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学术研讨会”在京圆满举行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十月初二日戊子

　　　耶稣2026年11月10日

2026年11月7日至8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圆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绍兴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43篇论文，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7日上午，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卫国教授主持开幕典礼，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文学院副院长刘尊举教授、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黄灵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炳海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先后致辞。

刘尊举教授指出，“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立足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服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时代使命。学校于2025年批准成立“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中心”，为该领域的研究搭建专门的学术平台。黄灵庚教授认为，面对当前中文学科边缘化及人工智能冲击的困境，青年学者要潜心积淀，不要盲目追赶潮流，原典研究永远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李炳海教授高度肯定了“早期书写”研究方向的包容性，赞赏赵敏俐教授作为领军人物积极探索的可贵精神，勉励同仁坚持独立的学术创造。赵敏俐教授结合对“五四”以来的现代学术反思与近百年的考古大发现，指出学界要突破单纯的文献考据，结合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人类早期的精神文明何以形成、中华经典如何生成、中华文明如何积淀等重大命题。

本次参会论文突破了传统的文史哲分科视野，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态势。会议设置了四场大会发言，具体涉及以下论题：李炳海依托战国星象学重新审视《九歌》中《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礼魂》的祭祀对象；黄灵庚以《礼记·曲礼》和三代金文为据，详细论证了“皇考”在先秦皆指已故父亲这一传统说法的可靠性；韩建业通过“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古学实证，探讨了五帝时代的真实历史背景；徐正英认为简帛文献呈现“天”降“民”升的流变轨迹，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缺失的诸多民本思想环节；赵辉就传统的郑卫之音问题进行了新的综合论证，认为其以七声调阶为主的节奏、旋律超越了传统的雅乐“中声”原则，体现了新的审美特征；姚小鸥就《小雅·彤弓》进行了细致探讨，认为诗中所记赐弓、飨宴是饮至礼中彰显周人礼乐征伐思想的重要仪节，全诗蕴含着彪炳功勋、禁暴缉兵的美好祈愿；常森指出早期《诗经》学中的“颂”名指向政教伦理境界与人格，而非“舞容”；方铭重读朱自清《经典常谈》，反思“经典”概念的泛化倾向，重申六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经典价值；张树国从四方面论证了战国秦汉竹书对《庄子》词义及文句的校勘价值，在传统校勘学的基础上补充了出土文献在其中的重要意义；赵敏俐提出“前文字时代书写”概念，认为它的产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论证了前文字时代书写的基本特征、文化功能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小组讨论共分为两个会场进行。第一会场汇报的论文，大致涉及四类议题：一是早期书写与典籍的生成、流传、阐释。邵杰《“校、得、作”之异向与〈诗经·商颂〉公案》指出“校、得、作”异向对应不同史事，认为相关作品在周宋皆有保存，同源于殷商王朝之祭歌“商”，《史记》的相关记载，是立足于经学立场对史学书写的改造与加工。张二雄《从〈招魂〉到〈大招〉：文化转型与文学主题的递嬗》认为二《招》反映了由楚到汉的文化转型及“美政”记忆由私到公的递嬗。崔冶《周文王形象的文化建构及其意义》提出文王形象是周人加工美化并经礼乐塑造而成的圣君典范。鄢海峰《〈齐〉诗“变风”巫史文化倾向与文学地域性》考察齐国巫史传统与“巫儿”婚俗对《齐风》文本创作的影响。肖选搏《新见中国科学院藏〈楚辞玦〉抄本考》考辨该抄本底本来源与抄本系统，揭示其在训诂考证、分章修辞方面的发明与疏谬。许宁《论古代朝鲜半岛的乐府内涵及演变》指出“乐府”传入朝鲜半岛后兼具音乐机构与诗歌文体双重指向，朝鲜文人形成独具面貌的“新”乐府。二是早期书写制度、功能、观念。亓晴《由“赋诗言志”看〈诗经〉乐歌的“公器”属性》认为春秋赋诗的仪式性与功利性使《诗》呈现“公器”属性，其定位由周代礼乐体系决定。李辉《论孔门〈诗〉教的因革及其〈诗〉学意义》认为孔门《诗》教既承贵族传统，又脱离仪式语境开展以《诗》为中心的教学，强化了《诗》的经典性。曹胜高《四代礼乐：鲁国“天子之乐”的实质》辨析鲁用“四代之乐”而非周天子“六代之乐”，纠正了将鲁传《诗》本等同于周王朝诗本的看法。孙海龙《“经礼”与“变礼”：〈礼记〉中的变礼书写及相关问题》，将《礼记》变礼书写分为四类，认为可补“经礼”之不足。宋健《古今乐变迁视域下的隐语职能》提出隐语本为东周今乐取乐之言说，纯戏谑类因不合重教化的传统而失传，遂造成“隐语多用于进谏”的假象。三是早期书写的载体、媒介与物质文化。李骜《日藏绥和二年锡壶与西汉宗庙礼仪考论》考释锡壶朱书“《四时》《嘉至》”的礼乐内涵，补充了《汉书·礼乐志》对西汉宗庙礼仪书写的疏略。付希亮《从戏神的历史原型考察中国戏剧起源的时代》通过戏神原型考察，推定仪式性戏剧在尧舜时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四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重释。陈绪平《海昏诗简尾题旨意考：兼论诗学阐释的早期形态》认为海昏《诗》简尾题揭示出不同于《毛诗序》“美刺”框架的说诗方式，其性质更可能是地方藩国诗学而非三家诗之一种。张野《〈周颂〉的组诗性质及其文本集结》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参照，认为《周颂》三“什”应为三组组诗，周代《诗》文本第一次编定可推定于周公摄政时期。

第二会场汇报的论文，主要包括以下五点：一是关于早期书写的研究方法的探讨。徐建委《由安大简〈善而〉看楚国郢都的抄本文化》通过安大简《善而》的物质形态特征及文本特征，论证其抄写、流通和阅读环节的若干问题和可能性。姚苏杰《文学篇章结构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以铜器铭文及〈诗经〉重章研究为例》提出篇章结构分析的基本思路，展示了篇章结构的最基础范式，并以青铜器铭文和《诗经》重章结构为例，说明具体应用途径。二是早期书写研究中的观念与思想。冷卫国《新旧“文言”之变与春秋文学自觉：读傅道彬先生〈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对傅道彬教授新作进行了评述，探讨其中重要的文学观念，如强调此书以城邦社会为基点构建春秋文学的历史坐标、提出春秋文学自觉说等特点。刘全志《论邹衍学派的推演与五德终始学说的形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五德终始说”提出的知识背景和发展过程。三是关于早期书写中的文体与风格问题。于广辉《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体类型及其生成》讨论传统《尚书》“六体”在清华简书类文献中的效验问题。王力弘《训体文学的演进规律与文体史意义》探讨“训体”的演进问题，认为其本质是一个从口头言说到书面文本、从即时记录到经典建构的过程。贾学鸿《先秦文献的“狂”范畴书写与审美性生成》讨论“狂”这一融褒贬于一身的独特范畴。秦佳佳《中国早期说理逻辑及〈国语〉繁缛文风的生成》从整体性思维和经验理性、广义论证下的推论逻辑两方面探讨了《国语》繁缛文风产生的原因。四是关于早期书写中的制度与身份。张怀通《蔡簋与〈顾命〉康王册命典礼仪节考》具体考察了《尚书·顾命》所呈现的典礼仪节。宋润泽《从微氏族谱铭文书写看西周殷遗史官的文化认同》分析了西周重要的青铜器群庄白一号窖藏中微氏家族的整体情况，特别突出了《史墙盘》《兴钟》等铭文体现出的家族意识、家国观念和文化认同。吕芳《〈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归入〈士容论〉新解：以士、农关系为切入点》讨论了“上农四篇”归入《士容论》的原因。五是关于文献阐释和文本细节的考证。宁镇疆《由清华简〈四告〉说久被误解的“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两句诗：兼及帛书〈老子〉“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中的语气词及理解问题》解决了经典诗句的解读问题，涉及文献阐释、历史语言学、知识考古学等多重领域。龙文玲《读〈周易〉札记三则》认为研读《周易》应回到经传产生时代尊重作者本义，也即解读经典要回归其原初、朴素的一面，不能求之过深，更不应穿凿。李凤立《“辛夷”考释》考证《楚辞》作品中“辛夷”一物具体所指。

会议闭幕典礼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张树国教授主持，亓晴、姚苏杰两位教授对两个会场的讨论做了精要总结。最后由赵敏俐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本次会议论文分量厚重，既有黄灵庚、李炳海等老一辈学者于熟题中见功力，也有中青年学者利用新出土文献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的探索。他特别欣慰的是有半数以上的年轻学人展现出极富活力的学术气象。最后，他提议未来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并欢迎学界同仁联合举办下一届会议。研讨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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