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新著《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出版暨前言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5-10-17 13:36:07
标签:
吴震

作者简介:吴震,男,西元1957年生,江苏丹阳人。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著有《聂豹·罗洪先评传》《阳明后学研究》《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罗汝芳评传》《泰州学派研究》《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传习录〉精读》《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等。

 

 

  

 

吴震 著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摘要

 

儒学东传,经过一番“日本化”改造而融入日本文化传统当中,从而形成日本的儒学(儒教),回溯历史,这项改造工程大致从17世纪初江户时代就已全面启动,这是当今学界的一般通识。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的近代日本,儒学遭遇了“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夹击,它被作为“东洋伦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国民道德论”,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以为由此便可抵御西方精神污染,进而实现“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亚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论致力于探寻“日本性”,便与此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

 

前言

 

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算起,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就已启动,然而人们意识到在理论上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在一个世纪之后即进入了21世纪才由官方正式提出,至于各种外来思潮(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否也有必要或者“中国化”或者“再普遍化”或者干脆“拒之门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仍在不断探索乃至争吵。与此同时,在“中国化”问题的背后,存在一些更为重要而又互为缠绕的需要追问和解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或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使“中国化”得以可能?而“中国化”是否应当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才能展开?或者索性关起门来即便出现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之现象亦不为异?这里面涉及衡定“中国化”的判断标准及实施策略又是什么等问题,目前似乎尚在摸索途中。

 

再看中国的另一边,日本接受儒学的历史甚早,约始于公元5世纪,然而真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始启动“日本化”却在17世纪进入德川朝以后,形成了所谓“德川儒学”,只是明确提出“儒教日本化”这一概念则已是19世纪末(首次出现于1893年)。及至20世纪初帝国日本期间,儒学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操作下,形成了所谓“近代日本儒教”,致力于推动全民道德“齐一化”(丸山真男语)运动——国民道德运动。显然,“中国化”与“日本化”的问题背景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化”字背后蕴含着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却多少有点相似,因为“中国化”也好“日本化”也罢,其主旋律在于突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或“反模仿”西方(江户时代,中国相对于日本便是西方)或将西方“个案化”,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历史上看,17世纪江户时代以降,在儒学日本化的同时,儒学也面临着被重新诠释、批判解构乃至被重组,由此产生两个互相连带的后果:一是增强了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意识,一是日本文化的自觉意识得以提升。例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古学派对儒家形上学、国学派对整个汉学的批判解构便极大地提升了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及至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后,儒教面临着“近代化”和“日本化”的双重冲击,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保守主义者以为儒学传统的道德主义可以作为抵御西潮的资源而加以利用,自由主义者则将儒学看作近代化的死敌、亚洲停滞的宿因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不管怎么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儒教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几经改头换面,充当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工具。

 

二战以后,战前国家意识形态受到猛烈批判,人们将“近代日本儒教”与“日本精神论”、“日本道德论”视作一丘之貉而加以唾弃,于是儒学仅被视作一种研究的历史对象,再也没有在理论或实践上重提“日本化”。渡边浩宣告自明治维新后,儒学就开始了“自杀”的进程,(注1)这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词。的确,在近代伊始,一方面儒学扮演了引进西学的角色,在幕末维新之初,一些儒者在“天下公共之理”这一新儒学的信念下,坦然接受西潮思想,然而另一方面,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儒学终于败下阵来而落得个“自杀”的结局。(注2)

 

在当下中国,“日本”是个敏感词,将其纳入学术话语展开讨论变得很难,因为一不小心便会被人质疑话语背后有何另外的动机。另一方面,“儒学”与“国学”正在连手,大有文化传统开始复苏之象,令人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们急于寻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那个迷惘傍徨而又令人激动的年代。然而“东亚儒学”的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数年前笔者撰文曾乐观地估计近十年来在“汉语学界”悄然兴起了“东亚儒学”的研究热潮,(注3)现在看来,所谓“汉语学界”仍限于台湾一地,而在大陆,与儒学研究正高歌猛进的走势相反,东亚儒学研究却少有问津。个中原因非一言所能尽,既与当下东亚出现的“新冷战”局势有关,也与历史上的“大中华意识”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姿态在大陆学界仍时常作怪之现象不无关联。

 

按理说,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理应可以努力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重新审视儒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至少对于改善“东亚儒学”在大陆的研究态势或有推动作用。但是现在问题很多,何谓“东亚”、“东亚儒学”何以可能又何以必要等问题,仍然难以找到共识。笔者曾就“东亚”一词的文化历史涵义以及东亚儒学的研究性质、对象及其方法途径等问题有过初浅的探讨以及展望,此不必复述。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东亚儒学是多元性学术研究领域,而非政治学意义上争取话语霸权的场所,是将儒学在东亚的传播、接触、交流等历史作为一面借镜,来探讨儒学思想资源在未来的方向性及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当今东亚儒学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一环。(注4)至于东亚儒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可能等问题,显然与当下东亚社会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密切相关,就目前看,对这类问题下任何判断仅有“预言”性质,似不必多言。

 

本文主要涉及二大问题领域:一、19世纪末在加速“近代化”,逐渐走向“帝国化”的近代日本期间,为对抗西潮、同时也为强化思想统治,儒教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二、及至战后日本在反省帝国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灾难之际,又是如何审视儒教“日本化”何以可能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性”问题?当然,在探讨过程中,也将针对有关“儒教日本化”之现象背后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省察,最后,我们将对“中国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问题谈几句感想。

 

注:

 

[1].渡边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以为19世纪末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在推动“振兴皇基”、“王政复古”之革命的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儒学西洋化”的革命。维新以降,儒学渐被“西洋思想”所吸收,而儒学自身作为“体系”的思想生命力却迅速丧失。“至少就日本而言,儒学对于引进源自西洋的‘近代’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然而同时又意味着自杀”〔渡边浩:《西洋の“近代”と儒学》,载沟口雄三等编:《漢字文化圏の歴史と未来》,东京:大修馆,1992年,第132页;后收入渡边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209页〕。

 

2.如庆应四年(1868)三月日本新政府提出的一项“国是”中就提到“须基于天地之公道”来应对外来冲击,这显然汲取了“天下公共之理”这一新儒学的观念,而这项“国是”的原型则是源自幕末儒学家横井小楠(1809—1869)的《国是三论》(关于小楠,后面会有涉及)。不过,在西潮冲击下,儒教的命运虽然不妙,但是在明治昭和年间,儒教也有多次反弹。正如渡边浩所言,儒教“自杀”不过是“一个方面”,若将日本近代思想史看作西学彻底战胜儒教的过程来描述,便不免受“进步史观”之牵制而有单纯化的危险。

 

3.《“东亚儒学”刍议——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为核心》,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第345—405页(按,该文未经我校对,误植甚多,不堪卒读)。另参拙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刊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1期(总第15期),2011年6月,第299—318页;该文的简体字版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57—66页,并恢复了子标题“从子安宣邦、黄俊杰的相关论述谈起”。

 

4.参见上揭拙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第316页。另参拙文:《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76页。

 

目录

 

前言

 

一  “儒教日本化”之言说的出现及其背景

 

1、德富苏峰:“儒教日本化”的提出 

2、武内义雄:“日本化之儒教” 

3、小结:“日本化”言说之背景

 

二  “近代化”与“日本化”的双重夹击

 

1、两种视角:日本化与近代化 

2、元田永孚:以儒教为国教 

3、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 

4、小结:儒教主义的反弹

 

三  “日本道德论”到“国民道德论”

 

1、几点说明:“道德”为一切问题的核心 

2、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运动的“旗手” 

3、西晋一郎:“外来之教日本化” 

4、小结:由“入欧”重返“亚洲”

 

四  “近代超克论”与“道德生命力”

 

1、“近代超克论”的问题由来 

2、两场座谈会:“超克”三大主义 

3、“近代超克”的理念:“道德生命力” 

4、小结:以“特殊性”战胜“普遍性”

 

五  丸山真男有关“日本性”问题的思考

 

1、“近代”是丸山的一种宿命 

2、早期丸山的“日本研究” 

3、晚期丸山的“原型—古层”论 

4、小结:对丸山“日本性”探索的一些思考

 

六  当代学界有关“儒教日本化”的考察

 

1、对“儒教日本化”的反思 

2、以“土著化”取代“日本化” 

3、小结:当“日本化”与“日本性”相遇

 

七  余论:从“日本化”想到“中国化”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