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3-03-19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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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兼职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3月19日


    
    内容提要: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自发形成了草根民间社会与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关键词:儒学 民间儒学  城市儒学  仁义  现代意义
    
     
    
    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太快了,整个社会需要调节,尤其是在世道人心的安立方面。由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的文化精神传统在其本土遭遇到灭顶之灾,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相对隔膜,而30多年以来的金钱权力挂帅,国民的精神归宿感与对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渐淡薄。近10多年来,民间老百姓对自己的文化精神资源有了自发的需求,国学与儒学出现了复兴之势。
    
     
    
    一、何谓民间儒学及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的关系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自汉代至民国,儒学本来就是活在民间社会,起着指导、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价值。历史上儒学的形态既有上层社会的经典注疏传统等研究性的层面,又有把经典中的精神与经验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制度与管理方略的层面,更有将其中的精神信念与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教化民众,转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层面。民间儒学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学的精神价值。
    
    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1]也就是说,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民间儒学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近七、八年间在我国大江南北的民间,有关王善人的故事广泛流传,不胫而走。王善人即王凤仪老善人(1864~1937年)是位东北农村的长工,因笃行忠、孝,自诚而明。王善人讲道,语似俚俗,而意境深远,均由自性中所流露,不拘经教,权宜说法,活泼自然,要旨在教人尽忠孝之道而化性立命。他没有念过书,却成了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办了大量的女子学堂。原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冬在介绍王凤仪时,称他为“儒家的慧能”。王善人悟道颇有点传奇色彩,而由民间团体,特别是带有神秘性的、与健身、养生、治疗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团体自发推动了学习王善人的运动,他们四处赠送有关王善人的书、护身符(正面是王善人的像,背面是王善人讲“三界”语录)与光盘,还有现代人讲王善人的书与光盘,办了有关王善人的网站。我以为这是我国善事、善书传统的现代版,颇值得我们儒家学者重视。此即我所说的民间儒学。[2]
    
    近二十年推动民间儒学的特点是海峡两岸三地互动,佛道教团体与民间团体互动,例如台湾知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来大陆讲国学,王财贵来大陆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净空法师在香港与安徽推动《弟子规》的学习运动等。现在《弟子规》已成为流传最广的蒙学读物,乃至成为企业管理的宝典。
    
    与释道教合流互补而以民间宗教形式发展的民间儒学,古时即有,如太谷学派即是。它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止,长达一个多世纪。太谷学派创始人为周太谷(1764年~1832年),该学派广泛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这一学派仍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是传统儒学与现代儒学的中间环节。
    
    2010年6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有关儒学研究,我想至少有六个向度。第一是儒学经典的研究。五经、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宝贵的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记录。儒家经典当然不仅只在经部,还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气整理与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学术研究,多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响的人物却没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经学史上的陈士元、郝敬,明清哲学史上的胡承诺等。有许多人物的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学不专属于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与越南的儒学及其经典、人物。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说的不仅仅是儒学精英的思想史,还包括社会史、制度史。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赈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礼学中有关于衣食住行、视听言动、生死祭祀的规范规矩,家礼、家训中有不乏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规矩的内容。除了制度与规范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其中内核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更需转化。第四是儒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现代性(化)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整个文明对话,还有全球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的新建构等。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第五是儒学全面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如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伦理共识与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的的重建等,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儒学从来都是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今天,从蒙学、幼学教育,到儒商的教育与干部、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儒学都有很大的空间。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
    
    儒家学者的工作不应只停留在撰写研究论著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儒学的学术研究与民间儒学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应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当然,两者也可以分途,我们鼓励学者们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埋头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学者们立志做全面的人,全面的儒者,例如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民间儒学。[3]香港法住学会霍韬晦先生所推动的文化事业基本上也属民间儒学的范畴。
    
    我们且以朱子为例说明历史上儒学大家的全面性及诸方面的贯通。朱子的经学与理学研究在当时无疑是第一流的,同时,为了明辩理论是非,朱子用了很多精力去论战,而且他一生在政事治道、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诸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钱穆先生说:“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瓒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4]更重要的是,他潜心撰写、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在朱子身后六、七百年间成为影响整个东亚诸国家地域的朝野上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代表了东亚的精神文明。受《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诸多蒙学读物、家训、善书、戏文、谚语等,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
    
    朱子很重视带有宗教性与社群性的民间礼俗的重建,着力推广吕大钧兄弟的《乡约》与《乡仪》,将二书合编成一书,修补加工为《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又兼采宋代人的家规,在司马光《书仪》、《家范》与程子祭礼的基础上,作《家礼》。是书的撰著[5],更可见朱子对士庶通用,尤其是庶民可实行的日常生活仪礼规范,主要是冠婚丧祭之礼的重视。《乡约》与《家礼》在我国、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关于《家礼》的普及,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说:“《家礼》一书的影响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韩国、日本等东亚世界。由上述东亚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有关《家礼》的注释、撰述及其论文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家礼》在东亚近世时期所具有的影响,此前只被一部分研究者所瞭解,然而,我们应当重新关注《家礼》所拥有的这种巨大的感化力。”[6]传统社会中,儒家的终极关怀、精神价值是通过家教,通过执守行为规范的“礼”,特别是乡约、家礼等,得以在下层民间社会流传与维系的。
    
    二、民间儒学的态势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多种途径
    
    近十多年来,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正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复兴起来。有人曾问我: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与家训,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回答说:这表明国民对国学、儒学有一种需要。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又有一种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迫切需求,这正是“国学热”的真实背景。我们应当积极引导,使老百姓对国学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有理性。任何民族、国家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有了解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一种权利。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自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与土壤。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中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似是而非地矮化中国文化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这很危险,其危险性是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伦理的基本共识与终极信念与关怀。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反拨。
    
        我一直在批评“国学热”中的“虚热”、“假热”。由于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名演员与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例如关于“家父”、“内人”等,都闹出不少笑话。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不免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这样那样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国学班,而一些媒体只要收视率,很多演讲、影视剧等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在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国学教育是有神圣性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加强国语、国学教育,让所有的中学生都完整地学习了《四书》(课程与教材的名称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续至今。这对文化认同与一代代人的德性养育很重要,乃至陈水扁政府的“去中国化”不能实现,而且台湾的旅游者在全世界被誉为最有教养的一群华人。
    
    对儿童、少年的教育,蒙学教育是很好的传统。从三岁到十三岁,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家长与老师的引导下,适当背诵一点《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点《家训》、唐诗宋词与《四书》等,没有什么坏处。蒙学主要讲的是行为规范,礼貌礼敬,讲品行,讲爱心,爱父母兄弟,爱邻人与陌生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们长大了,会慢慢地反刍,慢慢地理解。最近几年,我与同事、学生编了“正启蒙”、“国学读本”等三套书,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是针对幼儿、小学生与中学生的,有揀择,着重启发并帮助孩子们提高分析能力,且图文并茂。201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类似的国学读本。国学教育,主要是生命、性情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国学的薰陶,他们一辈子会受用无穷。亲子一块儿学习,效果特别好,对养成健康的心理、人格与家庭、社区的和谐十分有益。
    
    据我所知,武汉市大方学校、第25中学、积玉桥学校等中小学在校内教学中适当补充浅近的国学教育,对青少年的人格养成颇有成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国学精粹”必修课,并辅助学生社团推广书法、古琴、茶艺,营造人文校园,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开展经典颂读,为大专学校做出了榜样。郑州市天明路建业森林半岛(楼盘名)内建了一个“本源社区书院”,其理念是“感恩、尊重、给予”。2012年夏天,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邀我去考察,朱先生、曾昭旭先生与我还应邀在该书院作了演讲。在社区内建书院,正合我意。该书院在社区办人文学堂、少年国学院、图书馆与义工中心,活动有声有色,且讲实效。有的一家几代人一块儿在此接受教育,而且非本社区的居民也可参与。该书院还培养推广国学的义工,主要对象是在读的大学生。他们让国学走进社区的经验,值得推广。现各地都在恢复书院,厦门市官民合办的筼筜书院开展国学讲习活动,颇受老百姓欢迎。湖北省与武汉市正拟复建新洲问津书院。各地民间社团组织为民间儒学的发表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河南省儒家文化促进会等都在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各国有、私营企业也在不同程度推广儒学,儒学在企业管理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笔者曾在青岛参观过海信集团公司,其企业理念与管理方略上吸纳了儒家精神。[7]
    
    有人问我:今天我们对于国学到底应该继承些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例如,穿汉服,行跪拜礼,祭孔等)是否重要?我回答说:形式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主要继承的是中华文化精神,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但仪式也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而这恰恰是在待人接物、礼尚往来、冠婚丧祭的礼文仪节中慢慢养成的。蒙学中的行为规范也是让孩童从小养成礼貌、礼敬的习惯。陈来先生说:“礼就是文化、文明。古礼包含大量行为细节的规定,礼仪举止的规定,人在一定场景下的进退揖让,语词应答、程式次序、手足举措皆须按礼仪举止的规定而行,显示出发达的行为形式化的特色。这些规定在一个人孩提时起开始学习,养成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行为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上的教养。”[8]现代有现代的礼仪,大陆中国人现今的尴尬不仅是“礼失而求诸野”,而是产生了很多最无行止规矩的粗鄙的人,使“礼义之邦”不断蒙羞。
    
    历史上,司马光、朱熹的家礼对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我提倡每户人家,在居住地的室内找一个较好的空间,摆上“天地圣亲师”的神木牌位及两口子双方已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的牌位,在一定的节日或忌日穿上民族服装(如深衣)行跪拜礼或躹躬礼。我们现行的冠婚丧祭之礼很杂乱,不东不西不古不今,应增加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内涵,制定新的健康的家礼(主要是冠婚丧祭之礼)。上海秋霞圃书院将在嘉定孔庙举行带有较多传统元素的婚礼仪式,我们期盼这一活动日常化。
    
    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倡导唱持活动,这很有意义。四书五经、蒙学家训及道教、佛教经典是可以吟唱的,配以乐谱,组织唱持活动,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使之深入人心。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诞辰日应是我们的教师节。几十年来,我不断呼吁以孔诞为教师节。2010年孔诞前夕,杜维明先生、陈来先生与我联合发起签名运动,希望促成此事成功,如不行就让孔诞为“尊师日”。我们是文化民族,孔子是至圣先师,祭孔有深意焉。孔子思想对欧洲文化启蒙,对世界人权宣言与伦理宣言的形成,有积极影响。多年来,我都在孔诞日带着国学学子在校内孔子像前行礼(2011年、2012年行的是释菜礼)并背诵《论语》若干章。武大国学院还多次带学生到曲阜孔庙去祭祀孔子。
    
    各地应逐步恢复书院与文庙。民国以前,各地书院与文庙林立,在社会上起着良性的作用。现在佛寺、道观的复兴很好,但相形之下,在文化生态上,书院与文庙还太过凋零。一些地方的民间组织正在恢复祠堂、书院与民间慈善会,这是民间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便于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儒家团体不妨如道教、佛教团体一样,申请成为教团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如同汤恩佳先生的香港孔教学会那样,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传统儒学是乡村儒学,目前我国农村比较衰败,近年来兴起了保护古村落运动。据说我国现有约60万个村庄,其中古村落大约有5000个,占全部村落数量不足1%。这1%村落的保护工作还很艰难。我以为,保护工作应不仅仅只限于生态与建筑,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当然,我国农村有少数地区,特别是有文化传统的地区,例如广东梅州客家文化聚落区,民间还保留着尊文重教的传统。今天,重振乡村儒学的任务十分沉重,可以尝试与古村落保护运动同步进行,然后慢慢推开,努力复兴。
    
    现代儒学除了乡村儒学的重振,更为主要的则是城市儒学的建设。乡村儒学与城市儒学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20多年来,广大农村重修家谱的民间活动已进入到广大城市。如前所述,我们所说的城市儒学的建设,是努力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的仁义之道,透过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运用网络等技术手段,亦可以尝试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促进公民道德的重建。[9]
    
    总之,国学、儒学可以通过民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途径,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合法的儒教团体参与社会活动,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社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这当然是自觉的而不是强制的,当然需要引导。
    
    三、民间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儒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应该怎样做才能保持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根本上还是要将国学,特别是儒学教育引入基础教育体系。国学是国本,当然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体制内的国民基础教育中加大国学、传统文化的份量。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只能是失败的。国学教育是生命教育、性情教育,是管总的。国学、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珍宝还未被我们认识,我们应以健康的心态,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学一点经典,慢慢培养我们的兴趣,慢慢理解我们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我们的现代化得到健康的发展。
    
        如上所述,民间儒学指的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主要精神深入到家庭、学校、社会、企业、机关,变成国民的信仰、信念与日用常行之道的精神形态。
    
    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王阳明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这说明儒家的道有终极性,同时又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本来儒学就不是书斋之学,而是生活之学,但由于西方化的影响,儒学有变成书斋、会议之学的危险,所以我们尤其要提倡民间儒学,并鼓励青年学子立志到民间去弘大儒学,再植灵根。
    
        民间儒学的现代意义:第一、弘扬以“修身”为中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克服现代病症,治疗顽疾,促使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特别使人的心灵得到安顿,使社会生活与现代化良性发展。第二、在广泛吸取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的优长的基础上,在肯定文化的时代性的同时,确保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并发展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中体西用”或“中体外用”。第三、与佛教、道教与其它民间宗教与文化一道成长,与已经在民间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等)交往对话,保持良好的宗教文化的生态平衡,根本上是使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与安立。在这里,儒家中人要向基督教徒、教士学习,动心忍性,深入草根民间,博施济众,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推广儒家诗教、礼教、乐教,让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些君子,多一些有教养的、温良恭俭让的国民。
    
    关于儒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前贤与时贤多有论说,我也曾在拙著《中国儒学之精神》一书中作了阐发。[10]景海峰先生说:“未来的儒学定位必须要打破‘向后看’的惯习,努力走出历史主义的阴影,用前瞻性的视野,追寻儒学的现代性联想,重新发现它的当代意义。传统的线性历史观是一维单向的,按此理解,儒学只能属于过去,无法超越时间的格限,不可能与现代性发生联系。而我们认为,‘什么是儒学’的追问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学问题,尤其不是线性历史的命题;它本身就含蕴着现代性的意义,既是历史的也是超越历史的。”[11]干春松先生说:“现代中国学者对于儒家的研究并不是出于一种‘考古’的兴趣,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对于我们的生活、制度、价值所投射的影响……在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中,儒家和现代化的关系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热点……”[12]
    
    就社会理想而言,儒学的理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盜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古至今,从上层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的表达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等。就今天的社会而言,人们普遍期待的社会状况是:失业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护持,有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贫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权、政治经济权与尊严得到尊重与保护,全民享受住宅、教育、医疗保险,生态环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预期寿命增加,生活品质提升。这就包含着人人平等、申张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的诉求。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儒家的理论与实践是大社会小政府,主要是地方与村社自治,有很多自治组织与较大的发展空间,有社与会,有乡约、义庄等,士绅阶层的用很大。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儒家的制度架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科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三省六部制、谏议制、封驳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都可以在现时代作创造转化。 
    
    就核心价值与个体道德而言,儒家倡导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价值,这属于“内圣修己”的层面,但人们有了这种价值理念,往住就能敬业乐群,有益于“外王事功”的开拓。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应当看到,当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如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毒奶粉、地沟油、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假文凭与学术不端,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盛行、钱权色的交易等,腐蚀着社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我们要唤醒人的爱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面对社会诚信出现“断裂带”,我们要努力建设管乎人心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系統。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官德吏治,非常需要“仁爱”“诚信”价值理念的支撑,这有着现实针对性,有助于美政美俗,整饬秩序,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对今天的社会规范、法律体系起指导与辅助的作用,有助于社会规范、法律体系的健康地建构、实施与完善。
    
    胡治洪先生指出:“综合吸收古今中西优秀文化的‘文化中国’必将是精神资源厚而不薄、价值领域多而不少的意义世界。只有在这一意义世界中,现实中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层面的功能实体才可能获得整合了适应内容的认同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种认同,‘文化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才可能发扬光大。”[13]
    
    总之,我们认为,儒家或儒学或儒教,特别是民间的儒家或儒学或儒教在文化身份的认同、维系世道人心,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等方面,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我们儒家学者不仅要努力与官、学、商界打交道,以儒家正道指引官、学、商界,还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同时,如前所述,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
    
    注释
    
    [1] 杜维明:《体知儒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2] 有关王善人的正式出版物,见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至2011年出版之《王凤仪讲人生》、《王凤仪诚明录》、《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嘉言录》、《王凤仪笃行录》、《王凤仪性理讲病录》、《王凤仪论理思想全集》(套装全10册)等。
    
    [3] 详见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53页。
    
    [4] 钱穆:《朱子学提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第27页。
    
    [5] 有关《家礼》的作者,自王懋竑以降,众说纷纭。近人上山春平、陈来、束景南、杨志刚、吾妻重二等专家证实《家礼》确为朱子自著。详见[日]吾妻重二著;吴震编;吴震等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5页。
    
    [6] [日]吾妻重二著;吴震编;吴震等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7] 2013年1月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在会上介绍了各地教育系统在中小学推广《弟子规》与黎教授的家乡----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设立青少年教育基地推广蒙学,以及海南各地民间坚持祭祀之礼的情况;深圳大学问永宁副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深圳市孔圣堂、梧桐山私塾联合会、信德图书馆等民间儒学的情况。此外,笔者在会上报告本论文后,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对笔者讲述了杭州、天台一带民间社团推广民间儒学的情况。这都说明民间儒学正在发展中并对社会起作良性的作用。
    
    [8] 陈来:《北京••国学•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9] 参见郭齐勇:《儒家文明的教养的意义》,《哲学分析》第1卷第1期,2010年6月;郭齐勇:《儒家修身成德之教与当代社会的公德建设》,《光明日报》2011年7月26日理论版。
    
    [10] 参见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2]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
    
    [13]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9页。
    
    (作者郭齐勇,1947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此文发表于2013年元月18至20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刊发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