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阐释学的传统与当代建构”圆桌研讨纪要

来源：《学术评论》2025年第3期（总第8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闰六月二十日甲寅

          耶稣2025年8月13日

时   间：2025年3月8日

地   点：武夷学院

主持人：汪文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小新（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嘉   宾（按发言顺序排列）：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南   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   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编审）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林   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徐   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余岱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颜桂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近年来，我国学界积极推动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阐释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为更好因应时代需求和学科发展，建构具有生命力和阐释力的当代中国阐释学体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武夷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当代文艺批评论坛”在福建武夷学院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阐释学的传统与当代建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围绕论坛主题分享其在阐释学领域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

张江：“当代文艺批评论坛”由我与南帆教授、汪文顶教授在多年前共同策划创办，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四届，而本次是第五届，该论坛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福建省是文艺批评大省，孕育了众多杰出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闽派批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今天，南帆、丁国旗、张福贵、程光炜、陈晓明、林岗、王光明、洪治纲等一大批知名理论家和批评家齐聚武夷学院参加此次论坛，这将是一场极具学术价值的会议。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国阐释学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阐释学的传统与当代建构”，分设三个子议题：当代阐释学的理论建设、阐释学的中国传统和朱熹的经学阐释。其中，当代阐释学的理论建设旨在探索阐释学在当代的理论框架和发展方向，为阐释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阐释学的中国传统旨在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阐释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髓，展现其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发挥各自专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共同推动中国阐释学的发展繁荣。福建籍的学者们应当充分利用闽派批评的传统优势，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和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闽派批评和中国阐释学的影响力。

南帆：“当代中国阐释学”这一命题蕴含着丰富内涵，它是当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在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探讨中，当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应当深入思考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第一，关于当代性的问题。作为阐释的主体，我们与当代社会紧密相连，而当代社会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当代视野。在这一视野之中，我们既会接触到众多中国古代、当代的文本，也会遇到很多西方的文本，这些文本都是我们的阐释对象。这种状况表明，当代阐释学有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由此引发的思考是：首先，中国阐释学理论必须能够阐释中国当代的文本；其次，对中国古代文本的阐释应该形成一整套完整的阐释方法。张江教授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阐”“诠”辨》等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本的阐释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阐释方法。然而，这些阐释方法在面对西方文本时是否适用？如果当代中国阐释学理论能够阐释西方文本，那么西方的阐释观念能否阐释中国文本？如果当代中国阐释学理论既可以阐释中国文本，又可以阐释西方文本，那么中国阐释学中的“中国”其实仅剩下阐释主体的命名。事实上，阐释学史上的各种学派更多时候指的是某种理论体系、某种核心观念，我们以这些理论体系或者核心观念作为阐释学的命题。倘若建立一个学派，其名称是以理论纲领的国别来命名，还是依据阐释者的民族身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在阐释学领域，“民族”概念究竟承载着何种意义？首先是阐释者的身份问题。中国阐释学派是由一批中国的理论家组成，这里的“民族”指的是阐释主体的身份标识。其次是语言和语种的问题。尽管语言和语种在中国阐释学中存在差异，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究竟有多大影响？这是我没有把握的一个问题。中国阐释学派是否会因为我们将汉语作为工作语言而产生一套很独特的方法？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到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是否也有相应的方法和路径。这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语种当然存在差异，但并不会构成重大的方法论差异。最后是传统阐释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从古至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很多种阐释学方法，但尚未从完整的古典文献中提炼出一系列概念范畴来讨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阐释学。在张江教授研究基础上，我非常期待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之间异同的学术成果出现。尽管二者在总体体系上殊途同归，但具体见解上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对这些问题应该形成更明确的认识。

此外，还要考虑到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即民族概念作为一个理论边界，其具体形态有哪些？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民族概念作为理论边界的意义相对有限，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相对复杂。比如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民族概念作为一个理论边界所具有的意义各不相同。如果可以跨越民族界限的话，那么是什么在支撑跨越？在历史建构过程中，民族又会形成怎样的边界？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民族界限之所以不太明显，是因为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的固有存在，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相较之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往往是达成某种共识。那么，如何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精神分析学说与儒家学说在达成共识的范围上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民族权利与支持体系之间的博弈。世界文化图景中的民族文化各不相同，既可能合力构成一个知识产品的完整拼图，又可能每个民族文化之间进行相互博弈。我认为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方面。

总体而言，我对当代中国阐释学有所期待，即在阐释其他民族文本时更多地融入中国的智慧和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民族的视角。同时，我也期待当代中国阐释学能够延伸至全球公共领域，使得一些学术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融汇并得到体现。

丁国旗：我主要针对当代阐释学研究谈几点个人的思考。第一，阐释的语境问题。文本既是阐释对象，又是一种阐释语境，还是阐释话语的重要来源。相同的文学作品中其实存在着多种“间性”问题。文学批评要“及物”，就不能离开具体的文本。当你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它便转化为服务于你的工具，而非被阐释的直接对象。有人指出，批评家写文章特别快，虽然有些小说很厚重，但他还没有读完便已开始进行批评。我也参加过一些批评会议，我觉得读完了作品再去批评，心里才有底。比如说吃西瓜，开个口品尝下便知道它是否甜，无需把整个西瓜吃完。然而，批评文本与吃西瓜截然不同：西瓜无论从哪里切入，其内容都是一样的；而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先看其结论，那么在后续阅读中难免会受结论的干扰，作品最终要传达的意思可能会被遮蔽。因此，批评家和文艺理论研究者如果不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完一部作品，就无法真正提炼出作品的精髓。基于此，阐释不能离开客体。

第二，阐释不能离开主体。作为阐释主体，我们在面对文本时，介入方式除了知识性的介入，还有情感性的介入。因为只有主体真正深入文本之后，对文本进行阐释才会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讲主体性，尤其是从文学研究角度讲主体性的确很重要，所以说阐释离不开主体。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在阐释过程中，阐释主体可能会对阐释对象的细节和整体性关注不够。通常在表达对作品的理解时，大家能够做到相对准确，但往往也会不自觉地忽略许多细节，而被忽略的细节可能正是评判批评文本质量的关键内容。因此，阐释离不开一个积极主动、用情介入的主体，并且对作品也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第三，阐释者有其自身局限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切勿认为个人的阐释就是最后的定论。这正是一个作品问世之后，不同时代的批评家们都可以对其进行阐释，并且都能阐释出不同的高质量见解、写出有价值文章的原因。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的《阿Q正传》也可以有一千种解读。当我们面对文本时，要做到对主体、客体和文本整体性的全面把握。即便如此，任何个体的阐释也都只是某一方面的阐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人们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和拓展。换言之，主体、客体以及文本整体性构成了阐释最重要的三要素，我们暂且将它们称为“阐释三要素”。在阐释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缺少，都可能导致阐释的偏差和失误。

第四，阐释者要深入“生活的现场”。对阐释者尤其是文艺理论研究者而言，只有深入“生活的现场”才能把握好阐释的边界问题。文学文本的开放性、时代性、地域性以及文学自身语境等因素，都要求阐释者跳出文本自身的封闭性。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局限和封闭的情况；而批评家或阐释者在进行批评和阐释时，同样也会面临局限。因此，在进行文学批评或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时，我们要从可能的局限和封闭中解脱出来，采取一种开放的视角，包括对广阔时代背景的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深入文本进行阐释，才可能对一个作品解读得比较到位。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某个语境中解读得再好的结论性阐释，也只是诸多优秀文本阐释中的一种，而不可能把其他的阐释都抹杀掉。阐释永远是复数的。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学文本而言，必定会因为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以及批评家们不同的性格气质，而产生更多各具特色、各有建树的优秀阐释文本。

张福贵：近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领域的热点无疑是阐释学问题，或者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阐释学学派。那么，在其理论体系渐趋成熟之时，我们需要思考当代中国阐释学的转向问题，即如何把“一般阐释学”进一步专业化和对象化。阐释不只是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阐释作为一种方法具有超越话语权利、超越前置或前见的优势，为阐释学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意义空间。比如“强制阐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颠覆以往定论或者前见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在张江教授的积极倡导下，当代中国阐释学发生了一种转变，即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或者技术方法的转变。张江教授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谈到，人工智能算法本质上就显示了一种公共理性，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价值。一是它为人文学术科学性、公共性的确立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因为人文学术一直没有标准，人工智能算法所体现的公共理性为人文学术提供了标准。二是彰显了理性意识的增强。理性是人类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品质，当下学术界亟需进一步增强学术理性。三是公共理性为文学史经典的产生和构成提供了依据。经典的形成通常有两种路径，即当下影响和后天阐释。

当代中国阐释学的转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紧扣国家战略和人类文明发展，深化对当前国家重大关键词的学术阐释。近年来，这些重大关键词不仅推进了国家战略的实施，也催生了相应的学术研究重点热点。对于这些重大关键词的阐释，必须纳入学术框架和学理逻辑之中，这也是当代学术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中国阐释学要做什么？中国阐释学的当代意义何在？我认为，它应当参与对国家重大关键词的阐释。这种阐释或许是对原有关键词的重复，但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引导和创新这些重大关键词的理论架构。我非常同意南帆教授所讲的，在当下要把重大关键词的阐释纳入全球公共领域。学者在探讨这些重大关键词时，关键在于如何为其提供新思路和新内容，从而提升民族思想的质量，丰富人类思想的容量。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全球化的共性问题，这也是提升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我一直期望学界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纳入学术批评和学术研究之中。其二，从理论的向实践的转向，实现阐释的“及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基本上达成了一种理论的共识。中国阐释学的确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理论转向实践，如何使概念落地，实现一种对象化、专业化的“及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方法，让这些理论能够被广泛应用到实际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从而推动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其三，从逻辑的向审美的转向，建立真正的文学阐释学。当前，阐释学的一般理论或者底层逻辑已经确定，但其概念更多的还是哲学的概念，而不是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理论建构惯性，还是对于当下的批评现状，我们确实在理论体系和概念辨析上还存在不足。当下的重点是如何把阐释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批评的范畴，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和审美分析。我认为这或许是未来文学阐释学领域中一个极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程光炜：张江教授的专著《阐释学五辨》和论文《“识”“见”辨》等利用训诂学知识，将阐释学引入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训诂学是研究中国古籍中词义的学科，它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籍中的语法和修辞现象。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既研究文学史现象，也研究小说和诗歌。小说、诗歌本身就是语言艺术，优秀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时，都非常注意语言的运用，以此来展现他们的思想态度、审美意识和创作技巧。比如，莫言早期的《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的语言比较敏感、尖锐且带有戏剧性，而近期的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的语言运用则平缓了许多，基本上改成了自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跟作家的阅历、年龄、语感都有关系，在此不做详细探讨。如果用训诂学和阐释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莫言前后期作品变化的词义、修辞等进行具体研究，想必会比一般性的文学批评更好。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从语义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北京的谢冕、曾镇南、雷达、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新潮批评家吴亮、陈思和、王晓明、蔡翔、程德培、许子东，以及福建的林兴宅、南帆等学者，他们在用词、修辞等方面都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如果不深入研究语义差异，就难以清晰阐述这些学者的思想立场、情感态度、审美意识、艺术趣味、知识结构等。可以说，这些语义效果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尚未充分吸收它们。实际上，在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中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阐释学无处不在，只是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存在。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掌握一些阐释学知识无疑是有益的。

马涛：我们讨论阐释学是基于明确的问题意识。可以说，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是一种元理论的建构，它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理论流派，而是对于理论自身的反思。因此，我以“阐释学建构超越理论工具论”为题，谈谈自己对阐释学的思考。自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学科建立以来，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各种具体的文艺理论形态和命题展开。文艺形态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相应的文艺理论形态也经历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一代代学者尝试引进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重构文艺理论的范型，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引进什么样的理论资源，而在于引用、借鉴时是否通过反思建构起我们的主体性。“强制阐释论”正是对理论生产路径和方式的一种反思，它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生产方式入手，指向的却是如何建构真正有效的文艺理论这一元问题。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之所以产生“强制阐释”，是与其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倾向相关的。在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之初，《诗学》就指向对事物的摹仿和认识。认识是西方理论思维的本能倾向，它意味着不断的分析、切分、分化，将文学文本肢解为各种理论的“跑马场”。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西方文艺理论总是倾向于将文学本身对象化，将文学现象分裂成理论的碎片，从不同角度加以透视。相较于西方文艺理论的认识论倾向，中国文艺理论始终带有伦理学倾向，体现在具体的理论偏好上，就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整体。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是批评问题，而是文学问题。所谓批评问题，就是分析性的、细节的批评方法；而文学问题则是把文学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文学本身的功用、价值等。虽然同为文艺理论，但其间分析思维和综合思维的差异、认识取向和伦理取向的偏好等暗含其中，这决定了中西文艺理论的不同风貌。

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没有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就在于对理论建构的元问题缺乏系统思考。理论只是作为挖掘文本的工具，它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深入反思，因此未能上升为真正的方法论。方法是应用性的，而方法论是反思性的，对方法本身的合法性做出严格批判，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获得真正自主的方法。就人文学科而言，阐释就是最基本的方法，而阐释学则是对这种方法的反思。我们要通过对阐释学的建构来超越理论工具论，形成对理论的反思意识，进而产生真正的理论创新。

如何建构中国的阐释学？中国的阐释活动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在于获得社会公共性的承认。公共性贯穿于阐释的各个环节：以公共空间为前提，以公共理性为手段，以公共承诺为目的。当我们讨论阐释的公共性时，不应当抹杀阐释对于拓展内心精神世界的力量；当我们关注阐释对个体精神的探索时，也不能忽视阐释的公共性。只有在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社会中建立起循环关系时，才能实现创造性的、有价值的阐释，即公共阐释。因此，我认为公共阐释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阐释学，也是中国阐释学比较有前途的一个发展方向。

陈晓明：我主要从传统儒学的“恕道”出发，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想，探讨“恕道”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跨文化理解和伦理共识。

其一，关于恕道的基本阐释。一是恕道的核心地位。恕道被视为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与“仁”密切相关。“仁”是儒学的最高理念，而“恕”是“仁”的具体实践方式。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践行恕道的基本准则。二是恕道的伦理实践。恕道强调以己度人，这一思想在《论语》《中庸》等经典中多次出现，成为儒家伦理实践的重要准则。张灏、徐复观等学者认为，恕道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体现了“人我合一”的伦理关系。三是恕道的实践困境。尽管恕道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历史实践中，它并未得到充分强调和应用。这是因为恕道在传统儒学中过于依赖“仁”的抽象价值，缺乏独立的实践规范和价值信念。

其二，孔汉思对他者的恕道。一是全球伦理与恕道。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在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提出“全球伦理”的概念，强调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共同伦理的基础。这一观点与1958年新儒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试图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普遍的伦理准则。二是恕道的共有性。孔汉思认为，恕道是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共有的伦理原则，具有共有性。他列举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些原则构成了人类共同伦理的核心。三是对恕道的现代拓展。中国传统儒学对恕道的解释过于依赖“仁”的内涵，而未充分发展其独立的实践价值。引入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和德里达的“宽恕”思想，可以为恕道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使其从以自我为根基转变为真正从他人出发。

其三，自我与他者相遇的不可能性经验。一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与德里达的质疑。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重要性，认为伦理学应从“他人观点”出发。然而，德里达质疑这种绝对他者的相遇是否可能，认为他者的相异性无法完全被理解和整合。二是恕道的伦理重构。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可以为恕道提供新的视角。在恕道伦理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应是同一性，而应是一种无限接近但永不实现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哲学中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有相似之处。三是恕道的当代价值。恕道作为一种传统伦理思想，具有化解当代世界危机的潜力。它可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和种族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推动宽容、和平、平等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尽管恕道的讨论仍处于初步阶段，但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不容忽视。我认为，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思想融合，为全球伦理建设和社会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林岗：从严格意义上说，“阐释”和“批评”不一样。阐释是经学时代的产物，这意味着少量的文本被视作神圣文本，而后人对于这些神圣文本的责任就是阐释。当今神圣文本的观念已经瓦解，每个人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阐释依附于经典文本，即使融入了阐释者的己见和新见，也主动将它们归属于经典言辞的伸延；批评则不同，它是多元声音的交织，既有独白也有对话，俨然一片话语的海洋。

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传统是承认并赋予先贤应有的地位。在经传注疏体系中，经居于首位，传是阐释经，注是阐释传，疏则阐释注。前后相继，疏不破注，注不破传，传固尊经。阐释者往往隐匿于层层的解释之后，其真实身份不易被察觉。经中一言，历代注疏之后，或达到数万字，这现象在《十三经注疏》里并不罕见。当事物变得纷繁复杂时，便意味着僵化，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由此，思想史则从“经学时代”转入“子学时代”，亦即“批评的时代”。这个大趋势与社会的现代性演变相关。

在注重个性、鼓励创新的批评时代，通常会认为注重阐释的经学不会有什么创新，即认为一部经学史几乎就是因循守成的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从根本上说，人类探索学问、求索真知的历史是一贯的、持续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其实，中国经学史上有许多创新。儒家思想从汉学到宋学再到理学和心学，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推陈出新。道家思想从庄子到郭象，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郭象通过对《庄子》的深入注解，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得益于郭象的拓展，后来的诗人和画家才得以体悟隐逸田园山林的境界。倘若只有庄子没有郭象，我们很难有充满平民气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将郭象置于中国美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评价，这难道不是一种创新吗？

批评时代固然有创见，然而在现代性背景下，创新模式却陷入了互相否定的状态，故曰众声喧哗。个性在这个时代凸显了它的地位。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个性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创见不仅是前所未见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是有根底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彰显了它的重要性。其实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毫无根底的见解称作“野狐禅”。由此看来，古代阐释学并未随着经学时代结束而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尽管经学在今天已无复活的可能，但其严肃认真对待前人思想的方法，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王光明：我从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的一篇遗作《中国文字与诗的创作》（The Chinese Written Chatter as a Mediem for Poetry）来谈点关于诗歌阐释学的理解。这篇遗作（以下简称“费诺罗萨论文”）由意象派大师庞德整理，最早发表于1919年《小评论》杂志。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其影响不仅不见衰减，反而与日俱增。在现代西方学者探讨中国诗学的众多论文中，或许没有任何一篇像它那样产生过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西方，费诺罗萨论文首先对庞德翻译中国诗文及其意象派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整理该文时，庞德就意识到费诺罗萨研究的中国诗学蕴含着美学的“根本问题”，提供了诗歌与绘画现代变革的“思想方法”。自此，庞德便投身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从中获取灵感并完善自己的意象主义理论。那么，是诗歌修养和诗人的洞察力使庞德发现了中国诗歌的价值，还是中国诗歌坚定了他的意象主义信念？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费诺罗萨论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为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提供了破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工具。德里达在其文字学研究中肯定了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诗学，认为他们成功地从防范严密的西方传统中突围，并强调中国表意文字对庞德产生的吸引。

费诺罗萨论文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字和诗歌，因此在中国的反响也更加广泛。1926年，《学衡》杂志第56期刊登了张荫麟用文言文翻译的《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这是首个中文翻译版本。此外，还有杜国清翻译的《汉字做为诗的表现媒介》（《中外文学》1979年12月号）、赵毅衡翻译的《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诗探索》1994年第3期）等版本。相比而言，我认为费诺罗萨原文对中国诗人和学者的影响更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胡适的“八不主义”文学革命主张以及“自然”“具体性”文学观念，都与费诺罗萨、庞德相关。不同之处在于，费诺罗萨、庞德强调的“自然”“具体性”是意象性的，而胡适在五四时期倡导的“具体性”则是“写实主义的具体性”。二是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对费诺罗萨遗产进行了重新思考。叶维廉著作《中国诗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与费诺罗萨关于象形文字的文论观点一致。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九叶诗派诗人郑敏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所引起的学术讨论。郑敏坚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立场，认为新诗不成熟的问题是因为语言受到破坏，由此，她反对汉语的现代化运动。这种观点其实具有片面性。汉语并非只有象形，而是象形、会意、形声兼而有之；汉语并非本质主义，而是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处于不断的变动、更新之中。实际上，诗歌写作是在现代汉语简化的必然趋势中去挖掘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以古典诗歌为例，其艺术价值的伟大是汉语的象形造成的，还是诗歌的内在机制造成的？我认为，是诗法而非语法使汉语诗歌取得了如此成就，其比兴传统使汉语诗歌具有了逾越理性语法规则的可能性。

由此反观费诺罗萨论文，无论是汉语研究还是诗学研究，都称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刻洞察力、经得起专业推敲且让人普遍认同的文本，但其洞见衍生出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需要审视的是，费诺罗萨论文是客观公正地揭示了中国文字和思维的智慧，还是无意中闯入了西方文明历史语境，成为西方化解自身文化危机的理论工具？这其中既包含着他者的阐述和自我阐述的双重视域，也包含着诸如什么是有价值的文本、如何衡量文本的认知价值与再生意义以及汉学与国学如何对话等阐释学问题。

洪治纲：我主要围绕数字时代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谈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变化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其一，计算范式的全面融入。人工智能通过大数定律，在精确计算批评对象内部存在的各种高概率阈值以及已有批评著述的趋同性判断之后，可以根据模型生成特定形态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有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获得独特的艺术发现，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呈现的是趋同性价值判断。计算范式是高概率阈值计算范式，具有开放性，可以展示论述的可溯性（用数据说话）。其二，批评权力的中心转移。传统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与权力中心相对明确，体现了批评的专业化、科层化及相关理论建构的内在诉求。人工智能主要借助大数定律赋予批评算力值，形成可追溯的贡献度凭证，呈现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倾向。其三，创造性艺术光韵的衰减。人工智能遵循的是“算法解析”，其区块链、模型及算法的不可篡改性，几乎不可能破解它固化的批评模式。传统的大量感性批评以及隐喻的理论模式，若被转化为标准化的智能合约条款，文学批评将在程序理性的束缚中无法呈现艺术的光韵。

第二，算法作为智能理性有其内在局限性。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我们才能真正地规避其中的陷阱。其一，智能理性与公共理性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公共理性是不同个体理性对话和交流的形态，它是合目的的、公共性的、规范性的，严格遵循正义和情感原则，体现人类对文学价值及意义的共同诉求。智能理性中的算法，则致力于“万物皆可量化”的数据主义宗旨，使人们过度依赖数据分析，导致“可量化才重要”的认知偏差，折射了量化思维霸权，忽视了无法被数字化的深层人文价值。其二，温度参数与审美解析无法达成一致。算法遵循效率至上原则，面对创作过程中极为复杂的审美问题，它的方案是消解其中的复杂性，将复杂降维成可计算的参数，抛弃无法进行数字化计算的有效元素。为了兼顾概率论上的多重性，温度参数作为控制文本生成的重要调节元素，通过调整模型输出概率分布的“平滑度”，平衡生成内容的随机性和稳定性。其三，技术发现与审美创造存在天然鸿沟。面对人工智能的批评，批评家容易从主动决策转变为被动决策，批评的创造性审美发现将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处于大数定律的边缘，即人工智能核心候选池概率阈值的低端，很难被算法关注；二是阐释的微妙性、跨界性及批评的个体性情很难被精确计算，可能被过滤。如果将审美标准交给算法，让其提供大数定律的标准值，那么批评的平庸性在所难免。

第三，如何重建文学阐释的内在张力？这是文学批评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其核心价值之所在。其一，控制算法对阐释范式的解构。面对算法开始自动生成文学评论、情感分析技术解构文本的艺术光韵，传统批评方法遭遇的不仅是技术替代危机，更是深层的话语权威的消解，甚至是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中的认知断裂与价值迷失。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阐释有效性危机与批评公共性弱化形成的恶性循环。其二，张扬批评主体的交流动能。在人工智能影响下，批评家可能会受到“信息茧房”的制约，导致批评思维固化、价值观念偏执等诸多局限。这与作家在认知茧房上的问题形成呼应，结果是要么形成同温层效应（捧杀），要么形成否定性对抗（棒杀）。我们可以倡导人机协同的文学批评，但更需强化批评的主体性，倡导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对话。其三，提升审美发现的概率阈值。文学阐释的效度来源于其审美发现的说服力，但它受制于特定时代文化观念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处于有待历史检验的效度；文学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意味着创新创造性，但也可能形成观点的碎片化，难以构建完整认知体系。而这种原生态的、充满个人化和多样化的阐释，正是阐释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批评的活力之所在。然而，经过大数据的过滤，它们往往成为大数定律所设定的概率阈值的低端，很难进入算法推荐的前列。因此，我们必须克服数据主义的崇拜心理。

总而言之，阐释是文学批评充满内在张力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它最终会服膺公共理性，但我们对智能理性应保持警惕。

徐勇：我从选本学角度来谈谈对阐释学的理解。选本学与阐释学看似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其实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聚焦文学而形成的中国传统选本学，经过一千多年的沉淀和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学科领域。选本学的命名及其演变就是中国阐释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学之外还有大量的经典选本，诸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经过后世不断的校勘笺注，已具有了阐释学的内涵，更不用说像《诗经》这样的经学文本所衍生的训诂阐释传统。进入20世纪，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响之巨，引来研究者关注并形成颇具规模的阐释学领域。因此，不难看出，中国选本学已越来越表现出同阐释学合流的趋势。但阐释学与选本学终究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其间的众多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因此，我提出了“选本阐释学”这一概念。选本阐释学何以成为可能，其重要前提是要能编选出经典的选本。

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中提出，阐释空间是一般公共空间的重要呈现。阐释空间是由人们的共同话语诉求表达而自觉建构的精神空间。经典的选本及其后来的阐释研究能形成一定的阐释空间，选本阐释学由此而成为可能。那么，我认为选本阐释学有如下重要内涵。其一，要能编选出经典的选本是前提。如果不能编选出经典的选本，就不能引起后世研究者和阐释者的持续研读。选本阐释学关注的是经典选本的阐释，而阐释的深度和选本的经典性程度正是选本阐释学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选本学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选本的经典性。其二，选本的选择提供了阐释的物态空间和精神空间。阐释空间的建构基于一个固定选本的选域和选源，其中既包括相对固定的物态空间，比如选源、选域，也包括相对可以拓展的非物态空间，比如对经典的认定。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有效的阐释能够建构起有效的阐释空间。其三，选本阐释学立足于选和编的方式。选本阐释学不同于阐释学的其他门类和方向，其展开的方式方法依赖于选和编的方式方法。阐释空间的建构通过选和编的方式得以建立，并被相对地固定下来。其四，选本阐释学体现了阐释学的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结合。这正是选本阐释学的独特之处。公共性构成了阐释学得以成为可能的重要基础，能够确保阐释的完成和闭环。然而，如果阐释无法建构新的认知和新的公共理性，那么这种阐释可能只是阐释循环之表现。阐释的开放性是选本阐释学的重要特征，这是文学阐释学所决定的。其五，选本阐释学以选的方式建构了共存的空间和共识的存在。这种共存的空间体现在入选作品的排列上，选本将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作家作品置于一处，以建构共存的空间；共识的存在则以作品被肯定的方式得以建构，表现在经典性、肯定性层面。选本阐释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种经典性、肯定性和共识的存在揭示出来。

余岱宗：我主要谈谈小说阐释学的研究。现代小说的审美世界，它所叙述内容的意向性结构不但是多层多面的，而且是连续性的、交互主体性的多层多面。这种连续性的、交互主体性的、多层多面的意向性结构，在现代小说的审美世界中，更是以一种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伴相随、交错相连的方式得以呈现。隐匿的显现、缺席的在场，皆是现代小说创作自觉追求的审美特异性。小说叙事中意向性多向度的交错与叠加，让有限的文字叙事往更深更广处去召唤不同维度意义系统的到场，同时让不同意向性在交错过程中形成意识层面的戏剧性效果，从而构建出更微妙的小说叙事修辞之艺术。当然，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多种意向性在小说具体场景中同时到场，除了增加了文本的意义厚度，更重要的艺术使命在于让小说审美突破既有之成规、既有之成见，让小说审美本身成为破解偏见或抵制盲目性的一种艺术装置。复杂而广泛的意向性关联，不仅考验着小说家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表达力，也考验着读者的解读能力。在小说审美的表达领域中，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一览无遗地直接呈现，而是以可见的意向性去引导多层多面的不可见的意向性到场。甚至，可见的意向性有时还以“误导”的方式去“考验”读者能否准确地领会不可见的意向性，而这已几乎成为现代小说审美表达的常态。

陈培浩：在解释活动愈发自由的近现代社会，批评活动随之兴起。然而，在批评盛行的时代，为何要重提阐释学？在人工智能（AI）时代，构建中国阐释学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阐释不仅仅是知识，它是一种以知识演绎为形式的精神活动，但并非所有的知识及认识活动都属于阐释。阐释与意义追问、价值确认密切相关，这也是人类在阐释活动上很难被AI取代的原因。影响阐释的因素很多，知识是阐释的基础，但情感、经验、价值观等因素内化并塑造了阐释所启用的知识形态。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陈宝琛“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分别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高处体验和哲思。事实上，正是人类的经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甚至决定了阐释活动的展开。AI虽然能够快速提供海量知识并进行归纳推理，但缺乏情感、经验和价值观，无法真正进入阐释的内在层次，所以“AI阐释”是一种具有局限性的“阐释”。很多人将AI看作“利器”，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语言阐释主权的丧失。在数字技术、数字范式乃至数字文明兴起的背景下，人类主体如何与数字算法争夺阐释权？在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时代，语言的边界还是个体的世界边界吗？如何在AI语言中夺回属于人类的语言？我认为，没有与AI的搏斗，就没有与AI的共生。在AI时代，为何讨论阐释学？阐释涉及意义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阐释中介经历了多次转变。最初以“经史子集”为中介进行阐释，维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之间的对话，而今这一中介演变为AI。当下，张江教授提出的“阐释的公共性”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内涵。如何在人类与AI之间建立公共阐释，这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

颜桂堤：20世纪以来，众多新型理论观念纵横驰骋于文学阐释场域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理论震荡。对于文学阐释学而言，文化研究的崛起至少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它的多元性挑战了文学阐释学的边界；第二，其批判性对文学阐释学的阐释方法提出了质疑；第三，其跨学科性对文学阐释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挑战；第四，其强大的介入能力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观念和阐释方法同时也衍生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问题。那么，文化研究究竟是一种“强制阐释”，还是对阐释的有效拓展？显然，并不能将文化研究简单等同于强制阐释，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更新和话语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不仅推动了当代学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进而推进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现今，文化研究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召唤结构”，吁请当代文学阐释学者投身其中并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论辩。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本身及带来的挑战激活了重建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危机意识及其实践品格，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有真正立足中国语境，直面中国现实，合理阐释中国经验，才能有效筑牢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点。

张江：此次论坛各位学者的发言题目都很有想法和针对性，都紧密围绕阐释学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每位发言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阐释学的独特见解和思考。这不仅展现了学者们对于阐释学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阐释学的机会。我相信，这次讨论的成果将会对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阐释是不可替代的，是精神科学的重要生产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就是阐释，而算法和算法之间也是会打架的，但在打架过程中又会生成新的阐释。今天的研讨非常有意义，希望今天的研讨能产出一些成果，这对推进闽派批评以及中国文艺批评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主持人：感谢张江教授的精彩总结，特别是对我们这次论坛的学术评价以及对闽派批评的期望！感谢各位专家不辞辛劳前来参会并贡献了精彩发言！福建的学者要勇于承担起闽派批评传承与发展的责任和使命，也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继续关注、支持和促进论坛的发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