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儒家价值与民主政治可以兼容:以 新加坡为参照

栏目:《中国必须再儒化》争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6-08-02 21:02:30
标签:中国必须再儒化
毛朝晖

作者简介:毛朝晖,男,西元1981年生,湖南衡阳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现任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董事。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经学与中国思想史。

  

儒家价值与民主政治可以兼容:以 新加坡为参照

作者:毛朝晖

来源:凤凰国学首发,标题被改为《“大陆新儒家”主张中国再儒化,新加坡有啥可借鉴》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三十日丙辰

           耶稣2016年8月2日

 

 

 

   

 

李光耀与办公桌上的孔子像

 

今年5月出版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介绍了目前在中国大陆十分活跃的一个儒学群体——“大陆新儒家”,并选编其中五位代表性人物的一些重要儒学言论,集中展现了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及主张。该书除了正面提出五位代表性人物自己的主张以外,也从反面针对时下中国各种思想流派对儒家的批评质疑提出反击与辩正。理论交锋,思想争鸣,精彩纷呈。

 

   

 

邝飚创作的漫画《现代孔子》(图片来自南方周末)

 

正如该书简介所言,“本书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五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文化论集,集中展现了当代儒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及主张,也可以说是儒家自‘文革’以后,第一次集体发声,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事实上,早在2004 年,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在贵阳阳明精舍就举行过一次儒学会讲,这应该算是“大陆新儒家”的第一次集体发声,然而,该书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五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新主张,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此书在“大陆新儒家”学术思想建构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全幅展现了当前中国最有现实感、最富生命力的一种学术主张,无论支持或者反对,都值得各派学者引起充分关注,参与讨论,则是毫无疑问的。

 

从新加坡的视角来看,新加坡在1980年代就曾积极倡导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对此早有先见之明,并为此付诸实践。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宗教问题的牵扯,新加坡轰轰烈烈的儒学运动最终没能修成正果;但是,从整个儒家文化圈来看,则可以视为晚近华人社会“儒化”的第一次浪潮。换言之,华人社会的“儒化”并非“大陆新儒家”的空想,而是早有实例在先,台湾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对于“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的乌托邦指控,显然不能成立。

 

此外,李明辉先生认为“大陆新儒家”是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毋庸讳言,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确十分活跃,而且善于运用网络、刊物、会议等各种手段进行宣传,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李先生用“标榜”一词,大体也符合事实。问题在于,“标榜”是否一定就是错的?相比于宗教组织挟持巨大财力极力进行传教、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强势大力传播自由民主,相形之下,“大陆新儒家”的问题不在于标榜,乃在于标榜不力。这种情形,就好比孟子在其生活的时代,面对杨、墨的强势竞争,不得不“好辩”一样。我们认为,在言论自由的新世代,善用各种现代资源和手段,积极参与学术对话与竞争,不但无可非议,反而是儒学现代性与生命力的体现。

 

不过,李明辉先生认为,“大陆新儒家”主张的“儒化”方案,不应该与西方民主相对立,也未必优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方案。这一批评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这一点上,我们导读团队大体同意李先生的意见。一方面,从新加坡的实践来看,儒家价值与民主政治的确可以兼容,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关系。另一方面,“大陆新儒家”内部对于民主政治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例如,陈明、秋风两位先生对民主虽然也有所批评,但显然不如蒋庆、康晓光两位先生那样激烈,而在余东海先生的《中华宪政纲要》中,则明确将民主列为他所主张的仁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次,我们认为,“儒化”的概念并不清晰,而且各家的说法也并不一致。专就本书而言,陈明先生提出的“公民儒教”、康晓光先生提出的“根据儒家精神重建中国”、余东海先生提出的“仁本主义”、秋风先生提出的“复归道统”,更多地只是一种“儒化”的理念;蒋庆先生在“三重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则是政治、社会层面的两套“儒化”实践方案。这样看来,“儒化”既可以是指观念层面,也可以是指政治、社会等实践层面。这些层面是否都必须儒化?是否都必须同样方式地儒化?这就又回到了李明辉先生提出的问题:政治实践层面的儒化是否必然排斥民主化?以此类推,观念层面的儒化是否必然排斥西方价值观?社会层面儒化的归宿究竟是蒋庆先生所说的作为国教的“儒教”,还是陈明先生所说的“公民儒教”,抑或是别有他途呢?新加坡80年代的“儒化”只是在社会层面复兴儒家伦理,而在政治层面则基本上采纳西方的宪政民主,若不是由于宗教因素的牵扯,我们很难逆料李光耀先生的那一套“儒化”方案是否走得通。

 

总的来看,“大陆新儒家”作为一个儒学群体,还在形成之中;他们的学术思想还正处在建构的进程中。他们的“儒化”主张,不止在学术层面具有超前的创造性,而且在现实层面对于当代中国问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对整个儒家文化圈都具有启示意义;至于他们提出的实践方案,则互有出入、值得商榷,在这一方面,新加坡80年代的儒学运动或许能为“大陆新儒家”的儒化方案提供某种参照。

 

  


*本文系根据新加坡萃英读书会7月30日读书活动讨论内容整理而成,整理人毛朝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

 

【延伸阅读】

 

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侨成为儒学传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传扬东方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儒家理念成为国家的“共同价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那么,两百年来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融入狮城社会的?回溯往今,哪些人的举措值得中国儒者及执政学习呢?详情请戳:儒学传播新加坡两百年 朝野共倡写进“核心价值观”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