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讲堂第七讲：孔子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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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十月初二日戊子

　　　耶稣2026年11月10日

11月6日下午，“宣道讲堂”第七讲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2116举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闫春新教授应邀作题为“孔子与《春秋》”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马士彪副教授主持。

闫春新教授在讲座中首先辨析了“春秋”概念。他指出，学界所论“春秋”约有三义：一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国别史的通称，晋、楚等国国史另有专称；二是鲁国史官所记的《鲁史春秋》，即后世《春秋》经的修订底本；三是收入十三经注疏、附于《春秋》三传之前的《春秋》经文，相传孔子在鲁史基础上，参考晋、齐等国史料修订而成。

接下来，闫教授梳理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他主张不应只采用疑古学派的质疑，而是要以《庄子·天运》《史记》等较早传统记载为依据，其认为孔子在原有六经基础上加以整理，形成在儒家学派内部流传的经典文本，其余五经大抵是“述而不作”，唯独《春秋》以“作”为核心。在此基础上，讲座引入“六经皆礼”命题。该说可溯至《汉书·礼乐志》，黄侃所谓“六经之教虽异，总以礼为本”，六经内容各有侧重，最终以礼之义统摄，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皆以礼之得失为判断标准；此处所言之礼，不止于三礼所载仪轨，更侧重礼仪背后尊卑有序、礼尚往来、和而不同的礼义内核。

闫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孔子整理《春秋》的“述”“作”双重属性。就“述”而言，《春秋》史料主要源自鲁史，沿用鲁史编年体例；在修史依据上，依循周公所定史官旧章，以明尊天子、立劝诫之准则。站在古文经学的视角来看，《春秋》经义本于周公之教法，孔子承述旧制，并非自创微言大义。就“作”而言，自孟子、荀子至司马迁，儒家主流皆主孔子作《春秋》。孔子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周公时期天子执掌实权的情境迥异，孔子由此提出正名主张，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各按名分行事，以期拨乱反正、天下有道，构成他对先王礼乐文化的新的理解与阐发。

在此基础上，闫教授区分了《春秋》经义之“求善”与后世史法之“求真”，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一字褒贬所体现的价值引导，是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以“赵盾弑君”为例，经文书法揭示出幕后主谋，还原了被表层记载掩盖的深层史实。关于如何读出孔子的微言大义，闫教授提出，应依据《论语》《孔子家语》等较可信的言行记载，并结合出土的孔子相关文献提炼孔子原初思想，再与周公原有治理思想相对照，二者存在差异之处，即为孔子独有的创新。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马士彪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伦凯升等先后发言、提问。闫教授就诠释的合法性边界即合法新意与过度诠释的限度、孔子形象由“周孔并称”到“孔孟并称”的转化，以及述作三层与两层“礼”的区分等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