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共同体思想

作者：张昭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三月初三日癸亥

          耶稣202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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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礼记·礼运》“大同”、《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庄子·齐物论》“万物与我为一”、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代的王阳明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以道德良知为根基的一体思想。

王阳明的共同体思想包括人与人、人与生物、人与无生命之物三个层级，分别对应伦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共同体的层级决定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责任，“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是天地万物的责任担当者，尤其是道德责任。第一层级是人的伦理道德责任，如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个体的孝父推至孝敬他人之父，“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从而实现孝父的伦理共同体；同理，可以实现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伦理关系和谐融洽的共同体。“恩足以及禽兽”，第二层级的生物共同体、第三层级的自然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更广，包括爱护鸟兽草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川河流、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

王阳明共同体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作为《大学》八条目之一的致知。之前的主流诠释是扩充知识，而王阳明将“致知”之知对接《孟子》的良知，“致知”由此成为“致良知”，其目标是由恻隐之心的“仁之端”成就关爱万物的仁者、大人。王阳明晚年所作的《大学问》进一步贯通良知与《大学》其他纲目，包括良知与三纲领的明明德、亲民、止至善；良知与八条目的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良知与国家贯通，这可对接中华民族共同体；良知与天下贯通，这可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王阳明将明明德与亲民诠释为体用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良知是明德，致良知即是明明德，由此确立共同体的道德根基；亲民是明明德之用，追求万物一体。结合中国哲学的体用一源：体必然表现为用，良知必然要表现为天地万物一体；用必依赖于体，天地万物一体需要以良知为基石。在明明德与亲民体用关系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贯通止至善，“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至善是良知的终极体现，也是各种共同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明明德与亲民亦是以此为准则；反言之，至善的准则必然要表现在明明德与亲民。至善的最高准则相当于规矩，“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正如规矩的作用表现在所绘画的方圆，明明德与亲民成为至善显现自身、应用自身的载体，由此贯通《大学》三纲领。

王阳明共同体思想的层级是逐步推进的。随着致良知或明明德的展开，道德主体达到不同的层级，由此体现出儒学的爱有差等：对于家庭成员的关爱显然要优先于家庭之外的人，对于人的关爱显然要优先于动物的关爱，对于动物的关爱优先于植物的关爱，对于植物的关爱优先于无生命之物的关爱，以此区别于墨子的兼爱。共同体思想也区别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者要求一切为个体所用，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顾他者的利益，甚至伤害他者的利益。与利己主义截然相反，王阳明的共同体思想要求消除二元对立，实现一体共融，故共同体思想可以有效防范或对抗利己主义对于他者、生物、自然的伤害，实现和谐的伦理关系与自然关系。共同体之学还表现为道德主体的主动敞开，如道德主体的主动敞开源于儿童的落水、鸟兽的哀鸣恐惧、植物的摧折、瓦石的毁坏，相当于这些事物受到伤害后，道德主体主动伸之以援手，帮助受伤者。结合《大学》三纲领中明明德、亲民与止至善的关系，明明德展现的共同体层级与亲民展现的共同体责任均以止至善为指导原则。止至善代表了人们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这在现代社会可以表达为追求最高的伦理原则、政治理念、生态法则，体现为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实践、生物多样性的促进、自然生态的环保诉求等，这在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

考量王阳明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需要注意行动的匹配与法律的兼容。王阳明的良知学崇尚行动，知行合一，良知必有实落处，也就是良知需要表达在现实世界，产生效验，发生影响。换言之，个体不仅要有伦理共同体、生物共同体、天地万物共同体的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德意识表现为责任与行动，改进社会人伦关系和善，促进生物的繁盛，创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反之，如果个体的共同体思想不能转化成行动，则止步于道德心理活动，甚至沦为道德幻象。由此，王阳明的共同体之学必须配之以行，可称作“行动的共同体”。王阳明共同体思想是道德主体良知的主动敞开与承担责任，是一种积极向善的力量，表现为树立道德模范、敢于见义勇为，这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的整体水平，且可以弥补法律所不及的空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