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论语》讲习会“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会讲成功举行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六月初五日癸巳

          耶稣2026年7月18日

“慢庐·慢读”之《论语》讲习会采用分章多本对读的研习模式，与会师友逐章深耕细读。每人分领一部《论语》注疏，梳理各家诠释核心要义，辨析不同学派的解读立场与治学路径。众人对照参酌诸家注解，在碰撞与交流中疏通字句义理、厘清学说脉络，层层贯通《论语》本旨。

《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分两期进行。第三期讲习会聚焦于古代注疏，这些注释奠定了我们理解《论语》的基础，是后世所有解读的源头活水。本期所用古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韩愈 李翱《论语笔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陈祥道《论语全解》、刘宗周《论语学案》、郝敬《论语详解》、冯梦龙《论语指月》、吕留良《四书讲义・论语》、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戴望《论语注》等14种代表性注本。

古注对此章的解读，从字词训诂逐步深入到义理阐发。针对“孝悌”、“犯上”等关键概念，各注家从文字训诂与版本校勘角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汉魏时期，何晏引孔安国注，将“上”解释为“凡在己上者”；皇侃则将“犯”释为“谏争”，认为“犯上”特指臣子对君亲过失的规劝，而非泛指冒犯尊长。宋儒中，邢昺借《尔雅》和《说文》，将“本”训为筑墙之开端与根基，强调若无此基础（孝悌），则道德大厦（人道）无法建立。南宋朱熹则指出，“仁”是内在的“爱之理，心之德”，属于“体”；而“孝悌”是外在的“行仁之事”，属于“用”。因此，孝悌是践行仁道的起点，但并非仁的本体。明清时期，刘宗周以孝悌为先天良知；吕留良则反对将“治”与“学”割裂，主张上下两节一气贯通，强调孝悌是成就仁德的必然路径，批评佛教舍近求远、不重人伦的做法。而黄式三认为“仁”包含“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三者合一的含义，强调“一心不二”，试图弥合朱子与阳明关于孝悌是“性”还是“情”的分歧。

讲习会第四期将目光转向近现代注本。近现代的学者们，运用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新方法，对经典进行了多元的诠释。本期涉及的近注有康有为《论语注》、杨树达《论语疏证》；今注则囊括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黄克剑《论语疏解》、孙钦善《论语本解》、杨朝明《论语诠解》、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刘强《论语新识》、鲍鹏山《论语导读》、李竞恒《论语新劄：孔学的历史世界》等10种解读。

近现代注释在继承古注基础上，更显多元与融通。各家均认可孝悌使人恭顺，少有犯上作乱；孝悌是行仁根基，“本” 喻仁德根源，立本方能生发人道。结合自身的见解，各家又同中有异，康有为融合大同、三世说，视孝悌为乱世走向大同的阶梯；杨树达以长编考异法治经、治《论语》，采用古籍文献互证。李泽厚、杨伯峻等提及古字 “仁 ”与“ 人” 的通假，存在 “做人之本” 异解。钱穆侧重人心德性，强调内在心性与后天学习的统一，以及对晚明心学的纠偏；黄克剑注重强调“道”的动态引导作用，他引用陆德明的观点，认为“道”可作“导”解，蕴含动态的引导之意。孔子的“道”是将人引向“仁”的极致境地，而非静态的实体。鲍鹏山、刘强则指出有子 “不犯上” 有局限，孔子主张合道义可犯君，修正单向服从的弊端。

在自由交流与答疑环节，有关“孝”的本质来源，宋立林教授认为，儒家对此有双重论证。从历史发生角度看，孝确实产生于礼乐文明；但从道德哲学（形而上学）角度看，儒家找到了更具普遍性的内在根据——“仁”。人性中固有的仁爱之心（仁者人也）是孝悌得以产生的源头动力，礼只是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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