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心迹：宋代文人的天道追寻与生命安顿”内容纪要

来源：“三亚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初十日庚子

          耶稣2026年5月26日

—第十一讲—

宋儒心迹：宋代文人的

天道追寻与生命安顿

【国学大讲堂·天道学术沙龙】讲座纪要

内容纪要

2026年5月15日下午，由三亚学院图书馆、三亚学院学生中心、三亚学院国艺研究院主办的国学大讲堂·天道学术沙龙，在三亚学院书山馆四楼国艺研究院举办。本次为天道沙龙第十一讲，由三亚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王娲老师应邀主讲。

王娲老师以“宋代文人天道追寻与生命安顿”为题，以宋代文人文道观的转型为核心线索，提出宋代文人的生命安顿之道是相信人的本性即是天理的显现，以反求诸己的方式面对命运沉浮。三亚学院学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彦军教授主持讲座。

王娲老师从“文学真原”概念切入引出议题。“真”指向未经人为的本真状态，“原”是起始、根本之意，二者合起来是在追问文学存在的本质依据与终极意义。

中国文学的真原体现在三个维度：本体论上的文道合一，价值论上的伦理与审美双重维度、创作论上的感物兴情机制。贯穿这三个维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之道——天地人各居其位、互相成就，天道在其中具有根本性地位。

她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最终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天道，以及如何理解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紧接着王娲老师提出，在北宋的思想版图上，王安石与苏轼是两座并峙的高峰，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了时代对天道的根本追问。

其中王安石将道拉回到现实的可感可知的物质世界，吸取并改造了老子的思想，提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宇宙的本体不是虚无，而是元气这种精微而实有的物质存在。冲气是元气的运动形态，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构成万物生成与变化的根本动力。

王安石对五行说的阐释强调“行”，即运动，五种元素往来于天地之间而不穷。这种对运动变化的绝对肯定，使他疏离了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之说。他提出天道最根本的属性是“尚变”，变化源自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有耦”“有对”，而耦之中又有耦，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由此，王安石提出“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将新陈代谢提升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旧事物被新事物取代不是讨价还价的选择，而是天道运行的必然结果。这为后来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哲学合法性。

王娲老师还提到，王安石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做了关键区分：天道运行自然无心，不会替人类安排好一切；但人道必须积极有为，治理社会、建立制度不能依赖天的恩赐，而要靠人自己的努力。他提出“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一个“继”字道出了他的精神——人不能创造规律，但可以在认识、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主动继之成之。

在王安石的视野中，“文”不只是辞藻文章，而是广义的人类文化创造，包括礼乐行政、典章制度、经籍文献。文的根本目的不是个人审美的自娱自乐，而是经世济民，是“治教政令”的载体。

王安石主张“文必贯乎道”，一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外在形式如何华丽，而在于能否贯通天道，对社会产生实际效用。他批判当时文坛堆砌辞藻、空谈义理而不切事世的文章，认为它们如同野外的奇花异草，绚烂一时却无根底。基于这一原则，王安石毅然推动科举改革，罢去诗赋考试，改为以经义策论取士，引导天下读书人钻研圣人之“道“并思考如何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苏轼对天道的理解与王安石截然不同，苏轼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他的天道观融汇儒释道三家，其核心是“无心而随物”。

王娲老师提到苏轼把宇宙视为自我创生、永不停息的生命体。苏轼创造性阐释了道与易的关系：万物未生之前，作为一切存在之根据的本源可称为“道“；万物已生之后，道运行于天地万物之间，化为永不停息的“易“。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指向”生生不息“。苏轼还强调变化“皆其自然，莫或始之”，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自然过程，而非外在主宰者推动。最核心的概念是“无心”，无心不是一片死寂，而是没有特定目的、没有刻意作为、没有偏私之心。

春暖花开、秋凉叶落，都是“未尝有意也，自然而然”。正因为不刻意，才能无所不为；正因为无偏私，才能公正成就万物。人要体认天道，根本途径也在于无心，即荡除私心杂念，以空明澄澈的心灵状态顺应自然之理。王娲老师认为这种无心不是磨灭情感，而是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与执着的“有心”状态，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与生命万物同频共振的境界。

在心性论上，程颐等理学家主张“性即理”，人性纯善，“情”“欲”遮蔽本性，故“存天理，灭人欲”。苏轼则主张“性情合一”，认为本性没有先天的善恶属性，“情“是本性应对外界事物的自然流露。饥而食、渴而饮，这些本能难道不是出自本性？苏轼认为如果把它们都视为人欲而否定，就是对人自然生命的否定。他把人的共性归纳为对“乐”的追求，圣人的境界是将仁义道德内化为自觉的愉悦，这也是一种情。这就为文学艺术抒发真情实感提供了哲学合法性。在文道观上，苏轼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其独立审美价值。他提出“有道有艺”：成功的创作者既需要对事物之理有深刻认识，也需要高超的艺术技艺表达出来。苏轼倡导“辞达”，王娲老师认为这不只是文从字顺，而是首先“了然于心“，即透彻理解事物内在的理，然后”了然于口与手“，通过纯熟技巧自然表达。创作过程如同水”随物赋形“：在平地滔滔汩汩，遇到山石曲折则随物赋形，一切不是刻意安排，而是遵循对象自身规律和内心情感的流走。最终达到的境界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在创作论上，苏轼主张构思阶段要虚静与物化——排除主观偏见，让心灵如明镜般映照对象；表达阶段要随物赋形、无法之法。这一切的核心是让创作本身成为一种顺应自然、与道同行的生命活动。苏轼的艺术风格从早年的气象峥嵘、彩色绚烂，走向晚年的平淡自然，与他从奋发有为到历经坎坷后归于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轨迹完全重合。王老师总结到，在北宋思想版图上，王安石、苏轼与程颐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王安石的道是外向的、刚性的，指向客观世界的规律与改造；苏轼的道是内外圆融的，在尊重客观自然的同时强调主体心灵的超越与自由；程颐的道是内向的、规范的，把天道内化为道德律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宋代儒家思想的丰富光谱。

宋代文人对天道的追问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带着生命温度的追问。它发生在贬谪的路上、夜半的孤舟中、对月举杯的时刻。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整个宋代，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到元祐更化，几代文人在党争漩涡中沉浮，被贬谪、流放、罢黜几乎成为每个有名望文人的命运。天道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纸上概念，而是必须直面的生存问题。要理解宋人的回应，需要回顾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天道”观的转折。先秦儒家讲天道更多是外在秩序，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汉代讲天人感应，天道成了有意志、可赏善罚恶的主宰。

到了宋代，理学家做了革命性重构：周敦颐《太极图说》阐述宇宙生成，二程直接说“天者，理也”，朱熹讲“天即理也”、“性即理也”。天道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审判者，而是内在于人的良知良能。人不需要问上天为何让我遭此困境，只需反求诸己，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由外在的“命”转化为内在的“理”。宋代很多文人都是这一转变的体现者。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庆历新政失败被贬后，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他的忧和乐不取决于官位高低，而取决于是否尽了士人的本分。

天道不是达成之后得到奖励的东西，而是活着就应该践行的道理。欧阳修被贬夷陵，写《戏答元珍》表达对生机不可遏制的信念；在《秋生赋》中写“天之于物，春生秋实”，认为秋天的肃杀不是衰败而是成熟。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把这种信念推向极致。南宋灭亡后，他相信天地间有一腔正气，存在于山河日月之中，也存在于人心中，侵略者可以杀死这个人，但杀不死这一股正气，他用生命印证了“文道合一”不是一句空话。

王娲老师最后谈到宋代文人追寻天道对今天的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权威、价值观多元并存的时代，但宋代文人追问的问题并未消失：当好人遭遇不公，善行的意义何在？当坚持被误解，坚持还有没有必要？宋代文人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有一种态度——跟随自己的本性。这不是盲目乐观或自我安慰，而是一种深刻的信念：天道不是外在力量给予人的奖赏，而是人自身存在的根据。我们之所以做正确的事情，不是因为会有好报，而是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对“道”的参与和显现，即“立人极”，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建立内在的精神支点。

讨论与对话

宋一夫老师指出王安石、苏轼、程颐三人非常有代表性。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为变法服务，把天道之变作为社会改革的哲学依据；苏轼从《道德经》和《周易》中吸收天道思想，提出的“道者无心”非常重要；二程则主要从哲学本体论和人道、伦理道德的角度接受天道思想。

宋老师进而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等，印度出现了佛陀，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形成了人类思想文化的第一次高峰。

此后从中国到西方在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之前，为何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峰？宋老师认为，宋明理学虽然在天理理学上有贡献，但与先秦的天道思想相比，恰恰把活生生的天道形而上学化、固态化了。他质疑：“是不是人类文化的路数走错了？”

王娲老师回应说，轴心时代提供了相对纯粹的环境，此前没有先例，哲学家更能从本质上去思考。后世的人从小学习前人思想，已被深深影响，很难跳脱出来。如果要出现下一个高峰，可能需要人类社会形态出现新的变化。她还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提出，当今人类社会的“行”可能还没有匹配上先秦哲学家达到的认知高度。

王宇老师从政治主体性角度比较了中西哲学流变。她认为中国秦以后实行大一统，焚书坑儒导致思想趋近统一；而西方经历了中世纪神权大一统、文艺复兴、近代古典哲学等阶段，当代则更多元。这与中国的制度密切相关。

陈彦军老师认为，宋老师提出宋明理学把活生生的天道形而上学化、固态化了，这一观点十分重要，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有着重要指引。不过，陈老师也提出，《周易》包含伏羲演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创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辞和孔子作《易传》，实际上是中国前两千五百年文化思想的积淀。让宋代几个思想家去超越两千五百年的积淀，这个比较本身就不合适。轴心时代不是灵光一现地突然蹦出几个天才，而是此前文明的结晶。孔子的特点就是“述而不作”。宋代和秦汉都是面对新的形势对前代文明的积淀进行重新解释和阐发，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发展。

宋一夫老师进一步提出，高峰依然是高峰，原点依然是原点。从《周易》时代到现在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人类文化形态更加发展了，但在思想高峰上却没有超越。从二程到朱熹到明清的研究，有很多地方把“经”念偏了、阐述错了。高峰没有呈现，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是否把“经”给念偏了。

陈彦军老师回应说，程朱理学有自己的时代关切，政治上要解决宋代没有实现汉唐那样大一统的问题，文化上要应对佛教的冲击。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关切，他们对《周易》的解释有所偏。但孔子和老子留下的文字相对较少，从中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所以让人觉得伟大。我们站在程朱等人的肩膀上，才能认识这种伟大。

宋一夫老师最后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苏轼没有经历几次被贬的政治挫折，他能否成为千古第一词人？第二，如果苏轼没有学习到老庄道家和《周易》的天道思想，他的文学创作能否达到后人不可及的高度？

王娲老师回应到苏轼的文学成就与他所经历的人生挫折密不可分，也正是因为饱经挫折苏轼才对老庄思想和《周易》有更深的体会。他还追问：人类这条道路走得对还是错？文明是在发展还是在退化？陈彦军老师认为，现代性道路确实极大地挤压了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世界，但这条路是西方逼着我们走的。

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物质文明，或许能够找回原本的道路。沙龙在热烈而深入的思辨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稿：闲云斋

排版：崔金烁

摄影：杨诗榆

视频：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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