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明：船山《大学》《中庸》诠释中的义理框架与哲学建构》

来源：“思想与文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十月廿八日庚申

          耶稣2025年12月17日

2025年11月29日晚19时，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船山学论坛”第十期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

本次讲座题目为“王船山《大学》《中庸》诠释中的义理框架与哲学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主讲，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博讲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系苏晓冰副教授、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陈磊讲师、江苏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钦香研究员与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陈赟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陈明老师从王船山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谈起，认为船山哲学的核心源于对明亡教训的反思，其根源在于士大夫群体“道德人格”与“知识能力”的割裂。这直接造成了他们虽能“一死谢君父”，却无力在末世危局中承担救国责任的困境。船山认为，这种分裂与宋明理学的为学功夫与人才养成之道紧密相关。陈明老师提出，船山通过对理学程朱、陆王两派思想的检讨与别择，致力于在此基础上会通义理与经史为一贯，将知识探求、心性修养与经世实践内外贯通于一，从而再造一种新形态之儒学，以便培养出能够回应政治问题和文明挑战的新型儒家人才。而《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作为圣贤传心之要法，成为船山重新反省儒学的切入点。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中，陈明老师分析了船山《大学》诠释中对于修己与治人之道关系的讨论。船山指出“《大学》一部，恰紧在次序上，不许人作无翼而飞见解”，认为士大夫在进行具体的政治治理工作时，需要切实的制度举措，而不能仅凭个人道德的感应达成。陈明老师认为，船山既看到道德主体性与政治主体性之“合”，又看到其分殊的一面，即注意到在政治这一特殊的领域中需要不同的原则。在修身之后，伴随着齐家、治国、平天下范围的扩大，其所相对应的治教举措在相通之中又有所差异，这要求士大夫必需拥有相应的知识与实践能力，才能承担起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责任。之后，陈明老师通过引入船山对于“孝、弟、慈”“教与学”与“家国殊等与絜矩之道”的论述，强调君子之学与新民之教、齐家与治国之间的分殊，认为在家庭范围内的道德感应说不能直接应用于国家的治理之中，士大夫在涵养自身的品德、在日常伦理中做到孝弟慈的同时，还要对社会与人情有深入的理解，建构一种礼乐政教秩序，从而实现导引人心和风俗的教化目标。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中，陈明老师分析了船山《中庸》诠释中的义理框架。首先，他指出在船山的《中庸》诠释中，船山将《中庸》所强调的个人修养，从心性论视野纳入礼乐的视野中，最终将之归于礼乐政教秩序的建构，以“内外合一之至德，名之曰中庸”，以礼乐之制作与运用，为中庸之德的最高展现。其次，陈明老师分析了船山关于“礼”的观点。船山一方面认为“礼”要合乎“仁”，“仁乃礼之本体，礼乃仁之大用”，礼的制作要结合时代的变化，参求人心之同然，缘仁以治礼；另一方面，船山认为“礼”是文明的创制，要“贞乎常以尽古今之变”，拥有贯通经史、义理的视野。礼的建立要基于对人情事理更为丰富地把握，并结合社会、人心之所需，“因乎时以建一世之极”。最后，陈明老师总结道，船山以自觉的时代意识，深刻理解到明代产生的新的现实课题很难照搬既有的历史成功经验直接解决，因此必须贯通古今人情事物之理，以礼乐政教秩序之重建，回应时代的最新挑战。

在第三部分中，陈明老师围绕《大学》与《中庸》工夫框架的衔接展开论述。陈明老师列举船山对“知”与“觉”、“豫”与“诚”的分疏，指出船山重构“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或“存养省察”）的关系，意在基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目标，在对相关事物之理客观研求的基础上，还要融会贯通、切己体悟，将格致所得之理转化为承担治教之责所需的道德品质与实践能力。紧接着，陈明老师分析了王船山的知行关系论，指出船山在对朱子“知先行后”与阳明“知行合一”二说反省的基础上，指出知、行二者“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必先能明辨二者于功、效之所以分，方能进而合同以为用。在《周易外传》中船山分疏“知”与“能”，指出“知”重在“弥亘以通理而不忘”，要在对文明历史与现实经验充分贯通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整体的文明观。而“能”则要因时变革，不可“窒中而执一”。陈明老师还穿插着讲到船山别择理学观点的前后变化。陈明老师认为后来被收入《礼记章句》中的《大学》、《中庸》两部分，曾以《大学衍》与《中庸衍》为题单独流传，应为船山早期讨论理学问题的著作。在此二篇中，船山虽奉朱子为正宗，激烈批判阳明学，但同时又对朱子本身有诸多隐微的修订与补充。而到撰作《读四书大全说》时，则更加明确在诸多问题上，指明了他与朱子的观点分歧。

最后，陈明老师对船山《大学》《中庸》诠释中的义理工夫架构进行了总结。首先，陈老师指出船山借由“先后”与“前後”之辨，强调大学八条目所代表的工夫，并非截然依循前后次第相因之序。此外，由于《大学》传文第七章之后的部分，每章只着重介绍前后工夫的相因之义，却对每章涉及的具体工夫未加详细说明，这也成为船山诠释《大学》工夫内涵的重点所在。其次，针对朱子与阳明学者有关格致、诚正工夫的先后次第之争，船山强调《大学》工夫当以“知止”为先，即先明确格、致、诚、正、修各项工夫需齐头并进，并以“明德”、“新民”皆达于至善为目标。五项明德修己工夫，又当以持志正心之功作为价值导引与统摄，由此亦将格致工夫界定在同正德教化与利用厚生相关的知识范围之内。最后、船山进一步将《大学》与《中庸》的工夫体系打通，指出《中庸》存养省察之功，即《大学》正心诚意之义，又以存理会通之义充实存养之功的内涵，并强调省察之功在以“志”、“知”贯彻于“意”之同时，还需因应所处之对象与境况，随时做出具体的认知判断与行动抉择。而船山对于《大学》与《中庸》义理工夫的重构真正实现了将知识探求、心性修养与经世实践内外贯通于一。陈明副研究员的主讲结束后，四位与谈人分别就其观点展开讨论并进行提问。

王博讲师围绕讲座谈了自己的两点感受。首先，他认为王船山相比于同时代的顾炎武和黄宗羲，其深刻之处在于将明清易代所暴露出的制度与知识危机，追溯并试图根植于哲学的深层。这项工作旨在回应儒家的“内圣”之学如何能开出“外王”之道的根本问题。其次，船山明确将齐家与治国进行划分，这实质上是对儒家传统中“家国同构”思维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在船山看来，政治治理是一门专业的领域，需要独立的“凝道”功夫，即对历史、制度和现实人情进行系统研究，而不能仅仅依赖个人道德的感召。同时，船山对传统知行理论的深化尤为关键。他提出的“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通过诠释《大学》《中庸》，船山构建了一个将知识探求、心性修养和政治实践内外贯通的工夫体系。这使得“知”的目标最终落实到“行”上。最后，王博老师围绕“真知”的界定问题进行了提问，他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议为例，认为二者都自认掌握了“道”，但政略却南辕北辙。王船山批评王安石为“小人反中庸”，这本身也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的判断。因此，在公共政治领域中，是否存在一个可公度的、客观的是非标准。

苏晓冰副教授围绕讲座中道德人格与知识能力的脱节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当下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会不自觉地代入近代西方以来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如“事实与价值”、“应然与实然”之分等，在此框架下会衍生出“道德如何贯通实践”“内圣如何开出外王”的问题。她认为，这些有关知识的分类方法，以及看似不言自明的知识框架本身，应该是值得思考的对象。同时，她认为对于“道德”的界定，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语境来看。比如，王阳明将《大学》八条目的重心，从外在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转向了内在的“身、心、意、知、物”的一体化关系。这意味着，在王阳明的语境下，“道德”并非一个与外在知识、实践相分离的独立领域，而是内在并贯穿于所有的知识和实践活动。

陈磊讲师认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尤其在宋明理学之后，如何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外王”实践，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特别指出，王船山对《大学》八条目的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船山将“正心”置于核心地位，并严格区分了“知”与“觉”，其目的正是要解决静态的知识如何动态地转化为现实治理能力这一难题。在船山的框架中，“格物”更多是一种基础性的认知活动，而“致知”则关乎更高层次的理解与洞察，二者共同服务于“正心”这一根本目标，最终导向实践。陈磊老师提出了三点疑问，首先，船山所强调的“仁礼互发”路径，是否作为发展真正的礼乐刑政的唯一出路。其次，根据王船山的“君民有别”的思想，民众自身的道德主体性从何而来。最后，针对船山思想中“意”的本质问题，如果依照船山所讲的“意无恒体”，那么人内在的、本然的善性又立足于何处。孙钦香研究员认同陈明老师讲座中梳理的学术脉络，从江右学派到东林学派，再到黄宗羲和王船山，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即心性修养与事功实践是内在统一、不可偏废的。他们既批评只知空谈心性而脱离现实事务的倾向，也反对没有道德指引的盲目事功。之后，孙老师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对船山政治哲学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德性的差异提出了疑问。孙研究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相同种类的德性，只是程度不同，因此角色在理论上可以互换。但似乎在王船山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存在一种“精英主义”色彩，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德性存在种类不同的差异，百姓的德性比较“粗糙”，而士大夫的德性较为“精微”，由此导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角色的固化问题。

陈明副研究员回应了四位与谈人的讨论。主持人陈赟教授首先对陈明老师的讲座进行了简要的点评，认为可以用广大、精微、一贯三个词来加以形容。其视野宏阔、规模广大，包含着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对于文明的筹划。同时，对《大学》和《中庸》义理的分析极其深刻、细微，整场讲座以修己、治人相分殊的问题作为线索，内外、本末、体用一以贯之。之后，陈赟教授进行了总结，在中唐以后，社会巨变，贵族制度解体，一君万民体制下，士人连接上下，与君共治天下，士人道德于是为重。但就统治阶层而言，士人道德对于统治本身是不充分的；就下层民众而言，士人道德又对民众要求过高。这也是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所在。相较于此，船山拥有对人性和文明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将“情”“才”“意”“欲”等引入人性的规定，达成人性论的革新，通过历史文化意识而达成对道德形而上学的转化。陈明的讲座在深度和细节上都展现了船山思想对宋明理学的革新。

最后，陈老师代表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向主讲人、与谈人和线上的所有听众表示感谢，宣布“船山学论坛”讲座第十期圆满结束。（撰稿人：聂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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