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通”的工作坊

——“马一浮的‘通儒之学’与‘通’的形上学”学术研讨会

作者：卢海燕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5年12月11日

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甘肃省哲学学会、浙江大学实用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通’的工作坊”——“马一浮的‘通儒之学’与‘通’的形上学”学术研讨会于2025年12月6—7日在浙江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汇聚了全国二十余位学者，围绕“通”的哲学的内涵、外延及研究方法，结合马一浮先生“六艺可以该摄一切学术”的“通儒之学”命题，联系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学者倡导的“依托哲学史讲哲学”的主张，展开了具有前瞻性、专业性的深入研讨。会议旨在将马一浮的“通儒之学”与当代人类追求四通八达的“世界历史”观念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大马一浮先生的“通儒之学”精神。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在12月6日上午举行，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主持。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名誉会长范鹏，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分别致开幕辞。

林志猛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并肯定了“通”的研究的重要意义。“通”不仅是哲学概念，更能藉由之触碰文明深处的精神气质。中国传统中“通”是六艺皆备的圆通、知行合一的实践和万物相连的境界，西方传统中“通”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贯通，是世界精神的秩序。中西文明对关于“通”的思想可以开展对话。

范鹏回顾了“通”的工作坊的建立初衷，希望以五年为周期，将‘通’的思想体系贯通，使其重要性凸显。浙江大学是甘肃、北京之外的第三个敦煌研究重镇，在杭州举办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本次会议讨论内容较首届更聚焦，议程安排更精细，希望通过思想交锋和碰撞交流，促进中国哲学领域对于“通”的研究。

吴根友感谢各位专家学者齐聚杭州，他指出，身处“世界历史”新时代，如何在马克思、沃勒斯坦等哲学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解基础之上开展新的思考，尤为重要。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欧洲时刻、包含苏联在内的美欧时刻，现在则逐步由美欧的G7时刻转向“中国时刻”。在今天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要思考中华文明如何给世界贡献出新的有利于人类共同生存、美好相处的精神产品。希望“通”的哲学工作坊，汇集更多同道一起参加到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历史只给一个民族一次机会的珍贵机遇前，做一点让自己的生命更显得有意义的事。

主旨报告

开幕式后，会议进入主旨报告环节，由南京大学翟奎凤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兰州大学范鹏教授、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浙江大学吴根友教授分别发表报告。

高瑞泉以《我之无我：〈仁学〉钩沉》为题，通过解读谭嗣同的遗著《仁学》，分析其追随儒家仁学传统，因应巨变时代的关切，以“通”释“仁”之思想。基于其“仁－通”哲学大纲的勾勒，分析其道论、社会哲学和心身哲学等诸项义理，阐述了谭嗣同基于哲学思想，将“我之无我”展开为激进的社会改革蓝图和古典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举措。

范鹏以《通学本体论及其在敦煌文化中的呈现》为题，阐发了敦煌哲学以“通”为第一义、追寻大盛融通之道的特点。“通”是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本体基石、本源起点和本真归宿。“寻真悟道、以通为本”是敦煌哲学体用一元、明体达用的宗旨，“通学本体论”在敦煌文化中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养分。

柴文华以《略论马一浮的“通”》为题，论述了马一浮以儒为主兼通释道、以“六艺”通西学的思想。马一浮的“通”是以“天人合一”即“天人通”为基础的，兼及理事不二、理气合一、性修合一。马一浮抓住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精神，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亦有盲目自信的成分。

吴根友以《马一浮“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义学”内蕴与“求通”旨趣》为题，指出马一浮通过“六艺”之学该摄人类一切学术，以之来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民族的自信心的思路。他通过阐述马一浮思想中“六艺”实即关于“理事”的学问、“六艺”之学该摄四部与西来学术，从义理相通而非具体知识内容的角度揭示了马一浮的“求通”旨趣。

评议环节，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指出，高瑞泉的报告从观念史的视角切入，让我们对中国哲学传统中“通”的理解超出了西方哲学研究方式的框架；范鹏的敦煌哲学不是具体书写文本的哲学，其自身构成的哲学世界，激发了当代人的哲学创造；柴文华揭示了马一浮极具传统精神面貌的学者形象，以及其“内外通”“天人通”的思想；吴根友对于马一浮“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诠释揭示了“六艺之道”该摄一切学问的内涵，反映了其背后的华严思想。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敦煌通学的可能性、敦煌哲学理论体系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念史研究等开展了对话。柴文华认为在敦煌哲学体系建构中可减少使用佛学语言；樊志辉建议借鉴《周易》感通思想以及唯物史观理论，补充义理及社会层面思考；高瑞泉回应了关于“观念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的提问，并从柏拉图之理念说、休谟之经验论两方面阐述了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观”“念”中蕴含有先秦哲学的意义，而哲学最初就是认识自己，其中蕴含修持；哲学是讲出来的，周敦颐的思想即通过朱熹注的阐发而得以显明。“通”是理想，亦是有哲学潜能的词，可从多角度思考并逐步构建出较为“深密”的学问。新的思想要有标识性概念，并在学理的支撑下形成复杂、细密的体系，赵汀阳的“天下”、冯友兰的“境界说”已有哲学意蕴，类似“通”“秩序”之类的词亦可讲出哲学。《周易》“变是常道”的思想体现着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但“瞬间的变”是有问题的，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因此需要“长久的变”。

第一场大会发言

6日下午的第一场大会发言由渤海大学教授郑淑媛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浙江大学江佳凤研究员、兰州大学李新潮老师、浙江工商大学刘旭老师分别作了报告。

樊志辉以《艺通：天通与神通——马一浮“通儒”形象的哲学建构及其现代启示》为题，指出马一浮的“通儒”形象并非静态的学识堆砌或人格气质，而是植根于生命实践的具身化的整体哲学，其体系枢机在于“六艺之教”（艺通），马一浮的“通儒”思想对生命全体性的追求与对知行贯通的执着，为现代人寻求生命安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江佳凤以《朱子论“豁然贯通”》为题，认为“豁然贯通”是朱子继承程颐思想并写入《格物致知补传》的核心概念。它实质上构成了继“即物”“穷理”“至极”之后，“格物致知”工夫的第四阶段与终极归宿。“通”是连接天理与具体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键环节。程朱所强调的“豁然贯通”，凸显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特质。

李新潮以《触“类”旁“通”——从“人是类存在物”透视“求通”的哲学理想》为题，以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命题为基石，从人的“双重生命”“对象性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生成性本体”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以“类”释“通”的哲学阐释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资源。

刘旭以《侯外庐、萧萐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视野中的明清西学东渐》为题，以三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围绕西学东渐的讨论为线索，从“通”的视角考察了明清西学东渐与早期启蒙思潮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中国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方法的嬗变与观念的更迭，以及中国内部生发的现代性资源与外部思想的互动关系。

评议环节，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指出，樊志辉的研究揭示了马一浮的“通儒”形象，其形象本身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还可以讨论；江佳凤的论述内容丰富，辨析细微，还可围绕朱熹的“豁然贯通”作进一步思考；李新潮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令人耳目一新，方向很好；刘旭的题目对于启蒙视野中的明清西学东渐已有成果开展反思，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观念演变历史中的“通儒”和“儒通”、朱子工夫论、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之交通、“道成肉身”与“肉身显道”、民族精神自觉等内容开展了交流。吴根友指出，江佳凤可围绕朱子的“豁然贯通”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描述，以及贯通以后在禅宗层面的“保任”功夫进一步考察展开；李新潮的文章从“类存在”角度切入，非常有新意，可围绕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不同内涵，继续拓展细化。围绕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罗尔斯的“public reason”之间的讨论，要考虑仅仅停留在思想中的“通”能否真正达到“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讲述“触类旁通”时，是否应该侧重研究人类社会思想而非个体思想，从浅表之“通”迈入更深层次的“通”，真正实现“两个结合”。刘旭的文章很好地梳理了侯外庐、萧萐父、许苏民三位代表人物的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呈现了该思想从纯粹的西方移植到中国自主化理解，再到中西文明相互沟通中论述的进程，颇具创造性。建议题目修订为“西学东渐与中外文化之交通”，在具体内容上，侯外庐先生在引进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早期启蒙思想学说时相对比较生硬，以西方为判教尺度；萧萐父先生则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为基础、采用更哲学的讲法来讲启蒙，而不是围绕康德意义上的、带有特定属性的资产阶级启蒙，他是按照人类历史的进程来讲，虚化了“自我”能够在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带有非常具体民族特征的启蒙思想，认为人类只有在极少数时刻才能展开自我批判，此时旧的制度尚未崩溃、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在此“之际”或“之间”出现的思想状态，才是早期启蒙。很多学者忽视了萧先生对于早期启蒙思想抽象的、普遍的哲学定位，而这是侯外庐先生所没有、许苏民也未能认真体会的讲法，可进行补充。樊沁永回应“马先生的通儒形象能否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可从道身、肉身的角度考虑，所有的通儒、大儒都不是十项全能，要在马先生身上看到怎么用学问养自己，在此意义上，道成肉身，肉身亦可显示抽象的“道”如何落到自己身上。针对早期启蒙思想，他认为要把握其中一贯的精神，亦即中华民族的自觉。在现代文明来临之际，要先考虑清楚如何理解民族的历史，进而方可为当下贡献力量。

第二场大会发言

第二场大会发言由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江佳凤主持，深圳大学李新风教授、甘肃省委党校成兆文教授、敦煌研究院丁得天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何彦炘分别作了报告。

李新风以《“虎溪三笑”题材的艺术呈现及其“通”的文化内涵》为题，通过东晋时期佛门传说“虎溪三笑”的梳理与分析，诠释了中唐时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虎溪三笑”系列主题在古今中外艺术史上反复出现，故事中相谈投机的高僧慧远、诗人陶渊明、道士陆修静历史上并非同时期人，却因其中蕴含的“三教会通”的思想而形成了流传谱系。

成兆文以《论敦煌哲学之“和”》为题，从“合”到“和”、从“通”到“和”的发展脉络出发，指出“通”是敦煌哲学存在之根本依据，“和”是敦煌哲学之核心精神。敦煌哲学中“和”的思想内涵源远流长，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研究敦煌哲学不仅是对敦煌文化的哲学反思，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深入挖掘与重构。

丁得天以《神通感通圆通——试论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三重境界》为题，从考古学的视野出发，对十六国北朝高僧刘萨诃，以及番禾县瑞像、永昌圣容寺及其佛教历史背景进行了探索，围绕唐代南山律师释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有关“感通”“感应”的部分内容，诠释了佛教中的“神通”“感通”“圆通”等词汇及敦煌开窟造像的功能转变。

何彦炘以《顾“名”思“义”：古代敦煌人名中的“尚通”精神》为题，通过对8-11世纪古代敦煌人名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使用“通”字的现象十分明显，由此反映出了古代敦煌人强烈的“尚通”观念和“求通”愿望。以“名”观之，古代敦煌人的“尚通”观念亦有其形上内涵，但更多是与人们日用行常密切相关的内容。

评议环节，兰州大学范鹏指出，人们津津乐道的敦煌瑞象之说，以及“虎溪三笑”的故事，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要重视“通”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由内圣开出新外王，通过牟宗三所说的良知坎陷，转出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价值。吴根友指出，“虎溪三笑”体现出“道通为一”的融通精神；何彦炘关于“通”的定义证明“通”的思想尚有充足的阐发空间，“通”意味着活的、有生机的主体，主体性是讲“通”的哲学不言自明的前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通”意味着人和自然打交道，此为生存的基础。从语义学角度来看，“通”的哲学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

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敦煌哲学的文本编纂等主题展开了讨论。樊志辉强调，在谈论“通”与“和”时，要注意到“通”意味着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而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在由“不通”到“通”、由“通”到“和”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留“不通”“不同”的东西，借鉴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命题的包容性，从而希望达到“和”的结果。

第三场大会发言

7日上午的第三场大会发言由武汉大学黄燕强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翟奎凤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永亮教授、扬州大学樊沁永研究员、浙江大学李明书研究员分别作了报告。

翟奎凤以《从浙大校歌看马一浮的通儒之学与大同精神》为题，从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角度对校歌内涵开展解读，讲述了马一浮将校歌之功能比于儒家六艺之乐教，以此勉励与鼓舞浙大在抗战国难西迁艰难困苦中办学的举措。他还围绕《周易》“变通”“中正以通”“天地交而万物通”等内容，阐发了对“通”的思想的理想追求。

李永亮以《论马一浮的通儒之学》为题，指出通儒的基本要义有广通经术、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经世致用。马一浮其人符合通儒之标准，其学是通儒之学，表现为贯通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会通儒释道三家之学，以本体为其形而上之根据。马一浮主张摒弃宗派门户之见，以本体观之，以统类观之，以期实现学术的通达无碍。

樊沁永以《马一浮、梁漱溟、徐梵澄三家论“通”平议》为题，分别论述了马一浮之艺通、梁漱溟之觉通、徐梵澄之会通。通过剖析三位同时代学人的思想，他从文明秩序、主体自觉、语言沟通和超越性等角度，讨论了在文明论意义上建构“通”的哲学时不可忽视的哲学排他性，在考虑民族精神根本面貌的基础上实现文明对话与共生。

李明书以《马一浮的君子与小人之辨》为题，阐述了马一浮对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义理内涵的深入理解，君子能够实践儒家最重要的“仁”德，深入人心的幽微之处，故与君王同源，具有君王之德。君子需通六艺，君子与小人固然是行为有别，但根源处在于存心上的差异。可通过自行觉察或学习六艺而逐渐改善存心。

评议环节，苏州大学顾迁指出，翟奎凤讨论的浙大校歌呈现了熔铸经义、发挥教义的特点，从内容体量和知识密度上来看，担当得起“通”字。马先生作为通儒崇尚文教，其校歌不仅熔铸了《周易》《尚书》，还有《孟子》。民国时多有大思想家作歌词，竺可桢请应尚能为校歌作曲，让人联想到1938年马先生请江西音乐家萧而化为《横渠四句教》谱曲一事。李永亮的梳理细密呈现了马一浮先生在儒学内部的“通”，而“通”应该是公共精神丧失、道术裂后才开始讲，因此《论语》中不讲“通”，《孟子》中很少讲“通”，《荀子》《周易系辞》和《庄子》中才讲得多。郑玄有“通德门”，《后汉书》中有“通儒”之称，真正的“通儒”不需要无数多的知识，但要有重组迁移、方随因变的能力。樊沁永文章中的三位先生骨子里都有孟子的精神。徐梵澄先生对万事万物有全息式的感知，其精神是超越的、梵我合一的。其人的精神是细密的、健动的。从该摄、统摄的角度，徐先生比梁先生更精密；而马、徐二先生虽都有该摄，但角度不同。李明书具有伦理学研究的背景，分析细密，但马先生对君子小人之辨亦有“非此即彼，没有中间”的提法，可以互参。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会通精神等内容开展了交流。高瑞泉指出，樊沁永的研究把三个人统合起来讨论，这三个人很相近，在近代中国哲学史上也都不是哲学家，而是儒者，梁漱溟自述不是哲学家，熊先生自学成才，马一浮则学贯中西。他们的学问、做事和培养人才的方式都比较接近，梁漱溟、熊十力都办书院，一边讲学，一边从事民众运动。现代大学分科以后，经史子集成为文史哲各科。分科制度可以培养专家，但不培养通才。“通”的精神一定要基于特殊性的充分发挥，从特殊性发展到普遍性，才叫“通”。人类智慧、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先能认识个别，之后才能有“通”。文史哲也是读遍以后，才能说“通”。

第四场大会发言

第四场大会发言由扬州大学樊沁永研究员主持。渤海大学郑淑媛教授、苏州大学顾迁教授、武汉大学黄燕强副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吴洁博士分别作了报告。

郑淑媛以《马一浮以“求通”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索》为题，指出马一浮所提出的“六艺统摄”是以“求通”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索。其“六艺该统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等学术上的“求通”是融会贯通；六艺统摄于心的“求通”是逻辑的形上之理，意识之内的理；六艺之教是人类合理的生活，是向内探究义理，验于笃行。

顾迁以《知行合一、自然任心：从与马一浮的交往论姚丙炎的琴乐精神》为题，指出姚丙炎早年在治学上受到马一浮的指导，影响所及亦关涉琴乐。姚丙炎的琴乐思想与马一浮侧重琴外“别有事在”“先解乐意，乃能学乐”不同，主张先投身其中。他又以马一浮称述的“息妄”之教为工夫论，发展出知行合一、自然任心的琴乐精神。

黄燕强以《道通为一：儒家“问礼”叙事中的孔老关系》为题，围绕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叙事，揭示老子思想的核心渊源在于周代史官文化，尤其体现于六经传统。老子哲学并非与周文化全然断裂，而是对其有所承续与转化。孔老思想同源于六经所代表的周文化。儒家通过“问礼”叙事建构孔老关系，最终指向先秦诸子“道通为一”的整体思想格局。

吴洁以《张世英“万有相通”说及其当代价值》为题，论述了张世英先生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万有相通”学说的具体内涵，其主客相融的本体论、万物互联的宇宙观深刻反思了西方哲学的主体性问题，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对传统天人合一进行了继承与改造，将形而上的境界转化为具体的人生境界，提供了普惠式的价值理念。

评议环节，浙江大学吴根友指出，郑淑媛的文章从道德的形上学等角度解释了马一浮形上学的理论及其在实际中通过教化的实现路径，近年来纯粹从哲学角度讨论马一浮的文章不多，很有意义。顾迁选择了古琴家姚丙炎和马一浮开展讨论，可以看到马一浮秉承传统儒家的因材施教、和而不同的教化思想和通人之学。马一浮统摄佛道和朱子学，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在思维方式上，音乐和哲学、绘画有所不同，其对时间性的把握类似书法讲求有限空间内的腾挪，表达自由意志。“通”本身既是状态也是过程，“通”的哲学是实践性的，是非静止的且永远无止境。黄燕强的文章选取了经典的“问礼”或“问道”的故事，其中包含深邃的哲理。孔子和老子有共通的礼乐制度文化背景，老子文本中虽然反对礼，鄙薄道德仁义，以礼为整个社会混乱的开始，但对礼又很熟悉，并开展哲学性的应用，如以丧礼来对待战争，因为战争中双方都有士兵的牺牲、死亡，即使胜利的一方也不要歌颂自己的胜利。老子的慈和儒家的仁是一致的。佛教传入以后讲同体大悲，而“仁慈”“慈悲”可以体现儒释道的关系，“仁慈”体现以儒家为主融合道家思想，“慈悲”体现以道家为主融通印度文化，使得中国文化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老子与孔子分别代表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孔子对“始作俑者”的批评体现了对周代文化中殉葬恶习的严厉批判。可以进一步分析儒、道是否有“通”的前提，以及其中对仁、慈的形上学的追求。吴洁的文章讨论了张世英的“万有相通论”，这是张先生的晚年定论，很有价值，对于建构属于当代中国哲学的自主知识系统很有启迪意义，也契合本次会议“通”的哲学主题。

讨论环节，高瑞泉指出，“通”的思想有重要价值，目前的全球化是通过文明互鉴、文明对话实现的，二战结束以后，西方也在向中国学习，突破第一岛链需要善于变通。樊沁永则围绕古琴打谱中的五音十二律，阐述了古琴艺术中不强调数量，留下自由的空间的审美特征，与西方音乐追求数量的不同之处，从而在比较中彰显了中西音乐的根本差异之处。

闭幕式

闭幕式由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李明书主持。吴根友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感谢所有的与会学者，本次会议举办得很成功，特别是通过评议与讨论，激发出了很多富有诗意和创发性的思考。会议第一是打通了关于“通”的观念研究的新思维；第二是展开了“通”的哲学思考的众多可能性，既有哲理层面的，如“通”的形而上学定义等，又有学术层面的，如“通”与“和”、“通”与“同”、儒通、道通、西方通、马克思主义之通等；第三是汇聚了新的研究力量。会议除了哲学领域的研究者，还有来自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和古琴艺术实践领域的学者，希望明年的会议继续扩大研究队伍，加入有关中医哲学、量子物理的研究者，保留艺术领域的学者，深入神通和感通。

第三届会议主办方代表南京大学翟奎凤表示，本次会议令人受益匪浅，明年的会议初步定在十月下旬举办，期待各位同道前往南京，继续围绕“通”的哲学开展思想交流。

会议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