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施特劳斯时刻？
作者：靳东篱（作者系旅欧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元2026年10月6日

坊间曾经流传一个段子，说丁耘有一次对甘阳说：“我们都是喝你的狼奶长大的。”《施特劳斯时刻》就是甘阳的狼奶：上编收录甘阳论施特劳斯的长文，是狼奶的奶质分析报告，下编收录甘阳与包括丁耘在内的一众晚辈学子的通信，是甘阳的喂奶过程记录。在自序一开篇，甘阳就叙述了这段令他难忘的学术因缘：

『本书所谓“施特劳斯时刻”，首先是指我个人思想学术生涯中的一段难忘因缘。1999年，我结束在芝加哥大学的十年生涯，到香港大学工作。由于老友刘小枫的引荐，我在香港期间开始于北京、上海两地一些尚未谋面的青年学者进行数年密集的学术通信（其间在2001年7月终于在上海见面）。最初的讨论是由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引发的，当时这些年轻朋友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施特劳斯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最早的来信动辄上万字而且火力很猛），而我则似乎扮演了为其辩护的一方。虽然这些朋友当时和后来都不是施特劳斯的信徒，但在施特劳斯提出的基本问题，例如西方思想传统的古今之争问题、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雅典与耶路撒冷的问题，以及哲学书写的方式问题，等等，都足以引起大家的共同兴趣。讨论很快就超出了施特劳斯本身，而转向了对施特劳斯所谓“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以及“西方文明的危机”更广泛的讨论，并由此返回到对中国文明本身的重新思考。（自序，i）』

由此看来，所谓“施特劳斯时刻”，首先是甘阳、刘小枫和受到他们引导的一众晚辈学者的一个特殊时刻。值得注意的是甘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特意说明：“这些朋友当时和后来都不是施特劳斯的信徒”。一个马上就能想到的疑问是：既然当时和后来都不是施特劳斯的信徒，怎么会有一个施特劳斯时刻呢？若说甘阳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是借助施特劳斯反思上述宏大问题，那这里的“特意说明”就可能隐含着一个特别的意味：对甘阳等人来说，对上述宏大问题的崭新思考虽然是在施特劳斯的启发下展开的，但由这一思考所引出的方向乃至回答甚至从一开始就与施特劳斯殊为不同。

甘阳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施特劳斯时刻仅止于他和他的那些青年朋友们，实际上他要说的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施特劳斯时刻’”：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21世纪的最初几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施特劳斯时刻”。曾如许多人都已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引进了不计其数的西方学人，但能对中国思想学术界产生跨学科整体性广泛影响的，大概只有1980年代的海德格尔、1990年代的韦伯以及21世纪初的施特劳斯。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只有那些能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本身做整体性透彻反思的西方思想家，才会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最大兴趣。但这次的“施特劳斯热”与以往的“海德格尔热”和“韦伯热”不同，因为我们讨论施特劳斯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抬出一尊新的西方思想学术大神，而恰恰是要借施特劳斯终结学术造神，终止对西方学界的盲目迷信。（自序，ii）』

质疑者可能会说，借施特劳斯终结学术造神，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施特劳斯造为学术大神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施特劳斯的盲目迷信呢？若果如此，那甘阳等人的做法，岂不是以学术造神来终止学术造神，以盲目迷信来终结盲目迷信？联系前面的那个特意说明，甘阳这里的意思似乎仍然是想强调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的一面而不怎么取其建设性主张的一面——如果有的话。言下之意，虽然说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做出的整体性的内部反思与内部批判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将他作为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正面引路人，而是应当回到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及其自我更新的历史脉络中来寻找方向与答案。

这个推想虽然靠谱，但上述质疑仍然难以避免，因为如果只取施特劳斯批判性的一面而不取其可能的建设性的一面，在甘阳自己的言说脉络中是断然不能说明施特劳斯的重要性的。而且，说中国文明有自身的特质与脉络，这一点也难以为甘阳有意识地与施特劳斯分道扬镳提供充足的理由，毕竟，现代中国也是一个被西方化了的中国，西方现代文明并非只在中国的外部，也在中国的内部，或者说，现代中国所遭受的文明危机本来就是双重危机，既是中国文明的危机，也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加速越来越趋近于西方文明的危机。

不管怎么说，甘阳至少得回答这个问题：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和以往的反思者、批判者——比如说海德格尔——相比，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而答案大概也不会有太大异议：一言以蔽之，施特劳斯的重要性，在于其立足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全面反思西方现代性。可以看到，对古典与政治的双重重视是施特劳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内部批判者的关键点所在。

就对古典的重视这一点而言，实际上甘阳在自序中已经不无自得地提到了施特劳斯时刻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科建设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细读、精读中、西古典不仅在大学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中蔚然成风，而且也成为大学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教学方式；相应地，古典学在大学学科建制中基本上正式落地了。

由此可见，施特劳斯时刻是一个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达到某种程度之后而呼唤古典的时刻。进一步的追问就是：呼唤古典是要倡导复古吗？对此，甘阳断然否认。他明确地说，无论是复中国的古还是复西方的古，都绝不可取，都意味着“另一种极端的危险”或“另一种走火入魔”：

『我觉得也要提防另一种危险，我担心的还不是欲速则不达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目标设定同样有一个不要走火入魔的问题。说实话我不同意以《春秋》或《论语》来为世界立法这种说法，就像西方也不可能再用他们的圣经和柏拉图来为现代世界立法。（下编，第417页）』

即使说上述宣示表达出了甘阳等人起码的时代意识，但疑团仍不能解开：既说要呼唤古典，又说要拒绝复古，甘阳等人究竟意欲何为？

既然施特劳斯之于甘阳等人的意义在于全面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并经由这种全面反思“返回到对中国文明本身的思考”，那么，甘阳所谓“施特劳斯时刻”，其思想议程就可以恰当地概括为：通过重审古今问题来重提中西问题。重审古今问题，首先是就西方文明中的古今之变而言的，而这正是施特劳斯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重提中西问题，则是关于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所主导的时代里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施特劳斯的重要性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西方文明的立场鲜明的全面认知。

如此我们大体可以推知甘阳等人对待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基本态度：对于西方文明，一方面是强调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一方面是重视西方古典之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文明，一方面是强调中国文明的自主性，一方面是重视中国古典之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如果将这个基本态度和反对复古的明确态度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大概就能看出甘阳等人在解决始终交织在一起的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时可能选择的基本方向：一言以蔽之，是要在全面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的前提下大力弘扬中国古典的思想与精神以成就中国的现代性。

从近年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重建这一重大主题上的一系列崭新论说中可以看到，可能被甘阳等人所选择的这个基本方向，正是执政党目前正在试图转向的方向。就此而言，不仅有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施特劳斯时刻，可能还有中国政治的施特劳斯时刻，因而也可以叫做中国的施特劳斯时刻。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执政党目前的意识形态重建方向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施特劳斯时刻有多大关系，或者说，无论这里是否存在一个思想界影响政治界的典型案例，但这些新的迹象至少已经表明，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刻，而甘阳所拈出的“施特劳斯时刻”，正是对这个转型时刻的一种敏感表达，一种侧重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内在转向的敏感表达。

然而疑惑依然存在：如果说弘扬古典以成就现代这一宏观方案意味着依然是在现代性的观念基础上展开，那么，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那种釜底抽薪式的批评又能在这一方案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现代”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时代意识，更意味着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思想。若说是要基于对现代性的那些基本观念与思想的认可来谈弘扬古典，那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思路，而是现代已降就出现过的一条老路——最典型的代表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已降的一代新儒家以及后来活跃在港台学术界的新一代新儒家。若说施特劳斯时刻导致的并不是这条老路，那甘阳等人就得说明，新的思路与这条老路究竟有何区别。

进一步观察一下施特劳斯时刻所引发的实际的政治思想效应，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里所说的疑惑。有人将施特劳斯时刻所引发的政治思潮刻画为一种新保守主义，这个概括当然有其意义，但并不那么精准。若是要问这种新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什么，那答案显然是，这种新保守主义既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就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言，其保守的是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特殊政治体制；就其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言，其保守的当然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然而，这样的概括未能将新思潮的社会理念清晰地呈现出来。在甘阳的“通三统”构想中，毛泽东所代表的一统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虽然也包括政治体制之统，而甘阳也曾明确使用过“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如果说施特劳斯时刻所引发的新保守主义其核心政治理念仍是社会主义，那么，仅仅用“新保守主义”来刻画这种思潮就不能将这一核心理念清晰地呈现出来。鉴于以上考虑，我建议将这种由施特劳斯时刻所引发的新的政治思潮概括为新保守社会主义（Neo-conservative socialism）。这也就是说，目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正在转向的正是这种新保守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巩固党-国体制，弘扬传统文化，以重建社会主义理想。

让我们从新保守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谈起。众所周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发了中国思想学术界在政治立场上的大分化，即分化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1980年代以来也一直有传统文化派——主要是指活跃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一些研究儒学且认同儒家的学者，但传统文化派向来不是一种政治派别——无论旁观者是从理想的高度说他们的关切超越了政治还是从现实的立场说他们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

因此，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分化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过程中，认同儒家的传统文化派也被分化了：有的接受了新左派的一些基本观念，从而成了儒家社会主义者；有的继续持有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观念，从而持有儒家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在这一时段也出现了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想都不满的儒家学者，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基要主义理解而成了更为“反动”的儒家保守主义者。

值得指出的是，甘阳所说的“施特劳斯时刻”，恰恰发生在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时刻。这一点也意味着，反对自由主义，乃是随后兴起的新保守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如前所述，反对自由主义，在1992年中国思想学术界分化之后的语境里首先是新左派的立场。所以不难发现，新保守社会主义者中有不少人来自新左派。简单来说，在新左派的原有立场——党-国体制与社会主义理念显然是这一立场的两大要点——上再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肯定，差不多就抵达了新保守社会主义的立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经过对儒家思想的新解读，能够找到其与新左派立场的契合点——最重要的可能是两个：一是援引葛兰西的理论而将执政党理解为“现代君主”，从而将党-国体制比拟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君主制；一是通过某种新的阐释发现或发明儒家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的某种亲和性。

如此看来，新保守社会主义更像是新左派的政治立场与儒家所代表的文化立场的某种合流，其中新左派原有的政治立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儒家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处于附属性的或辅助性的地位。不过，一些来自儒家立场的新保守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对二者的合流有新的解读方式。施特劳斯念兹在兹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其政治理想与儒家古典的政教理想其实更为接近，而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政治思想都相去甚远。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儒家学者如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施特劳斯的启发与引导，那么，他们自然也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施特劳斯时刻。如果他们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儒家文化的代表在现代语境中应当有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意识，应当支持社会主义理想，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得出结论说，新保守社会主义就是在当下实际处境中实现儒家政教理想的正确道路。

如果说在新左派立场与儒家立场之间的谁主谁从的分歧还是以双方的契合为前提的话，那么，还必须看到，就双方的根本立场而言可能存在着更深的分歧。简而言之，新左派往往将实质平等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理念，这往往成为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而儒家文化的代表即使认可某种社会主义理想，也往往不会持与新左派同样的平等理念，他们往往更肯定差等的意义也更青睐贤能政治。

因此实际的情况是，当新左派觉得他们可以吸纳儒家文化时，他们其实是要求儒学要放弃一些与他们的政治立场相龃龉的观念与思想；而当儒家文化的代表觉得可以与新左派相结合时，他们其实是觉得这种结合可以转化新左派原有的一些政治理念。至于二者之间究竟是貌合神离还是殊途同归，这大概要取决于现实的互动过程。若是在现实的互动中发现根本的分歧无法调和，那就证明二者终究是貌合神离。但殊途同归也是可能的，毕竟，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可以不断地自我发展，而文化的更新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既可能是“淬厉其本有以为新”，也可能是“采补其本无以为新”。

不过，如果说施特劳斯所属意的古典政治理想或与之更为接近的儒家古典政教理想并不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更为建设性的指引，那么，无论对于那些从新左派立场而来的新保守社会主义者而言，还是对于那些从儒家立场而来的新保守社会主义者而言，就很难说他们的立场转变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施特劳斯时刻。即使说他们的确经历了一个施特劳斯时刻，这一点并不虚假，但仅仅重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批判而不去关切施特劳斯思想中的正面立论及其政治理想对于当下现实的意义终归使得甘阳所谓的“施特劳斯时刻”变得名不副实。甘阳坦言自己因为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之间的张力，从而在古今问题上倾向于从施特劳斯以古课今的立场退却到古今各表的立场：

『我这些年日益自觉地把对古代的思考与对当代的思考作为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分开，例如我对从柏拉图到施特劳斯这一西方思想史的长期思考，并不是我思考当代中国的参照。我基本上是用西方现代特别是20世纪西方，而且特别是美国的历史作为考虑当代中国的参照，而对西方古典传统则是希望为思考中国古代传统打开新的参照视野。（下编，第234-235页）』

或许可以说，甘阳的这一表态将他所谓的“施特劳斯时刻”的名不副实袒露无余了。那么，对于如此重视施特劳斯的甘阳来说，为什么又要如此有意地使施特劳斯时刻停留于如此名不副实的地带呢？答案大概在于他对民族的文化理想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更具现实感的思考：

『你也非常正确地指出，在我的政治论述和文化论述之间有一个至关紧要的晦暗地带，从未明白道出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问题之间可能有的关系。确实如此，而且不是偶然。……我基本同意韦伯的看法即我们不能不承认，高级文化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政治的发展，强权也并不必然依赖高级文化。……韦伯首先要的是德国的power prestige,而就我自己而言，我要的是中国同时具备power prestige and cultural prestige!尤其就中国今天的特殊处境而言，没有power prestige就没有真正的cultural prestige,虽然有了power prestige,未必就一定有cultural prestige。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确实非常微妙而晦暗不明。……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你提出的三个层次，政治民主、文化民族、道，也可以简化为两个层次，即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因为文化民族必然蕴含其“道”或其最高追求、最高理想、最高预设的问题，否则就称不上是文化民族。我和你的差异可能在于，你似乎预设了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特别是其最高的“道”的目标必然一致，因此希望首先确定“道”，我的晦暗则来自于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张力有冲突。Meinecke对这种冲突在德国思想史的表现体会深刻，但他仍然希望甚至认为最终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目标可以统一，即德国可以成为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这大概比较符合你现在的想法。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幻想，实际仍然是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及最终调和一切矛盾的幻想。（下编，第414-416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很显然，正是这里所表达出的“晦暗”，使得甘阳有意地与施特劳斯拉开距离，也与在他看来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的文化中国论拉开距离。毕竟，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强权主导的世界里，而游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线的，始终是不同时代的“马背上的拿破仑”。然而，晦暗归晦暗，如果说因为这种出于现实考量的“晦暗”而将“道”后置乃至放弃，那么，这无疑是本末颠倒之举。对于此一危险，甘阳并非没有意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与青年学子通信时对“政”与“学”的明确区分上：

『我想强调“政”与“学”的区别，“政”可以用战国派之策，也可以用法家之法，但“学”却不能以这些为正宗。“学”需要某种更为正大光明的境界，这样境界的“学”背后总有某种我称为“大悲悯”的情怀。柏拉图的“被迫回洞穴”是如此，孔子更如此，董仲舒说“民”的意思来自于“瞑”，正是在“洞穴”中的意思。中国问题更根本的首先是重新建立某种较充分的“学”的问题，因为任何“政”之本都在“学”，不是高明的学就是低俗的学，不知你们以为如何？（下编，第397页）』

以高明之学就低俗之政，或许尚可维持理想与现实的平衡。若是以低俗之学应低俗之政，则是以现实感为借口而弃理想如敝屣。但最糟糕的莫过于，以低俗之政索求低俗之学，又以低俗之学迎合低俗之政，最终排斥高明之学——遑论高明之政！

最后，或许还应略微提及一下美国的施特劳斯时刻。甘阳已经谈到美国媒体在1987年、1994年和2003年三次炒作施特劳斯的事件：

『第一次炒作时，施特劳斯思想和学派尚主要是美国大学和思想文化界的一种现象；第二次炒作时，施特劳斯已经被说成是美国共和党的“教父”，亦即对全美政治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而最近的第三次炒作，施特劳斯学派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军事外交的战略方向，从而影响到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同时，由于这次伊拉克战争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重大影响，小布什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关系也开始成为国际媒体的话题，包括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中文媒体都已有报道或文章谈论施特劳斯学派与布什保守主义政府的关系。（上编，第126页）』

如果再看2003年之后到当下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界，我们可以说，美国也仍在经历一个施特劳斯时刻。对于美国的施特劳斯时刻，我在这里没有能力展开详细分析。首先能够想到的是，“施特劳斯时刻”，本来就是彼得·蒂尔在9·11事件之后的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而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的团队和合作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美国的施特劳斯学派在这20多年里对于美国政治的实际介入，我们此处只援引福山的一段话作为概要性的介绍：

『自唐纳德·特朗普崛起以来，施特劳斯许多追随者所具有的教派性质对美国政治辩论的影响更加广泛了。多年来，施特劳斯的第二代学生早已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艾伦·布鲁姆或哈维·曼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东海岸学生，另一派则是以哈利·雅法为代表的西海岸学生。雅法作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治理论家，曾撰写过一部关于林肯-道格拉斯辩论的杰出著作，但此后又倡导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建国之父们所创立的乃是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典范政体。无论人们如何批评列奥·施特劳斯本人，他从未成为一个美国民族主义者，然而，美国优先的立场却成为许多西海岸施特劳斯派的特征。随着特朗普的崛起，克莱蒙特研究所，逐渐成为试图为特朗普主义提供高雅理论辩护的知识中心之一，并催生了诸如迈克尔·安东（此人为《93号航班选举》一文的著名作者）、迈克尔·帕克和约翰·伊斯特曼（此人严重卷入了推翻2020年选举的事件）等人物。东海岸施特劳斯派往往不作如此自我认同，而其中一些成员，包括我的老朋友比尔·克里斯托尔和比尔·加尔斯顿，后来都成了坚定的反特朗普派。（Francis Fukuyama, 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 Profile Books, 2026, p 52.）』

考察美国的施特劳斯时刻，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政治的有关动向外，还有一个可能的作用，即有助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延展他们的思考。实际上，随着特朗普的两次上台，有不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在保守主义化，尽管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保守化道路，最终会走向何方。

甘阳：《施特劳斯时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