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二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赵凯 林介宇
来源：“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闰六月廿六日庚申
耶稣2025年8月19日
2024年10月25日至27日，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以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芜湖举行。
来自日本学习院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成功大学、元智大学、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集刊》《科举学论丛》编辑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社，以及北京国子监博物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等博物馆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开幕式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丁修真教授主持。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曾黎明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道胜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分别致辞，对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两场大会主题发言分别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祖慧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琳琦教授主持，共有17位学者作了专题报告。
闭幕式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李宜江教授主持。闭幕式上，六个分论坛作小组总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郭培贵作大会总结，刘海峰教授作为下届会议主办方代表发言，欢迎与会代表明年莅临浙江大学参与科举学盛会。
与会代表围绕科举制与科举学的多个维度，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现分类综述如下。
一、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不仅在本土文明演进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在跨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本届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国际影响、内在功能、本质属性等方面对科举制展开了探讨，为我们理解科举制的历史演变及深远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
（一）科举制的影响与评价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选官的重要机制，研究其历史影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助于还原科举制的本来面目。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刘海峰教授强调，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日本、韩国、越南历史上曾经模仿中国的科举制，而且科举制还通过文化传播影响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从世界文明史、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才能更清晰地看出科举制的特点与价值，更能理性地评价科举制。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田建荣教授探讨了科举考试命题的题型结构及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题型经历了从汉代策问到唐宋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再到明清八股文的演变过程，不同题型在检测考生知识面、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同作用。深入研究科举考试命题的题型结构与功能，对于当今考试命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朱家存教授结合时代背景，从公平性的视角论述了科举制由兴盛到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强调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使各阶层学子拥有通过平等竞争获得官职的机会，增强了国家治理的公正性与有效性，是贯穿科举制1300年历史的重要线索。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尹磊通过剖析相关科举人物的经历，理清了科举制与清代西北边疆研究的内在关联，认为清代士人对西北边疆的研究不仅脱胎于经世传统，还与科举考试的务实传统及科举考试在士子群体中的重要影响力密切相关。
永新知识产权律师张文达探讨了科举制废除的现实动因和历史反响，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是各方面压力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曲阜希晓古今教育博物馆馆长刘晓分析了“科举制到底是选官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二）断代科举研究
在整体研究科举制度的同时，诸多学者还将目光聚焦到某一朝代的科举问题。在宋元科举研究方面，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从宋代科举录取规模的拓展及其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宋代在科举制度发展中的“转折”意义，强调尽管科举在北宋规模的扩大给无数士人带来了无限憧憬，但高倍率的竞争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存在，艰难的科举之途让大量士人望而生畏。
福建江夏学院吴嘉陵教授在介绍宋代画院考试制度的基础上，揭示了宋代绘画风气与检试诗题的关系，指出宋代画院制度奠定了中国画院制度的基础，也影响了宫廷的美学风格，画院内外画家的竞争促进了绘画的蓬勃发展，而宋徽宗将诗、书、画结合于画面的实践则映射出宋代的绘画风气与内在精神。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费习宽讲师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宋代说书举并非科举科目，而是宋仁宗前中期为选拔通晓儒家经典义理之学之士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办法。说书举与试诗、赋、论、策一样，只是一种考试文体，本质在于加试经义，其应试对象为每届参加省试的进士、诸科举人，且必须同时参加本科所属的试项。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锴讲师对宋代说书举和明经科作了专门探究。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赵彬博士生探讨了元初文人的“科举累人”观念，指出元初文人开始理性反思科举制的弊端，认为其弊端主要包括阻碍文学创作、经学发展、理学研究等方面，但这种批判并非反对科举本身，而是主张文章应文道合一。同时，少数民族文人对科举的认同反映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明清科举研究方面，河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牛明铎副教授考述了明代科举盟誓制度，指出该制度作为一种约束科举官员行为的仪式，以维护科举公平公正，选拔真才为目的，对实现选举贤能起到了重要作用。盟誓现象反映出明代社会普遍相信鬼神及因果报应的心理，以及科举官员面对复杂局势的不自信。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裴家亮博士梳理了明代科举同年交往的变迁及成因，指出同年关系作为科举考试诞生的重要社会关系之一，是探究官员交往活动和考察政治生态的重要视角。明代科举同年交往风气从正德以前的道义为重逐渐转变为正德以后的浇漓化，最终形成团体化的特征。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吴冠斌博士生以跨文化中介者的视点，将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科考制度的引介过程作了阶段性划分，认为传教士的引介不仅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还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李木洲研究员对清代乡试录取率作了系统研究，认为科举乡试的录取率是衡量举子中式难易的重要指标。根据清代三个时期九朝乡试平均录取率的测算，清代乡试录取率伴随着王朝发展而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清代乡试竞争程度逐渐增大，士子向上流动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此外，清代乡试大致与前代科举发展趋势类似，也没有跳出“由兴到稳再而衰”的“周期率”。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潘志刚副教授和徐薇讲师分析了乾隆帝连续三科亲制殿试考题这一殿试命题史上的独特现象，强调乾隆亲制考题的行为提高了殿试出题的保密性和读卷官的整体水准，对完善科举制具有积极意义。将国家治理与科举紧密结合，进而实现文教治国的目标，是乾隆亲自出题的根本缘由。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坤丽讲师通过梳理晚清执事官的文字书写，再现了彼时的乡试运行情景。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吕光斌讲师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探讨了晚清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的考察与书写，认为传教士的书写不仅反映出科举制的实际情况，还塑造了中国科举教育的形象。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钟伟春讲师和袁浪华讲师分析了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指出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导致浙闱考官命题、评卷标准等考试规则发生巨大变动，应考士子的备考状态和临场应对也发生显著变化。由于考官素质不足和路径依赖等因素，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最终未能挽救科举制度的命运。
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曾志平讲师考察了晚清禁止士子吸食鸦片的舆论与实践，认为鸦片战争后士子吸食鸦片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清廷多次颁布禁烟令，但由于缺乏决心和具体方案，禁烟实践收效甚微。
二、科举教育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至公”理念为基本精神的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学校及社会教育的发展态势。本届研讨会，科举教育是与会者关注的热门主题。
在科举制下的教育发展方面，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孙德玉教授以宋代科举为例，探讨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问题，强调宋代科举制度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通过采取废除公荐制度、拓宽取士范围、严格限制考生户籍、锁院、回避、糊名等多种措施，最大限度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吸纳了大量寒门庶族阶层的人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小林教授对明清两代潍县教育机构种类、教育经费来源、师资力量配备、人才培养成果等作了探讨，认为明清两代该地教育机构多样、师资配备完善、教育经费充足，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就。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齐副教授梳理了“凿壁偷光”这则教育故事多重流转的详细过程，指出凿壁偷光故事虽不载于正史，但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勤苦读书的象征，并以此为案例剖析了中国古代教育故事的科举塑造现象。
河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李阳讲师分析了科举背景下清代儿童的“破蒙”仪式，认为“破蒙”仪式承载着尊师重道、崇礼明德的文化内涵，仪式中种种环节充满大量科举元素，体现出科举制对儿童教育的深远影响。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程春玉博士生考察了宋以来童蒙教育与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自宋起儒士们普遍开始对科举制的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养正”的童蒙教育取向与“取士”的现实路径矛盾逐渐激化。
郑州大学文学院简东副教授揭示了钱仪吉在近代转型期对科举八股弊端的反思以及为提振文风所做的努力，认为其倡导的“存文传世”思想与实践，展现了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他还以钱仪吉为例，探讨了晚清中州士人科举与书院文教观的近世变迁。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吴霞博士生探讨了杜堮的儿童教育观，强调其尊重儿童天性、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对于当今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以及指导学校和家庭形成正确的儿童教育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科举考试的现实省思方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吴根洲教授指出，科举制度中常科与制科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创新人才的选育。创新人才的选育关键在于走出过度追求公平的桎梏，从一元标准选才升级为多元标准选才，并应厘清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变“教育为考试服务”为“考试为教育服务”，进而反拨创新人才的培育。
原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胡平和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院长宣成比较了科举考试与高考语文的考核标准，认为二者均力图把考生的知识、能力和实际才干相结合，具有客观、公平的考核标准，但高考的作法更为科学公正，考察的内容也更广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赵章靖副研究员通过比较古代县学与当代县中的若干相似之处，探讨了科举考试与高考对地方学校教育的影响，认为循此思路，或可为认识考试文化影响下的教育组织与行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冯建民副教授回顾了唐代以来科举试经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科举试经政策演变对士人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高考科目改革的历史背景、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强调在教育改革中应借鉴历史经验，注重考试内容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漳州河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黄建全梳理了我国人才选拔制度的衍化过程，并对当今高考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科举家族研究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科举制度与社会各层面的互动关系，揭示科举制度在塑造社会结构、促进地域文化发展、影响家族兴衰及个人命运等方面的深远意义。通过对科举家族与人物个案、少数民族地区科举以及科举与生活等专题的研讨，不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还能为当代社会制度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科举家族研究是近年来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问题，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对此问题的关注集中于明清时期。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明伦教授从入仕情况、家风传承等方面对扶风马氏科举家族作了探究，认为马氏家族的科举入仕者虽官位不高，但为地方治理和民生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在文化方面成就斐然，深入研究马氏科举家族，对于探讨家族与流派的联动与融合意义深远。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分析了优良家风对翰林院编修金鉽家族后人的影响，强调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化传承、教育观念、个人品质等诸多方面。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黄谋军讲师详细梳理了明代贵溪夏言家族的世系沿革、科举过程及军籍豁免的情况，指出夏言通过科举仕进，官至显爵，最终成功豁免家族军籍，实现门户重光。
太湖县文联副主席曹杰友对太湖县树林冲李氏科甲世族的家族谱系、科举概况和科甲傲兴原因作了考证，认为重视教育、科举、仕宦的良性互动，是这一群体成就斐然的主要因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科杰博士生探讨了钱学森家族的科举考试经历及文化转型，认为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背后，亦可看出科举考试深远的文化影响。钱氏家族的文化转型深刻反映出从知识结构到求学地点再到考试制度的变动进程，对研究钱学森生平及“钱学森之问”具有重要作用。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奔博士生剖析了明清徽州宗族的科举费用赞助机制，指出徽州宗族通过膏火、灯油、考课等费用赞助以及中试后的奖励，形成了完备且长期维系的科举费用赞助机制，该机制受社会环境动荡和宗族内部人事更迭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兼职研究员孙伟良以山阴祁氏、朱氏为中心，考察了明清绍兴科举家族的联姻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祁氏与朱氏作为绍兴地区的世家大族，通过联姻加强家族间的联系和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王红春探讨了歙县新州叶氏御史叶蓁及其家族对南宋所建新州石塔的修葺与保护过程，强调叶蓁及其后人对石塔的修葺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保留了历代修缮石塔的珍贵历史文献。
泰州市博物馆孙成杰探究了明清泰州陈氏科举家族，指出泰州陈氏明清两代共走出360余名科举人才，个人自觉与努力、科举专经的形成、家族教育以及科举家族之间的联姻等是陈氏科举成功的原因。
此外，乐陵市档案馆刘文峰对明代史氏父子三进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文玥硕士生对明清桂林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等内容分别作了介绍。
除科举家族外，还有部分与会者对其他科举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上海大学文学院叶鹏讲师研究了清代四川酉阳州学政巡行考试过境费用的分派问题，通过详细的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和分析，展现了清代基层考试制度的复杂性和地方应对措施的多样性，为理解清代基层考试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慧川讲师从产权和生存境况两方面，讨论了近代中国读书人社会变迁的问题。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汪礼助教通过梳理骆憬甫的个人经历，再现了晚清时期平民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奋斗与挫折，以及新旧教育模式的冲突与融合，进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个人命运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四、科举地理研究
科举地理研究作为科举学大厦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本届研讨会上受到多位与会者的关注。有关苏皖地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林生海副教授考补了唐代安徽科举及第人数，指出安徽科举人物多出现在唐后期的江南地区，这与南北朝以来的灾荒、战乱、移民以及唐代安徽政治经济地理的转变密切相关。
宣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陆再奇对宋代徽州“及第进士”人数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在综合考虑宋代科举制度、徽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推算出了宋代徽州“及第进士”的极限值。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郑若玲教授基于明清比较的视角，分析了清代江苏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认为相较明代，清代江苏各府间举人分布差异更为显著，且绝大多数府举人数量较明代有所增长。同时，苏北地区举人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南强北弱的格局依然未变。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王凡从委派、职责等方面考察了清代江南乡试监临官的群体特征，强调江南乡试监临官由苏皖巡抚轮值，但实际上由于科场回避、要事在身等原因，代理、改派之事也时常有之。她还以林则徐为例，展示了监临官在整肃考风考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有关两广和台湾地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蓝武教授分析了广西历代科举的显著特征，认为其特征包括开科取士时间晚、进士人数少、名人辈出、科举保障制度完备等方面。他强调，广西科举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培养了诸多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为边疆开发与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刘明鑫讲师探讨了明代广东举人的总体规模、时空分布及特点，指出与其他直省相比，明代广东举人数量位于全国第8位，在西南五省中居于首位，呈现出中期低、前后期高的V字形发展趋势。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蔡正道讲师考证了清代广东乡试的首科与停科情况，指出清代广东首科时间应为顺治七年，而非之前所认为的顺治五年，并强调开科与停科背后的基本理路均指向“维持王朝稳定延续”这个更高的目标。
北京市台联名誉会长卢咸池以乙未反割台与割台后的台湾士子为中心，揭示了台湾进士陈登元等人卒地、卒年等此前不为人知的事实，认为内渡台湾士子不仅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还在地方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其他地区，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宏杰讲师分析了河南鼎甲进士和阁臣的出身情况，发现大多呈现出由低到高的社会流动趋势，但流动幅度因出身背景而异，特别是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进士和阁臣，凭借科举考试实现了显著的社会流动。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傅冠华博士生考察了清代陕甘乡试的正科、加科、恩科等不同科别及举办频率，特别是因皇帝万寿、登基、归政等盛典而加开恩科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试期调整的原因以及调整措施对考试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五、科举文献研究
科举文献作为科举研究的基础，至今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中华书局穆荷怡主任介绍了《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的具体情况，该数据库收录了公元6世纪以来1300年间10万余条进士登科人物资料，涵盖隋代至清代的各类科举类目。数据库不仅详细记录了进士的姓名、字、号、籍贯、朝代等信息，还提供了登科时间、所属科目、书证内容及生平简介，实现了科举文献的系统化整理和可视化操作。
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林介宇考察了明代科举文献《举业筌蹄》的版本、作者、文体等情况，该书由李廷机原评，张绪新、黄际飞增评，详细记载了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和文体规范。作为影响广泛的举业用书，该书在八股文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吕梁学院中文系高建旺副教授考辨了康海《代癸酉乡试录序》、康顺之《福建乡试录后序（代作）》、倪元璐《胡适录后序（代作）》三责序言的年份、代谁而作、误录等问题，指出康海的序文可能并非代作，而是误录，唐顺之和倪元璐的序文则是代考试官所作。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波讲师以新见商人墓志文献为中心，分析了清代山西商人举业与从商道路选择的社会基础与现实处境，指出大部分大商人均为先“举业”后“弃儒从商”，这种选择不仅基于现实需要，还与士人与大商人之间的密切关联有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孙虹以浙江遂昌县科考周氏科举账簿为例，论述了清代科举账簿的价值，认为账簿中记录的报名费、考场费用、礼仪费用、日常开销等各项支出不仅反映了科举考试的经济成本，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风俗习惯。
萧山科举文化馆馆长钟妙明辨析了误选入贺知章相关文集的三封王羲之书信。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丁婷从馆藏匾额入手，探讨了清代翰林院的不同入选途径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联，发现进士朝考制度是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的主要途径，但除此外还包括特授、制科、外班翰林等其他方式。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李晓頔副研究馆员指出，新疆地区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相关文献记载较为零散，她通过梳理史料和地方志，详细考订了清代新疆地区的举人名录。独立学者季洪斌以具体乡试卷本写本为例，分析了清代乡试三场考题的大致情况。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赵凯博士生考察了清代书院课艺中的科举元素，认为发掘书院课艺中的科举元素有助于编织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深入探讨科举活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曹丹博士生分析了敦煌写本《籯金》与唐代科举之间的关联，指出《籯金》作为一种为科举应试准备的类书，具有君臣同德的价值导向，其内容编排与边疆战事联系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唐代士人的知识世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坛坛博士生探讨了南宋应试类书《璧水群英待问会元》在科举中的应用，指出该书为举子提供了考试素材和写作范例，促进了知识传播与下移，并在明代流传至韩国和日本，展现了科举制度对东亚文化的深远影响。
六、科举人物研究
科举时代，数以万计的科举人物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形塑过程，同时在文化传承与社会流动中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台湾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陈益源和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白金杰副教授考察了近代海南举人粘世玿的生平，强调其在救助福建泉州“瑞庆”号海难幸存者一事中，展现了闽人谊助乡亲、不忘根本的可贵品质。他们还以以小见大，分析了清末民初科举出身的乡绅在地方治理和公益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张亚群教授从教育变革的视角，探究李鸿章兴办洋务活动的动因与举措，分析其科举改革思想的内容与特点，全面评价其科举考试改革思想、办学实践对科举制度演变及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局限性。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祖慧教授及其硕士生蔡南松探讨了沈括的科举之路，特别是其异地考试和锁厅试的经历；分析了科考前后王安石与沈括的交往情况及其在熙宁变法中的作用，为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人才选拔与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王夏刚教授从科举与学校的关系入手，分析了皖籍教育家吴汝纶拒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一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韦骅峰副教授结合原始档案、奏折等史料，探析了清代土田州解元岑照枪替弊案的始末情形。指出岑照身为土官之子却在科场作弊，隐含了改土归流和新生科名阶层挑战土官权力的压力。
嘉定博物馆副馆长王光乾通过对方志、诗文集、家谱等传世文献和文物钩沉发覆，从门第、科途、诗业、著作、师友、弟子等方面勾勒了王元勋一生的履历与行迹。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员严得秋指出，那波利贞在《燕吴载笔》中详细描述了1919年考察江南贡院的情形。那波利贞认为科举虽有局限，但仍是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机制，对日本现代教育也有借鉴意义。
江苏广电总台特聘教授丁祖宏、乐陵市档案馆馆长宋秀利、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张兆阳还分别对伊秉绶、宋槃、许师贤等科举人物作了专题讨论。
七、域外科举研究
本届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科举考试活动及中国科举的国际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韩国（朝鲜）科举方面，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朴贤淳教授探讨了1413年朝鲜废除科举座主门生之法的制度意义。她指出，科举座主门生之法在高丽时期形成，但在朝鲜初期被视为弊习而废除，废除举措包括焚毁门生制作并献给座主的名簇和取消知贡举制度两大方面，旨在切断通过考官建立的社会网络，并强调座主·门生之法的废除对韩国人才选拔和社会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以具体案例阐明了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介绍了部分韩国社会习俗的科举印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东铭讲师分析了朝鲜王朝英祖正祖时期的史官选任制度，指出英祖时期通过引入“翰林召试法”，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史官会荐机制，确保了史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专业能力，减少了党派斗争对史官队伍稳定性的冲击，这一改革是科举制度在朝鲜王朝本土化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对王朝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李振政老师探讨了朝鲜高丽时期的科举僧科制度，指出该制度是国家管理和控制佛教教团的重要手段，其在高丽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在朝鲜王朝中期达到鼎盛。然而，随着佛教地位的下降和儒教主导地位的确立，僧科制度逐渐被废除。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教育学系周莹博士生研究了朝鲜王朝时期面向地方儒生的特别科试制度，强调这些考试不仅提高了地方儒生的科举及第率，还促进了边远地方教育和儒学的发展。特别科试的设立反映出科举制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对于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开放性和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张振宇博士生分析了韩国科举制度的弊端、革废与教育近代化问题，认为随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朝鲜内部近代教育的萌芽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愈发凸显。在甲午改革的推动下，朝鲜废除了实行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成为“科举国家”中第一个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这一变革对朝鲜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越南科举方面，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陈仁宗院潘青皇研究员探讨了后黎朝进士在越南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及影响力，指出进士群体凭借优越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才能，在越南官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士的多元化职业发展轨迹显示出他们在文职官员、监察官员甚至军事职位中的高适应能力，该群体还通过其职业多样性对越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山大学中文系严艳教授讨论了越南科举试策及其对汉文学的影响，认为科举策文作为特殊的文学样式，影响着汉文学的文风走向。越南科举试策承继中国科举中的策论形式，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试策不仅考察士子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还促进了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上海师范大学冯梦娜博士生探讨了《十科策略》在中越的流布及与阮朝策学的互动关系，指出该书不仅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还流传至越南，并被越南官方采用为科举策学考试的范文，这反映出中越科举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此外，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王侃良副研究员还探析了日本近世晚期科举型人才选拔考试与社会流动问题。
八、其他科举研究
除以上主题外，本届研讨会上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文化、科举政治、武举等其他研究主题也受到了部分与会代表的关注。
（一）科举学研究
近年来，新问世的高水平科举学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在多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的推动下，科举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郭培贵指出，科举学界应加强对科举创始朝代、科举制定义、各朝代进士规模与地域分布标准等问题的研究，他还在爬疏史料的基础上纠正了明代“科举必由学校”的错误说法。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丁修真教授依据经典案例和相关理论，强调了学术发展“先有承后有创”的观点。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许友根教授以《江苏科举史》中的科举人物考辨为例，谈论了科举史研究中如何引用方志史料的问题，强调引用方志史料时需要认真审读，避免误读史料导致错误论断，甚至强化传统方志上的错误记载，同时也要关注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独立学者沈登苗围绕《科举万岁！中国科举制的持久影响》一文发表了看法，认为该文虽然拓宽了科举研究的领域，但在论证和诠释方面存在不足。他指出，科举成绩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更多来自社会生态环境而非科举本身，该文使用的“工具变量”立论存在问题，且对基本史料、基本参数几无交待，他强调，在创新研究方法的同时，不能疏离基本事实。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许露博士回溯了陈东原在省立安徽大学工作期间的科举研究过程，认为其科举研究具有深入探寻科举制源头、明确科举发展阶段、客观评价中国科举制、关注科举文化景观等特点。
（二）科举政治研究
科举制贯穿了国家政权变革的多个历史阶段，能够经过一定调整之后适应各个阶段的社会政治需要，政治功能的普适性使其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希清教授将庆历新政“精贡举”与王安石变法贡举改革进行了比较，厘清了两次科举改革的异同之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金滢坤教授探讨了唐代科举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认为科举制笼络了社会精英参与国家治理，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和人才选拔的全面发展。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周佳副教授以纳粟所授州助教为中心，分析了宋代散官的待遇与功能，特别是纳粟所授州助教在地方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指出州助教虽处于文官队伍底层，但纳粟所授州助教在乡里非常活跃，对地方治理教化具有重要影响。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前科研处长周腊生教授考察了元代状元的释褐职任情况，指出元代对状元释褐职任非常重视，起点很高且基本制度化。他还分析了元代状元释褐官资、释褐职事、状元任初职的地点、任职部门等方面的特点，并与南宋和金代作了比较。
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谭书龙探析了宋代司法官员的选任情况，强调宋代司法官员选拔经历从特旨、举荐为主到以考试选拔为主、辅以差除和选差的转变，法律考试则主要包括科举法科、出官试和试刑法三种。他认为，宋代司法官员选任机制在坚持文资官员充任、严把遴选入口、提升职业地位、强化官德考察和注重资任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司法官员的专职化和近世化转型。
台湾元智大学李奇鸿助教以晚唐士人黄滔为例，探讨了唐代科举制度下干谒风气与文学的交互关系。他指出，在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固化后，干谒活动成为举子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径，黄滔的干谒诗文不仅展示了其文学才能，还反映出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和文人心态。
（三）科举文学研究
科举文学作为日渐受到重视的研究专题，在科举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侯美珍教授详细介绍了明代孙鼎所编《新编诗义集说》的成书背景、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并特别将《宛委别藏》本和明抄本作了比较。通过对比两个版本的差异，发现明抄本虽然抄录品质不如《宛委别藏》本，但卷前序文及部分内容的保存情况更好，对研究该书具有重要价值。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维昭教授通过细致的梳理与详细的考辨，展现了清代科场条例修订与八股文体演变的内在关联与历史进程。
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李力副教授阐释了科举劝善故事汇编《考试佳话》的科举劝善逻辑，认为科举劝善传统自宋代形成，绵延不绝，科举劝善故事蕴含丰富的科举劝善文化，在形塑科举时代大众心理与观念的同时，也实现了科举与劝善的相互成就。
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江俊伟副教授以《笑府》《广笑府》《古今笑》这三部笑话集为中心，探讨了晚明笑话中的科举生活。笑话集通过“群嘲”与“自嘲”的方式，生动描绘了科举人群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形象，同时对考官失正、权力干预等科举不公事件给予了较多关注。这些笑话不仅保存了丰富的科举生活历史信息，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明代科举社会的重要样本。
湖北大学文学院卢晶晶老师分析了晚明进士曲家科第与戏曲创作的关系，认为“早得志于场屋”的经历是进士参与戏曲创作的重要因素，进士曲家的戏曲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题材、结构等方面都融入了科举元素。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高弘泽博士生探讨了元代科举选考《五经》的不平衡性问题，指出元代科举条例规定汉人、南人在乡试、会试中需选考一经，并应详细说明各经在作答时所依据的注解。通过对文献数据的统计，发现选考《礼记》的人数明显少于其他四经，这主要是因为《礼记》在元代尚未形成统一的注疏。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丁畅博士生分析了北宋科举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认为科举制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促进了下层庶族寒士的“向上流动”和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通过分析科举士人的身份建构、同年与同僚关系以及士人在雅集活动中的诗词唱和等现象，能够揭示科举制度对北宋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
（四）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均产生过深远影响，在科举文化方面，本届研讨会上关于科举场所的研究最受与会者的关注。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客座教授彭靖的论文，论述了江南贡院在太平天国前后的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林则徐对江南贡院的整顿措施、太平天国对贡院的改造与使用，以及曾国藩推动江南乡试对南京经济复苏的重要作用。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郑欣讲师对明代贡院的选址问题作了细致考析，强调“利用各类建筑旧址”、“靠近河流或湖泊”、“择地势较高之处”、“选城市边缘地带”、“注重风水因素”是明代贡院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体现了明代对贡院选址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明王朝对人才选拔的重视，为理解明代城市规划和文化地理提供了新视角。阆中市文联主席任小君探析了阆中科举文化遗址遗存概况。
在分会场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科举类博物馆联盟会议上，围绕“中小文博场所与旅游融合发展创新路径”的主题，共有14位联盟单位代表提交报告题目，共同探讨科举文化的传播路径，力求通过研学、社教、文创、非遗等形式，创新打造既符合自身特色、又能促进文旅发展的融合之路。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提出了科举博物馆联盟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强调未来要争取更多的科举相关场馆加入联盟，并争取在中国博物馆协会下设科举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馆长李晴，分享主题为《北京孔庙丰富的遗产价值和保护发展历程》的报告。《科举学论丛》执行副主编、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林介宇以其近年来策划的“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文峰嘉脉——法华塔特展”、“儒林典范——王敬铭主题展”、“嘉定思想家王圻学术研讨会”、“严衍纪念馆”等科举人物相关项目为案例，建议科举专题博物馆应大力加强本馆学术研究，挖掘地方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从而稳步推进博物馆的文旅融合发展。
建水学政考棚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倩介绍了建水学政考棚景区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路径，强调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活动、非遗体验、文创产品开发以及高科技融合在推动景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翁同龢研究会会长王忠良研究馆员的《打造“学术、展陈、研学”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强调学术研究体系、构建体验感的多元展陈形式以及创立“研学游”社教品牌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模式，中小型文博场馆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博物馆教育服务，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馆长李艳萍、徐州圣旨博物馆综合办公室主任刘红和藏品部主任胡倩羽、蒲城清代考院博物馆原馆长李亚茹、宝应博物馆副馆长朱萍等人，分别结合相关科举类博物馆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交流和分享其探索经验与创新成果。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特聘馆长刘海峰教授的总结发言指出，关于科举主题博物馆运营、研学活动等相关主题的探讨，为科举类专题博物馆的研学活动、文旅融合发展，以及对科举博物馆联盟的未来发展提供切合实际的新思路。一方面应继续扩大队伍，将准备办或已经办起来的科举类博物馆吸纳为联盟成员，待联盟发展至拥有40家左右成员单位的规模时，考虑向中国博物馆协会申请成立专业委员会。另一方面，在扩大联盟队伍的同时，需要保证联盟单位与科举密切相关，即拥有科举专题博物馆，或综合博物馆、名人纪念馆的研究、展示中至少有一部分和科举相关的内容。
（五）武举研究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姜琴琴聚焦南宋时期江苏籍武科进士分布，分析其数量占比、地域分布及仕途发展，揭示江苏武科进士群体的特点及其成因。中共苍南县委办公室林加潘以《宋代登科总录》为中心，考证南宋武举换文情况。
衡阳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蒋德龙副教授通过对明万历重臣官应震《请开将材科疏》的流变考察，提出“迭代地剥落与衍生武术史”，形成武术史研究新的方法体系。中央民族大学安依林探讨明代武举的仕进困境，指出武举中试者在授职上常面临加升署职后难以获得具体职任的问题。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李吉远副教授论述了清代岭南武状元的事迹、民间遗存练武石以及晚清“大内高手”的辉煌历史，展现岭南武术的雄厚基础，指出武举制度促进民间习武之风，对岭南武术文化的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葛晓朋博士生探讨清代旗人武举的制度沿革及运行情况，揭示旗人武举制度在国家治理及平衡满蒙汉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作为一种选才制度，科举制开辟了一个凭智力、而非血统的崭新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足以同四大发明媲美。科举学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后，学术界力图以多学科的视角回溯科举制的千秋功过，并为当今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镜鉴。在众多科举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越来越趋于公允和客观，科举制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国内外最高水平、最高规格的科举学研讨活动，至今已举办二十三届。本届会议的召开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沟通桥梁，为与会者提供了深入交流的机会，深化了国内外学者对科举制与科举学的学术理解，进一步了丰富科举学的研究内容，也为未来的科举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有利于推动科举学的深入发展。
我们坚信，通过持续不断的学术探讨与交流，科举学的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期待明年的第二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再次汇聚众多学者，共同推动科举学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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