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的儒家声音

来源：清华大学哲学系

时间：西元2025年10月28日

2025年10月17日下午，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的儒家声音”论坛，在一场激烈的对谈中拉开序幕。对谈由来自《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的李卓副研究员和来自山东大学的蔡杰副教授主持，香港城市大学的范瑞平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容南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佳宝讲师参与本次讨论。

首先，李卓副研究员表示此次会议是明日儒家美德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的预热。最近应用伦理学是热门话题，但是在这一领域，儒家的声音还不多。期待大家今天的讨论。期待儒家的声音深入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和讨论当中。

李卓 副研究员

范瑞平教授的分享题目为应用伦理学的儒家声音。首先，他以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经历为例，谈论了为什么应用伦理学要有儒家声音。在早些年国内对儒家生命伦理学缺乏讨论，他认为虽然当代西方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示范的学术地位，可供学习和借鉴，但是东方在人文医学传统及伦理价值资源中悠久深厚的灵根植被，也应该得到发掘和培植，因此他联合多位教授于1998 年创办《中外医学哲学》，填补儒家生命伦理学的空白。另外，他认为现有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存在五大误解，分别是原则主义误解，经济学误解，抽象价值误解，与文化无关的普遍价值误解，历史进路误解，和文学进路误解。儒家思想则可能是我们克服这些误区的重要借鉴。

认为应用伦理学应该以抽象原则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伦理实践为出发点是第一大误解。麦金太尔对此有过讨论，他认为“应用伦理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概念，因为伦理学的规范本来就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实践分不开的。这个概念受自由主义伦理学兴起以来产生了原则主义误区，导致伦理学成了以抽象原则为出发点的系统：首先是哲学家提出和论证需要承认的某些抽象的普遍原则（即理论伦理学），然后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各个领域，从而形成各种应用伦理学。儒家美德伦理学则是最典型的以伦理实践为出发点的伦理学，跟义务论、功利主义这些原则主义伦理学拉开了距离，也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有所不同。

第二大误解是经济学误解，认为医疗资源分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能够提供多少医疗服务取决于可用的经济资源有多少。对于一个富裕社会而言，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应当能够满足民众所有的基本健康需求。因此我们只需研究基础医疗需求的经济学原理。鉴于资源稀缺的状况，社会必须高效利用资源，所以人们把这些问题误解为主要是经济、科学问题。对此，范教授回应到，其一，无论财富多少，人们最基本的追求是公平公正，所以这首先是个伦理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其二，将“基本健康需求的界定”为科学问题也是个误解，因为基本健康需求的确定负荷着价值判断、价值分歧，无法完全“科学地”决定。其三，效率当然是重要价值，但不是唯一价值，医疗体制和公共政策首先应该在伦理/公正的约束下，然后再设法使医疗资源分配尽可能高效。

第三大误解是抽象价值误解。范教授以一级医疗体系和两级医疗体系的比较分析了在医疗中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的具体内涵。范教授认为平等和自由都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在伦理学领域谈论这些价值时，必须进一步追问“何种平等？谁的平等？何种自由? 谁的自由？”，才能把它们看清楚、搞明白，并且探索如何平衡它们之间无可避免的张力和冲突，而不是停留在笼统的、抽象的概念上。另外，范教授以《孟子》中孟子与夷子的争论，例示不同文化伦理之间的价值分歧。正如儒家的差等之爱与墨家的爱无差等十分不同一样，与当代西方的激进平等主义道德也是大异其趣，人们不应该以为所有重要价值都是与文化无关的普遍价值。

就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上，范教授认为存在历史进路、文学进路误解。哲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进路，而不是主要做哲学史；不能用华丽的辞藻、生动的笔触代替概念分析、问题研究，不该用提出一个吸人眼球的新名词掩盖思想的贫乏和论述的空洞。最后，范教授总结到增强应用伦理学中的儒家声音，以助走出误区，遵循问题导向，重视文化关切，坚持哲学进路。

范瑞平 教授

王珏教授首先对比在应用伦理视域下，中西文化在应用伦理中的导向差异，核心是“原子式个人主义自我”与“关系性自我”的对立。西方个人主义将人定位为不相联、自治、理性、自由且自利的个体；儒家则坚持关系首要性，认为自我是实存的，需通过扩展关系网络、回应人际关系情感需求实现完善，道德自我完善具有主体间性，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交织。同时，以伴侣机器人和代际公平为例进一步说明差异：对伴侣机器人，儒家认为选择它会放弃在关系中发展德性、实现道德自我的机会；代际公平方面，个体主义将现在与未来视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则难以回应此问题，儒家则从道德共同体角度理解，强调代际延续下的道德共同体。

其次，王珏教授提炼了儒家伦理的三个核心关键词，构成以角色为基础、和谐为规范、德性为导向的技术伦理框架。其一为“角色”，儒家角色既是父母、子女等社会关系样态的表述，又蕴含伦理规范性，还被称作“繁荣伦理学”，且技术应被纳入角色伦理学视野，不能仅视为工具。其二是“和谐”，王教授认为它是儒家繁荣之道的核心，《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儒家对世界根本秩序的理解，“道”即角色间的和谐关系。其三为“美德”，追求和谐需关注美德，和谐的基础是角色表现出的相应德性，衡量关系时德性也是重要考量，若技术重构角色关系并侵蚀道德行动者德性，需慎重其伦理适用性。儒家德性伦理对关系的敏感性还能照亮其他伦理进路中被遮蔽的价值。

最后，儒家关切对应用伦理学未来有重要意义。一是儒家思想资源有助于拓展伦理话语，帮助审视现代生活深层问题与风险，如反思机器人养老是否为老龄化问题的出路；二是儒家重视的家庭制度可累积社会资本和道德资本，以应对长时间跨度的危机。当前技术已触及人类生存根基，需思考技术是否侵蚀了人际关系中的人性根基；三儒家思想介入现实问题和制度政策的讨论具有双重意义上的“思想避难”功能。不仅要为儒家传统寻求契入现代生活的途经，更长远的目标是，要在激活传统的前提下，让传统思想资源和生活方式可以重新庇护和滋养人类未来。

王珏 教授

张容南教授主要就学界与业界的割裂谈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现实困境。在学界我们对伴侣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AI具身智能的担忧多为人文主义的担忧，例如，我们希望伴侣机器人或养老机器人的设计符合儒家理想，致力于保护和提升人性,维护人伦，这是理想主义的思路。然而，业界主要是另一种逻辑，业界的研发并非想要创造一个在道德上完美的机器人，而是一个能被市场认可同时不会有很大伦理风险的机器人。换言之，业界的考虑主要是追求利润，同时避免伦理风险。学术界的伦理思考与业界的资本逻辑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鸿沟，需要有恰当的沟通机制来连通。这也是我们目前培养应用伦理专硕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学界的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了解企业研发中的真实困难是什么；另一方面，业界也不应忽视学术界的声音，例如目前主流的价值对齐策略3H原则(Helpful,Honest, Harmless)就面临规范性的冲突，这是伦理学家们更擅长解决的问题。

张容南 教授

刘佳宝讲师所作的分享题目为“注重人伦-此世性的儒家伦理学及其实践”，刘佳宝首先围绕以家庭为本位的医疗决策展开批判性分析，指出范瑞平认为儒家生命伦理学是以天道为志向、以美德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以礼仪为引导的伦理体系，医疗决策、养护责任承担与权益享有需以家庭为单位，且这一模式既非个人主义也非家长主义，其决策机制包含家庭成员知情同意且共同协商、协商达成共识、共识遵循儒家实践智慧与礼仪、共识符合天道（含宗教性理解的儒家之道）四要素，他强调后两要素是必要的，进而指出儒家生命医学伦理学必须基于儒家厚实的整全学说而非抽象理性，正如Bernard Williams所说，基于抽象理性的伦理学理论已破产。随后，刘佳宝基于儒家的此世性做出了针对虚拟仿真技术的伦理学反思。他指出，基于唐文明将中国文明定位为以宇宙论觉醒为主导的文明，可以得出注重此世是儒家文明的特质。儒家主张以“此世”为真实，在此世实现理想，不将理想寄托于另一世界，而人伦正是此世性的锚点。以诺齐克的快乐体验机器为切入点，大卫・查默斯乐观拥抱虚拟现实技术并肯定虚拟现实的真实性，而基于儒家的此世性伦理则认为虚拟现实技术会破坏此世人伦。最后，他对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中提出的“人类认知与成长依赖不完美、挫折、错误等”的观点进行反思与补正，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并非提供简单的“完美世界”，而是完全可以模拟这些不完美，因此限制该技术的关键理由在于其脱离了“此世”，而儒家认为我们的人生意义应在此世人伦。

刘佳宝 讲师

最后，蔡杰副教授总结到，此次会议充分讨论了儒家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中的角色，应用伦理学的误解与挑战，儒家伦理学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应用伦理学的教育与研究以及未来社会的伦理挑战。

蔡杰 副教授

本次讨论丰富了我们从儒家的视角对应用伦理的理解，为我们思考传统、思考现代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对谈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记录人｜尚馨蕊 朱青松

摄影｜朱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