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朵生】格物孜孜,求仁汲汲,儒家风骨——深切追思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

栏目:纪念追思
发布时间:2016-06-13 19: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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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朵生

作者简介:慕朵生,男,独立学者。中国儒教网主编,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格物孜孜,求仁汲汲,儒家风骨

——深切追思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九日丙寅

           耶稣2016年6月13日

 

 

 

(注:本文写于西历2015年12月26日 文华大厦会议中心)

 

一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与庞公的交往,特别是把我对庞公的了解和感受行诸笔端,惜乎杂事缠身未能如愿,这种内心的不安,是无法与外人可道的。今天参加庞公逝世一周年追思会,说上几句话,算是了我一桩心愿。

 

我与庞公的交往,始于西历2004年春,具体日期记不得了。那时,我与杜吹剑、王心竹等人正帮助陈明老师打理儒学联合论坛,很想访谈几位文化名人提升论坛的人气。恰巧,庞朴先生创办的简帛网是加盟论坛的网站之一,具体负责人是庞公的义女紫筠女士。经紫筠引荐,我和吹剑等人一起到皂君庙拜访了庞公。庞公的名头太大了,我们一群小辈冒失拜访,本以为会手足无措、不知所言。没想见进屋时,庞公正扎着围裙忙着给我们做饭,中午还和大家一起小酌了几杯。那天,我问了他很多幼稚的问题,还鲁莽地和他进行了一些辩论。或许正是年少的我这种狂简不羁的性格,以及天马行空的问题意识,触动了庞公的心弦,所以他一直对我厚爱有加——越到往后,我愈发感受到,庞公的内心是很孤独的。以庞公思想和学术的高度,他需要的不是客套和追捧,而是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所谓君子进德修业、健行不息是也。

 

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和杜吹剑、王心竹等人,多次拜访庞公,并先后将访谈整理成三篇文章,即《博览群书》2004第9期的《庞朴: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外滩画报》2005年1月18日的《庞朴:儒学有助于挺立中国民族和文化主体性》,以及2006年3月17日的《重建儒教也是一个好事情——庞朴先生访谈录》。最后这篇访谈,陈明老师择要发在2006年《原道》辑刊时,将题目改成了《重建儒教:态度、情怀及可行性——庞朴先生访谈录》。应该说,这三篇访谈,都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儒教重建事业的开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不得不坦白的是,在访谈中,我对庞公的一些话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将他对重建儒教的态度变得更正面、更积极了。关于这点,他曾在短信和邮件中说:“你整理的稿子,特别是延伸我观点的部分很精彩,可发布,但建议不要注明经本人审阅。”我理解,庞公对宽泛意义或人文意义上的儒教重建是支持的,但对蒋庆先生、康晓光先生等人所主张的整全性的儒教重建进路是有保留的,或者说是保持警惕的。

 

我与庞公的交往,有三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一是2006年3月,庞公欣然为我创办的中国儒教网题写网名,以示支持。后来,题字因搬家丢失了,网站也因故请了朋友打理,我感到非常的遗憾。特别是,目前儒教网遇到困难暂停,我感很自责。我会竭尽所能,帮助朋友恢复网站。二是2006年9月,庞公大力支持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的建议,说我写的建议书气势宏伟,酣畅淋漓,但他自己实在是忍不住锦上添花的冲动,要做一些润色,所以亲自修改十数次,与我来往邮件近二十封,占了两人通信的四分之一,如将其中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改成“建国莅民,教学为先”等。他不仅亲自署名,还联系季羡林(因病未达)、汤一介等老先生署名支持。可以说,没有庞公的支持,就没有建议书的出炉。当然,他也批评我说:“署名人后面不应注明其职位和著作,否则显得小家子气了,好像是向谁求职一样。”但杜吹剑觉得读者不一定对五十多位海内外署名学者都很了解,所以坚持注明。庞公回复说:“好吧,那就把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加上,这是我新得的一个玩意儿。”如今,十年过去了,我无法判断何时会将孔子诞辰法定为中国教师节,但我确信这天早晚会到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庞公是有功于孔子和中华文化的。三是2006年11月,我给他打电话报告说,我想发起一个呼吁非耶教徒的国人慎重过耶诞节的倡议,他喟然叹道:“你为何这样做呢?耶教之如佛教为儒家所转化,关键是儒家要做好自己的学问,打好自己的社会基础,使人更愿意接近和亲近,而不在于颟顸地排斥耶教。”我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后来,我请他阅示我写的倡议书,他又叹道:“尚中正,可试试。但我还是担心,这对儒家来讲可能是个毁誉参半的事情。”当听说我在征集北大博士生签名时遇到困难,他又向我推荐他在北大的学生,且叮嘱说:“你自己联系试试,别说是我推荐的,否则会给他带来压力,以为我要他签名。”十年来,几乎是每年的耶诞节,我都会想起庞公的这些话,如在耳边。

 

2006年夏季以后,我与庞公主要是保持电话和邮件联系,因为那时我回到了东北工作,与他见面越来越不方便。2007年夏,我路过济南拜访庞公,和他进行了长谈。提起我母亲患了食管癌,他说尽人事听天命,你要多保重。我说您老也要多保重。他说的确是老了,动动脑子还行,动笔是真不行了。我说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嘛!他说总要见马克思的。我说要见也是见孔子。他哈哈大笑,说:“先给马克思报个道,然后就去找孔夫子。”我就问他,您当年下放曲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孔府档案是个大宝藏,孔子思想永远有希望。”今天的座谈会,很多人提到1978年庞公受命撰写《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揭开了重估孔子、儒学以及中华传统的序幕。不管受不受命,为什么揭开这个序幕的单单会是庞公呢?我想,这是因为他心中早就有孔子,心中一直有孔子!

 

此后,我与庞公的联系越来越少,不是不能联系,而是不敢联系,害怕一向鲁莽的我,给老人家平静的内心掀起微澜。2010年9月27日,我到曲阜参加“尼山论坛”,晚上看到庞公拄着拐杖,由人搀扶着上台领取“孔子文化奖”,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抽机会与他握手时,我一时哽咽语塞,他也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再此后,我更不敢与他联系,多是通过紫筠了解他的情况,直到他去世。

 

认识庞公,聆听庞公教诲,得到庞公指点,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之一。庞公是平易近人、睿智风趣的,他时而呼我名,时而呼我小子,时而呼我老弟,时而呼我仁兄,甚至在我和辩论到激烈时,还会冷不丁呼我声“王公”,吓我一身冷汗。庞公是扶掖后学、奖励后进的,他亲自写信给人大校长推荐我留校任教,看到我发在网上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一文有点新意,就节要刊在他主编的《儒林》杂志第二集上。庞公是虚怀若谷、广纳善言的,他数次电话和邮件问我,你如果有一百万,会研究哪些课题、举办什么活动?你如果办某某论坛,会选什么主题、请何人参加?庞公是唯学唯思、孜孜矻矻的,他在皂君庙小小的寓所堆满了书籍,对“中西马”各学各派前沿动态了如指掌,非常熟悉电脑,经常半夜给我写邮件,而且一度登录儒学联合论坛,只不过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帖子就是:“老庞来也!”

 

如今,我所尊敬爱戴欢喜忘情的忘年交“老庞”已经去了一年,我深深地怀念他,越来越怀念他。缅怀庞公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思想。对于庞公的思想学术贡献以及价值情怀,学界已有很多的讨论和定论。在这里,我想简单谈三点看法:一是庞公的思想学术不仅有深度和广度,而且有精度和法度。我一直认为,庞公对于“火历”的考察,对于“一分为三”的探讨,以及谈玄说无曰仁析义,等等,用的都是乾嘉汉学遗法,这既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的蒙学基础和经学功底,更得益于他终生淡泊名利、不务浮华,能耐得住寂寞扎实地做学问。就此而言,庞公不仅是一位有思想创见的“理学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汉学家”,而在国朝肇造以后,能兼此二家的人,是少之又少、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在以儒教网名义给庞公写的挽联的上联是:“辨章学术曾考镜源流、探赜钩深,诚无愧盛清耆老。”二是庞公的思想学术背后,寄托着对我们民族和文化深沉的大爱、坚定的自信,所以他在“文革”后最早为孔子正名,在八十年代引领“(传统)文化热”,在2004年署名支持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宣言的“甲申宣言”。即是说,就像他有情有义的为人一样,他的思想学术也是有情有义的,是充满温度、散发热度的。这一点,在这个世俗化、功利化、理性化的时代,在很多人将知识和信仰截然分开的大潮下,更是至为可贵、堪为典范的。所以,我在以儒教网名义给庞公写的挽联的下联是:“拱卫中华则明分内外、承前启后,实比肩当代硕儒。”三是前面提到,庞公对以儒教为国教和以及政治儒学等“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学术路径,持有保留意见,保持一定距离。原因是,他始终对儒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充满高度的警惕。他更希望的是,当今的儒家也好,儒学也罢,抑或儒教,能够像梁漱溟先生当年投身“乡村建设”一样,扎根大地,深入民众,扎扎实实弘扬中华文化。对于庞公的这一看法,我虽然也是持有一些保留的态度,但我也始终认为,儒家儒学儒教始终保持类似庞公的警觉,还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复古更化的道路是多元的,庞公的主张至少在目前来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当然,就像庞公所说的一个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一个人也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去思考和行动。庞公历经两朝,享年八十有六,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痕迹必然在他身上有所体现。他曾明确说:“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目标,看似完美无缺,实则充满张力,也可以说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纠结。正因如此,庞公既不认为自己是儒家,也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只是泛泛而言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我认为,这种内心纠结或自我定位,很大程度上来自百余年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两大焦虑,即政治的焦虑和生命的焦虑。从儒家的角度看,解决政治的焦虑,需要对儒学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政治神学等多个维度进行资源再发掘、价值再挺立。解决生命安顿的焦虑,需要对儒学的宗教性、宗教化进行再阐释、再重构。简言之,一个纯粹的儒家,必能将政治焦虑和生命焦虑圆通无碍地化解在自己的儒学信仰之中。庞公,就像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他们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一个需要持续推进的历史课题。当然,一个人说自己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庞公在他的时代之中,既能潜心学问、醉心思索,又能勇担道义、勇于请命,已经做了很多,已经做得够好——毕竟,在任何时代,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贴着地面行进”与“戴着镣铐跳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此而言,我非常赞同陈明老师的评价,庞公“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同时,我也要再加上一评,即我与米湾兄共同为庞公写的挽联:“格物孜孜,创见斐然真学者;求仁汲汲,立身卓尔实豪贤。”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