡的“井田制”以“八家共井”的空间秩序,不仅是井栏形制与土地分配制度的勾连,其“死徙无出乡”的和谐社会愿景更与水井沟通生死之隐喻不谋而合。何休在此基础上以“井田五义”扩而充之,更赋予“井田制”均平社会、通融财货的政治理想。“井”除了表示水井与井田,还包含了“陷井”之意,《井卦》所内含的这三种意象共同构成了先秦“向地求索”的文明逻辑,成为后世儒家阐发心性义理与构建仁道政治的关键符号。
(朱琨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孔莹在题为《人禽辩证法——论孟子人禽之辨中的正反合》的报告中指出,纵观历史发展过程,人与禽的关系呈现出正反合辨证发展的态势,人类的地位经历了“低位—高位—平等”的三起伏,态度经历了“畏惧—主宰—尊重”三转变。不同语境下,孟子对动物的审视恰恰写照了人类对动物“仰视—蔑视—平视”的三阶段。重新审视孟子对人禽之辨的探讨,挖掘人禽之辨的思想意涵,思考人禽之辨的价值与意义,汲取在中国古典思想资源中的智慧,是回应当代动物伦理学命题的必然要求。
(孔莹硕士研究生发言)
分论坛第八场
第八场报告由厦门工学院国学院院长张滇波主持。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刘星在题为《道学传统与西学融合——从〈孟子微〉看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建构逻辑与理论特质》的报告中,通过分析康有为对孟子道统核心地位的塑造,诠释康有为以孟子为枢纽沟通中西以承载公羊学大同理想、引入线性进步观构建社会变革理论的路径,指出康有为《孟子微》的思想探索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典型范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刘星教授发言)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主任、副教授宋健在题为《称尧舜以道性善:美德伦理的一种进路》的报告中,通过分析孟子哲学中“道性善”与“称尧舜”的关系,探讨了儒家伦理中价值理念与典范人物之间的互动机制,指出“称尧舜”是为了通过具体人物形象来体现“性善”这一抽象理念,使道德理念具有可感性与实践性,并联系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提出儒家思想可能提供的思想资源。
(宋健副教授发言)
孟子研究院孟子与儒学研究部部长秦超在题为《张栻思想中的“顺”:价值指向、心性本体与主敬工夫》的报告中,围绕孟子“顺性论”的哲学进行探讨。他结合张栻的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分析“顺性”与“逆性”的关系,指出“顺性”不仅是道德修养的路径,更是通往理学核心价值的入口;并谓张栻之思想强调在逆境中顺应本性、坚守善性,以抵私欲,实现人格完善与社会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秦超部长发言)
孟子研究院组织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高亮在题为《银雀山汉简〈王道〉篇与儒家思想探析——兼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独特性》的报告中,分析了先秦时期诸子王道学说的不同,指出儒家以“圣王之道”为核心的政治理念,而银雀山汉简对“为君为国之至”的强调即与此理念相合。他还指出汉简透露出的德治思想与儒家政治理念的契合性,儒家政治理念正是通过融合道德性与礼乐教化来构建理想秩序,并以此流传至后世。
(高亮同志发言)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昭在《知心·化性·用天——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商榷》的报告中,集中于荀子性论的内容,特别是荀子对于孟子及其思想的批评。通过分析荀子对孟子以及孔子弟子的评价,报告探讨了荀子对于正心之道的理解与诠释,强调了荀子对于自我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独特见解。此外,报告还涉及荀子对于仁、义等概念的解读,最终提出了关于仁者与圣人行为之道的深入理解。
(刘昭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田宝印在题为《程瑶田对性善论的论证及思想史地位》的报告中,聚焦清代学者程瑶田的性善论思想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认为程瑶田基于“气一元论”重构性善论,主张从实有层面(气质)论证人性本善。程氏思想具有鲜明实践取向:一方面批判宋儒理气二分导致“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割裂,认为其无法解释现实之恶;另一方面强调外在“物则”(礼制规范)对成德的关键作用,主张通过恪守伦理规范(尽伦尽职)实现善性。这种重礼法践履的倾向,反映了清中叶儒学“以礼代理”的转向,并深刻影响了凌廷堪等学者。报告还指出程氏理论存在双重困境:其一,一元性善论难以彻底解释恶的起源;其二,过度强调外在规范削弱了善性的主体能动性。
(田宝印硕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郑杨志鹏在题为《性论与乐论:〈乐记〉引用对戴震哲学的支撑》的报告中,聚焦其晚期著作《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探讨了戴震哲学对《乐记》的引用与继承。研究指出,戴震通过《乐记》的性情论(如“血气心知”“人生而静”等核心命题)构建了“以情絜情”的思想体系,并以此批判宋代理学。一方面,他继承《乐记》以阴阳五行论性情的传统,强调“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统一,驳斥宋儒理气二分观;另一方面,借《乐记》“天理-人欲”的辩证关系,主张节欲而非灭欲,重构理欲观。研究表明,《乐记》为戴震回归先秦儒学、解构理学提供了关键文献支撑。
(郑杨志鹏博士研究生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王泽琼在题为《孟子的交际议题——以〈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章〉为中心》的报告中,聚焦《孟子·万章下·敢问交际何心章》,探讨孟子在礼崩乐坏背景下对诸侯与士阶层交际伦理的建构。面对“世道衰微”与“官师分离”的道势张力,孟子将交际提升为士人道德主体性确认与社会秩序重建的政治实践。其核心是以“恭敬之心”为精神内核,强调恭敬的双向性、先在性与持久性,植根于“辞让之心”的人性基础。孟子提出“交以道,接以礼”准则,馈赠需合乎道义名目,交接需遵循礼仪规范,二者构成接受馈赠的客观标准。“孟子居邹”等案例,可以揭示其思想兼具原则性与权变性。
(王泽琼硕士研究生发言)
会议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在孟子研究院仁贤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钮则圳做学术总结及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新编孟子正义”子课题负责人刘瑾辉,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袁汝旭分别致辞。
(闭幕式现场)
钮则圳副教授对专家学者现场发言及提交论文进行了全面、精准、详实地归纳与梳理。他表示,此次工作坊在孟学研究界引发热烈响应,学者参与踊跃,共举办5场精彩的主旨发言、8场分论坛研讨,收到了60余篇学术论文。从论文成果看,本次工作坊论文数量较上年41篇有较大提升,质量显著增强。从研究主题看,主要集中于《孟子》单章研究、孟子思想研究、孟学史研究以及其他与孟子相关联的研究,展示出孟学研究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参与群体看,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占总人数1/3以上,展现出学术薪传的蓬勃气象。此次工作坊总体呈现出研究深化(掘井及泉)、视野宏大(立乎其大)、后浪涌现(英才后劲)等特点。
(钮则圳副教授主持及做学术总结)
曹天忠教授对工作坊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他介绍了中山大学在文史哲学科领域尤其是儒学研究领域深厚的研究传统,鲜明的学科特色及优势,讲述了杨海文教授关于孟学的研究经历和科研故事,引用孟子说的“知人论世”“尽信书不如无书”“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盛赞杨海文教授治学严谨、理性思辨、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他表示,本次工作坊既是对过往成果的阶段性总结与分享,也是对未来研究新进展的探讨与展望,期待“新编孟子正义”课题组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产出丰硕成果。
(曹天忠教授致辞)
刘瑾辉教授表示,此次工作坊更加聚焦《孟子》,在基于文本解读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孟子思想的研究阐释和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群贤毕至,深入交流,推进“新编孟子正义”项目工作,进一步推动孟学发展,有功于孟学;第二,固本开新,进一步彰显孟子研究院在孟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第三,奖掖后学,有益于文脉传承,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期待并相信,在杨海文教授深耕细作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新编孟子正义”一定会成为焦循《孟子正义》之后中国孟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
(刘瑾辉教授致辞)
袁汝旭书记表示,作为孟子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哲学系携手举办的第三次重要学术盛会,本次活动不仅有力印证了“新编孟子正义”项目的扎实推进,更是双方精诚合作、日益深化的生动体现。面向未来,孟子研究院将矢志不渝地深化与中山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协作,与各位同仁一道,携手并肩,勠力同心,共同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激活其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为赓续中华文脉贡献智慧与力量。
(袁汝旭书记致辞)
至此,“新编孟子正义”2025工作坊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完美收官。孟学探赜之路方长,学术求索未有穷期,思想对话恒久绵延。我们深信,本次活动所迸发的睿智之光、所缔结的学缘纽带、所达成的精要共识,必将催生更为璀璨的学术华章。
(合影)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