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发现东亚”之现代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11-24 19: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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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之现代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作者:宋念申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廿四日己酉

          耶稣2016年11月23日

 

 

 

重思东亚在近世的命运,不但需破除制度上“闭关锁国”的神话,还需要反思另一层关于思想和文化的定论。

 

和“闭锁论”一脉相承,多数当代论点,假定在17到19世纪的东亚(清代中国、江户日本、晚期朝鲜王朝),学术和思维日趋停滞、僵化,以致无法抵御西欧工业化、新技术、新思想在现代的冲击。和西欧和北美同时期自由、民权思潮的汹涌澎湃相比,三个东亚社会则像是死水一潭。宋明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系统,是三国一致的官方意识形态;礼教一统天下,压制异见与“人性”。清朝则更因满人大兴文字狱和刻板的科举制度,而“万马齐喑”。

 

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认识不可谓没有道理。但是目睹东亚世界在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当发现它的内核并未按照“脱亚入欧”的逻辑延伸,而是很大程度上延续本土框架、从历史命题中找寻因对现代挑战的途径,我们就知道“停滞”一说并非全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失偏颇。

 

清代中国、江户日本以及李氏朝鲜,都并不缺少新鲜思想的迸发。不论是否处于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之内,这些思想都未停止生长,且对19、20世纪的东亚世界恰有极大的塑成作用。因此要查考东亚在现代的“发现”,就需追根溯源,对早期现代的思想状况有所反省。


目光再次回到17世纪,我们先来看两位桥梁性的人物,他们是对日本近代思想影响深远的两位儒者:朝鲜的姜沆(1567-1618)和中国的朱舜水(1600-1682)。

 

1597年,姜沆在全罗道海上被二次侵朝的日军俘获。就在几天前,朝鲜名将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阻击日本水师先锋,但终究寡不敌众,没有阻挡日军继续北上。姜沆本来在全罗道组织义兵抵抗,但队伍四散,他只好携家小,分乘两船投奔李舜臣,仓皇之中又和父亲失散。他后来自述,在寻父过程中,遭遇日船,全家蹈海而逃,结果不但自己被抓,而且家人死散无计。最惨的是刚出生小儿子被弃之沙滩,“潮回浮出,呱呱满耳,良久而绝”。

 

姜沆的悲惨境遇却造就了一次重要的文化相遇。同不少朝鲜人一道,他被押送到日本,辗转几个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学者藤原惺窝。藤原最早学习佛教,后来通过朝鲜通信使接触到了朱子学,从此致力于儒学研读,还一度想到中国求学。通过和姜沆的接触,藤原惺窝系统学习了朝鲜儒学以及儒家礼仪制度。姜沆则在藤原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朝鲜,并撰写了记述乱中见闻的《看羊录》。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及和藤原的交往,倒是提到了日本与葡萄牙、中国等频繁的海上商贸往来。

 

姜沆的时代,朝鲜儒学已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李滉(退溪)和李珥(粟谷)在16世纪中后期双峰并峙,开创颇有特色的性理学派。姜沆深受李滉学说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了藤原惺窝。藤原此时受聘于德川家康,专门讲授儒学,为后来江户幕府确立朱熹理学为官方政治理念,起到关键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儒学得以摆脱佛教的影响,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问。也因此,藤原被尊为日本近世儒学的开山鼻祖。

 

藤原的学生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林罗山。林罗山由藤原推荐,仕于德川家康,前后辅佐过四任将军,参与编写文书,制定制度法令,将所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他继承老师对理学的阐释,希望调和儒教与本土神道思想,以此排斥基督教。林罗山对幕府官学影响巨大,整个江户时代的“大学头”一职,全部由林氏一族担任,林家成为世袭的官学领袖。林罗山创立的私塾,后来发展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无数名儒出自林氏门下。朱熹的思想,经李滉阐发、姜沆传播、藤原与林的消化,成为德川时代日本思想主流。如果说,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是在此前长期变乱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权衡之选,那么姜沆与藤原惺窝的相遇,则极大促成了这个选择。

 

丰臣侵朝让姜沆被俘日本,满洲崛起则促成朱舜水东渡扶桑,它对日本的影响同样巨大。朱舜水原名之瑜,“舜水”是60多岁后在日本用的号,但因为他的主要著作皆在日本完成、流传,“舜水”反而更为知名。他是浙江余姚人,1644年后致力反清复明,奔走于闽浙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罗一带达15年。安南国王曾强留他入仕,但他不愿行臣子之礼,坚辞不就。1659年,他参加郑成功攻打江南的战役,失败后来到日本求助,此后就在长崎定居下来,传授学问。

 

一开始,朱舜水在学生安东省庵的接济下生活。1665年,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仰慕朱舜水的学识,聘他为宾师,执弟子礼。朱舜水于是移居江户,名声日隆。他现存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和日本士人的通信、问答,也可见日人对他的零星写作都十分珍视、详加整理。直接受他影响的著名学者,除了安东省庵、德川光圀外,还包括安积觉、山鹿素行、木下顺庵、伊藤仁斋等等。

 

明朝覆亡、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满洲居然成了新的“中华”,这一政治巨变,给整个儒家世界带来极大的心理和文化震撼。朱舜水和他的同乡黄宗羲一样,一方面坚守明朝正统,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有明一代儒学的问题。他认为明亡之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腐坏,尤其是读书人的腐坏,致纲紀疲敝、民德沦丧。所以和姜沆不同,朱舜水虽然也尊奉程朱,但反对明朝后期朱子学堕入空理。对于朝鲜人厌恶的王阳明心学,他倒是有所吸纳,不过他也不满后期王学的虚空,强调学问应经世致用。这种实学思想,启发了日本“古学派”的兴起。

 

他带给日本的儒学,不是姜沆那种成体系的性理之学,而是带着沉痛的亡国之恨的批判性儒学。在他眼中,故国因内败外虏,已经彻底沉沦,反而是收留了他的日本,能够看到延续文明正脉的希望。此时的岛国,竟也成了某种理想寄托。在给安东省庵的信中,他说“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于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

 

须知在此之前,中国士大夫眼中的日本,一向是蛮夷倭种。因为明亡清兴,日本就从岛夷倭寇,一变而为域外尧舜了。这样一种思想,更加促发了日本重新认定自己在中华文明统续中的地位。儒家本强调华夷秩序,但由于有了满洲这样一个夷狄,日本反倒从夷狄的身份中解脱出来了。朱舜水鼓励日本儒士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中华”。日本所谓“脱离中国的中国化”,由此展开。

 

明末清初的浙东一派学者,极重治史,有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传统。朱舜水尊王攘夷的史学思想,是日本近世史学的精神坐标。德川光圀在江户设彰考馆,编纂《大日本史》,第一位总裁,便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安积觉,而前六任总裁,竟全是朱门弟子。《大日本史》是日本“水户学”的奠基之作,其思想主轴就是维护皇朝正统的“大义名分”。“大义名分”之论直接导引出19世纪倒幕、维新时“尊皇攘夷”的政治口号,也成为此后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朱舜水与林氏一派幕府官学也有交集。林家第二代掌门是林春胜(鹅峰),其子春信便受学于舜水,可惜早夭。春胜的另一个儿子、后继任大学头的林凤冈,则和木下顺庵等朱门儒生常有往来。林春胜、林凤冈父子利用职务,收集整理了当时由到长崎的商船带来的中国情报,并以《华夷变态》命名这本口述资料汇编。很明显,这体现日本学者对中国“是华变于夷之态”的认定,与朱舜水的思想高度吻合。

 

17世纪以来有关“中华”和“夷狄”的身份重塑,是东亚思想开始走向现代的一大刺激因素。经过丰臣侵朝、满洲崛起和西学渐入,东亚的知识界因应时变,产生了一次集体震荡。面对时代冲击,中日韩的思想者重新解释自身、他者和历史,寻求解答。此震荡之所以会差不多同时发生,则因海洋交流网络的扩展,人文碰撞在短期内突增。姜沆、朱舜水和日本的相遇,虽属偶然,却串联起本地早期现代的多重历史背景。他们的相遇能成为东亚现代思想兴起的契机,这些背景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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