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从文明本原上自我理解——在「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上的发言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5-20 19: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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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从文明本原上自我理解

——在「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姚中秋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三日辛丑

           耶稣2016年5月19日

 

 

 

   

 

编者按:2016年5月6-7日,由弘道书院与阿里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在曲阜国学院孔子讲堂成功举办。来自儒学、互联网界、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有识之士,围绕互联网经济与传统儒家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教授应邀发表主题演讲,本文为该演讲的修订文字稿。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工作人士,比如廖晓义老师,今天有机会聚集在曲阜国学院,进行一次跨界、跨学科的对话。

 

刚才梁春晓先生讲了这此对话的缘起,我补充一个细节。我见了阿里研究院的各位专家、并且深谈之后,他们跟我说,不如我们就到山东曹县等地考察一番吧。各位都知道,去曹县,也是在曲阜东站下车。我们当时出了车站,看到曲阜宣传儒家文化的大招牌,梁春晓先生就对我说,“秋风啊,我们到了你的地盘了,你应该当导游,带我们这些研究互联网的人一起到曲阜转转啊!”当时就定下来,要找一个时机,我们两家一起开一个会,并且就到曲阜来开。于是就有今天的会议,于是,今天下午,我就当了一回无证执业的导游。但说实在话,去年我们也没想到,能把差异如此巨大的这么一大群人聚集到这里。感谢大家。

 

我早年学习历史,中间曾经研究过一点点经济学,目前则在研究儒家思想。因为这个缘故,对一些问题会有一点比较怪异的想法,关于中国经济,乃至于关于互联网经济。也正是这些想法,促使我主动与阿里研究院联系,今天,就把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些线索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讲互联网的中国故事?

 

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互联网和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非常之快。可以说,现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模恐怕是世界第二。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这么好?阿里、淘宝在其中表现得尤为出色。我当时到阿里研究院时就问他们: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吗?你们确实成功了,但你们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吗?

 

今天,有很多人研究互联网,可能更多是从技术,或者依照美国人的思想范式来思考,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的论文,我查阅了一下文献,美国人对于互联网做了很多哲学的思考。但似乎很少由中国人从这方面思考。姜奇平先生是显著的例外。除此之外,就很少。但我认为,我们要解释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就不能不有技术之外的维度,文化的维度,或者说,哲学的维度。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解释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这是历史性质的课题。

 

实际上,由此可以扩展为理解整个中国经济的大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了一次高速发展,在全球各国中表现最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全球最好的?就我所见,我们的经济学界,迄今为止,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失职,由此失职,也导致人类知识未能加深到经济增长的认识。

 

我觉得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盲区,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无视,曾经,国际学术界在八、九十年代探讨过儒家文化与东亚资本主义,但今天,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很少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学者,不关注中国文化,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文化妨碍经济增长,真是让人无奈。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所谓经济活动就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固然受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支配一个人行为的是他的观念,他通过教育、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的对人、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基于共同体的文化观念展开的。所以,文化一定跟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文化是经济的根基。

 

在这之前,我也做过一点点研究。去年冬天对山东曹县、江苏睢宁淘宝村、镇的考察,对我触动非常之大。早些年另有一次考察对我触动同样很大。应该是2009年春天,《中国海关》杂志在汕头举行一次笔会,我给他们写专栏文章,他们格外恩赐邀请我参加。参观汕头的陈慈黉故居,从这里感受到了历史上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仍然保存着。在村委会门口,我看到了“老人组”发布的几张公告,村里兴建某个公共工程,举办公共活动,各家各户出人出钱。我也看到,这里村庄的环境特别好。这里的见闻,与我自己的家乡,陕西农村,形成显明对比。后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概念,“钱塘江以南中国”。文章后面发表在《开放时代》上,我试图通过对文化、经济的地理分布的比较来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拿一张中国地图,按照中国文化在各地保存的完整程度画一张图,再按照各地经济表现、绩效表现的地理分布画一张图,你会发现,这两张图基本上是重叠的。我的结论是:过去几十年来,凡是传统文化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儒家的文化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很有生命力的地方,经济增长绩效都比较好,经济增长比较快,而且财富的分配也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因为,在这里,人人都是企业家。相反,凡是传统文化保存不够好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低,且财富分配不公平。

 

当然,现在莆田系似乎成了过街老鼠。我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们不管唱得多好听,但面对现实,很容易走向民粹。民营医院四个字,似乎已经被抹黑了。但我仍然愿意认真对待莆田系现象。况且,他们的生意也不限于医院,还有黄金珠宝业,也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现在,他们的经营模式值得经济学家们关注。他们的业态是如何形成的,借助什么养的机制形成了“系”?凭什么他们的医院可以开遍全国?恐怕主要还是儒家文化所维系的人伦网络。

 

那么,人伦网络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一是知识。从事任何一个事业都需要知识,而且,这个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是哈耶克所讲的“默会知识”,或者波兰尼所讲的“实践性知识”。比如,你准备开一家医院,在哪里开最好?哪个地方最需要医院?你从哪里能请到大夫?你能哪里能得到价格低廉而可靠的药品?还有技术从哪里来?这些东西,你上十年医学院都学不到。但是,你只要身在莆田的人伦网络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有个朋友是莆田人,他告诉我说,莆田系的商人们最重视的是宗族的祭祀。春节,他们再忙都会回家团聚,祭祀,他们会非常慷慨地向祖宗奉献。为什么?因为他在这样一个人伦网络中,可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宝贵的商业知识。

 

同时,这个人伦网络也是一个信用网络,从而也就构成了一个低成本的金融网络。对于这些商业来说,资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你有二叔、三叔一堆人给你集一笔钱,有这样一个人伦网络,所以彼此相互信任,甚至借条都不用打。我们在早年的温州,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信用网络。

 

今天的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发展,比如,淘宝村、镇,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态势,在此人伦网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总之,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的文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了知识,有了信用和信用所支撑的金融体系,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都不是问题,包括市场,都不是问题。当然,文化究竟如何发挥作用,这是需要更为仔细深入的讨论的,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和儒家文化之间,有一块非常我们值得耕耘的思想学术的处女地。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儒家文化之间,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藏宝之地。我们今天的会议,只是开了一个头。

 

现在是回应韦伯命题的好时机

 

我思考儒家文化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也缘于另外一个问题意识:我希望借此回应韦伯问题。

 

相信在座大部分朋友都读过马克斯·韦伯的论述,韦伯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其影响力也许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拿韦伯的范式来谈中国问题,中国的宗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历史。人们都在谈论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相反,儒家思想妨碍了资本主义。韦伯成了神话,人们用韦伯神话编织关于西方文明的神话和中国文明的鬼话。

 

今年一月份,我们弘道书院今年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和《开放时代》杂志一起办了一场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是《走出韦伯神话》,现在《开放时代》应该已经印出来了。我们也是请了各领域的专家一起来反思:韦伯对中西文明的结论,今天还有效吗?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不仅仅为了我们的文明尊严问题,而是一个对于人类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问题。这个知识问题关联着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因为韦伯,如同其他德国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历史的叙事框架,其隐含的基本命题是:人类的历史将、甚至已经终结于西方,尤其是德国。韦伯立论的基础是什么?韦伯看待了,人类理性最终的表现形态,比如现在资本主义,出现于西方,并且表现出其最完备的形态。

 

八九十年代,人们阅读韦伯时,都感觉很震撼,因为,韦伯的解释确实太有说服力了。因为那时代的中国确实很差,确实,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差的时代,八十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所以,那时大家都对韦伯的结论信之不疑。而在年初的会上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有理由相信韦伯,那今天,还有理由继续相信吗?我们今天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过去几千年,中国经济表现不错,不输入欧洲;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很出色,远远超过欧美;今天,互联网经济同样高度发达。韦伯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吗?

 

我觉得,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年互联网经济、乃至于社会秩序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韦伯命题的契机,或者说给我们知识人施加了一个责任:我们必须反思韦伯命题。当然,前提是摆脱韦伯神话。

 

敬天、信神与中西经济形态

 

我提交给会议的文章,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展开讨论的。

 

我首先讨论中西两个文明的本原问题。中国就是从宗教立论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人信奉儒教。西方经济为什么表现出色?因为信唯一真神。因为有新教伦理,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就在西方形成并发达;而中国人信儒家,所以,资本主义不能在此形成、发展,而且,由于你们的宗教信念,你们永远发展不好。我的文章差不多是有意回应韦伯命题,其中论述了我这几年思考较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本原上理解中国。

 

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敬天。人类的文明大体上有两个样态:中国和中国以西。中国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样态,而中国以西虽然比较复杂,但大体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尤其是拿他们与中国对比,不管是印度、中东、近东还是欧洲。其共通之处在哪?敬神。尤其是闪族表现更加明显,崇拜唯一真神。那是根本,“新教伦理”都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

 

而中国人的本源性信念是敬天。《中庸》的第一句话是“天命之谓性”;而《创世纪》的第一句话是“上帝造万物”——开端就不同。“唯一真神”与“天”这两个本源之别,决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文明样态。我在文章中对此有一点点分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值得我们从更广泛的范围理解。这里没有时间展开,只强调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的一点: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为基础,追求规模经济,而一神教特别有助于支撑这样一种生产的形态。

 

为什么?因为在一神教文明中,特别有一种深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我想,当我说出这句话时,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惯常说法是,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而我认为,这种说法错的离谱。中国人从来不是集体主义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梁漱溟先生的说法——对了,继续梁漱溟先生事业的廖老师今天也在这里;梁漱溟先生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立刻看出,西方人擅长于团体生活;中国人之所以败于西方,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团体生活的习惯。那么,西人团体生活的习惯从哪里来?就是从一神教生活而来。你看,西方人不分男女老幼聚集于教堂中,那就是他们过团体生活的模板。唯一真神打破了家,因为神反对人伦;神确实让人成为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西人是个人主义的。没错。但我要说,个人主义一定是集体主义。当人伦被神瓦解以后,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但是,人不可能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一定会转身就进教堂。所以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西方人在整个历史中最擅长的是团体生活。不管是梁任公、孙中山还是梁漱溟诸位先贤,他们最痛彻的观感就在于此。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一直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他们最痛心的一点。

 

西方人这样的团体生活传统,让他们在工业化时代占尽先机。在工业化时代,单一生产体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他们借助宗教的习惯,发展出大工厂、跨国公司等一整套生产经营形态,这就是西方人的力量所在。事实上,西方在近世主要有三个力量:教会、工厂(公司)和国家,这都是最为紧密的团体生活。西方人在近现代就是凭着这些团体,横行于世界的。

 

但这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事实上,历史地看,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一直就不低,在明清时代,中国就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是,它的组织模式和西方完全不同。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比如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加州学派的研究,给我们逐渐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重点关注中唐以后。我下午曾跟大家说过,“四书”成为经典,因为,这提高了识字率。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本源,还在敬天。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的经济形态是:个体创业,而依托于一个网络——可以说,中国经济自古以来就是“网络”经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人敬天。敬天的人,不习惯于团体生活。因为,天不是一个神,敬天的人没有组织教会。相反,中国人以家庭和个体为本。比如《大学》讲修身,其含义是,我们每个人要自主、自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因此,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创业,都想做老板。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但是,《大学》又讲,齐家。自主的个体又是在家以及由家扩展出来的人伦网络中。这样的生命形态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形态之模板。个体是节点,节点在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网络中。

 

我刚才讲到钱塘江以南中国,其经济的基本组织形态就是如此。首先是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是自主的。我平常和学生经常谈四个“自”:自主、自觉、自立、自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自”,个体,又在人伦之中。因此,它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上帝取消了人伦,但天没有。所以,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的,也因此,中国人不可能是集体主义的。

 

因为中国人缺乏集体主义传统,所以,在近世以来的工业化经济中,我们确实落后了,因为团体生活不是我们的长项。西方人最早在上海开办大工厂,很多工人受不了,又跑回家去。他们宁愿当一个小老板,自己做生意,中国人不喜欢集中控制。韦伯说,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也许有一定道理,如果他指的是,追求规模经济的大工厂资本主义的话。但不是所有资本主义,或者说可扩展的交易体系,在中国都不能发展。事实上,中国一直就有这套体系,并且其表现不差。

 

而这样的文化传统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沃土。上次在阿里研究院讨论时,梁春晓先生提出,我们现在是又似乎回到农耕时代。一个网络,上面有一个一个节点,相当小农。这些节点规模都很小。当然它能不断壮大,节点生生不已,不断地卷入网络中。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中,互联网思维就已经存在了。现在转移到电脑、云计算构造的世界。但背后的心智还是相通的。

 

大学之道就是网络秩序之道

 

这大概就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线索。最后我就想谈一点,我们进行理论思考,不仅要解释过去已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讨论未来的演变,讨论其如何变得更好。这是我文章后半部分讨论的问题。这里就涉及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我们一开始定的题目“儒家文化与互联网”,后来我擅自加上“秩序”这二个字。梁春晓先生很敏锐,他质问说,为什么加上“秩序”二字?我解释说,我们必须讨论互联网世界的秩序问题。任何一个个体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定要置于良好秩序中,在一片丛林荒野中,人是无法生存的。我理解梁先生的警惕,因为我们曾经习惯于这样的秩序:有各领导,给大家安排座位,大家排排坐,这就是秩序。这确实是秩序,但只是一种秩序。或者用哈耶克的话说,它其实不是秩序,而是“组织”。

 

但是,在组织,或者说在集中控制式秩序之外,还有另一种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多中心的自发的秩序”。比如,阿拉木斯兄一直在研究淘宝规则。淘宝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形成的,借助这样的规则,人与人之际形成秩序。我相信,互联网和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一样,都要讨论秩序问题。互联网能不能繁荣,归根到底看它能不能形成秩序。我们现在看到的百度问题,恐怕就是因为,没有形成良好秩序,所以难以长期维系,因为你给其他人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们要讨论良性秩序如何发生,如何维系。

 

在这个方面,我们回到中国文化,必然大有收获。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恰恰可以找到多中心的秩序维护之道,那就是“大学”之道。我在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个问题。何以谓之“大学”?大人之学也。小人是什么?“小人喻于利”,而“大人喻于义”。当然也不是说大人不要钱,事实上,一般来说,大人的钱比小人多。但大人喻于义,而利在其中矣。大人可以自我约束,明白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责任。就像今天下午我们在子贡墓庐处所讲,君子能被odk,“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样的秩序中,你肯定能赚到钱,因为你利人、达人。哪一个消费者不希望自己利、达呢?大学之道恰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良好的互动形成良好的秩序。如果大家仔细研读一下就会发现,大学之道就是基于个体自主的多中心的自发秩序。儒家可以贡献给人类的治理之道,就是自治,多中心的、自发的自我治理。在政治上就是如此,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共同体,靠的不是集中控制,而是靠自发的多中心的自我治理。大家不妨想一下,靠单一中心的集中控制,其规模一定是有限的,因为随着控制链条拉长,效率会大幅度下降。中国能发展成这么大的政治共同体,靠的是在社会层面上,个体修身、自主,结成各种组织自治。

 

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互联网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意义。大小之道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实践。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部分地践行,但我们尚不自觉。因此,我们做到不够好。现在需要的就是自觉,中国互联网的文化自觉。由此自觉,中国互联网就可以示范于人类。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依循古老的道,我们会走得更好。

 

   

 

(姚中秋教授在演讲中)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