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定京】从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谈起

从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谈起
作者：雷定京（湘潭大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5年5月15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高校文学院中的“古代汉语”课程，实际上是对“乾嘉朴学”之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乾嘉朴学”当然是“经学”，但“古代汉语”却不能断然说是“经学”。今人当怀揣何种态度，来研究古汉语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呢？这就令我不由得想起了研究古代汉语的湖南前贤郭锡良先生。

郭锡良先生

郭锡良（1930—2022），湖南衡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汉语》《汉语史论集》《汉字知识》等专著。2020年，正值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本年11月20日，郭锡良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我与北大中文系”专题下发表了《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一文，深情地回顾了他在北大的学思历程。文中观点“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尤为令人瞩目。

郭先生所言“努力继承国学传统”，究竟是继承什么样的一种传统呢？先生言：“就是要博古通今，不仅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实际上，郭锡良先生所言的“传统”，即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综合吸纳诸子百家的“国学”之学统。也就是说，郭先生倡导在继承“国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古代汉语的研究。

2017年12月19日，郭锡良先生在湖北大学开展了题为《国学复兴与语言学研究》的讲座。郭先生在讲座中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国学发展历程，认为“现在提国学复兴是正确的，国学代表着中华文化、代表着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的儒家精神内核，是“世界文化的精华”。可见，郭先生认为“国学传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语言文字研究对国学复兴是很重要的”，古代汉语研究者应有志于“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郭锡良先生的“国学复兴”思想深受恩师王力先生的影响。

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汉语史稿》。王力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承蒙父亲教诲，尔后又努力自学、博览古籍。

1926年，王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先生。赵先生虽然不是儒家，但却能在欧风美雨飘摇的时代努力保护发掘中国语言文字，基于发展国学的理念抨击“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这一点无疑对王力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梁启超先生亦对王力青睐有加，盛赞其曰：“开拓千古，推倒一时。”梁先生还曾书对联一副赠予王先生曰：“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在这样的学术熏陶下，王力先生兼采赵元任、梁启超二位先生的学术风格，并进一步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

梁启超赠王力联

王力先生继承了传统国学中的“小学”研究范式，并将之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进行有机融合，这可以看做是独属于王先生的“综合创新”。在《中国语言学史》的《前言》中，王先生指出：“我们有五千年文化需要继承，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仍然需要有人去做，即以整理古籍而论，我们就需要训练一批具有语文学修养的人才。再说，从语言理论方面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也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样，学术上有不少美丽的花朵。中国是世界上语文学发达最早又最盛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祖国的语文学遗产，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王力先生进一步指出，古汉语研究是对传统“小学”学术范式的继承与发展。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培养出来的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当然对“国学”颇多认同。我们固然不能说王力先生是儒家，但今人至少可以看出：王先生的古汉语研究非常注重“国学根柢”，他并不排斥“国学”，亦不一味排斥“儒家”。

2025年5月8日，裘锡圭先生不幸逝世。裘先生的逝世，是学界的一大损失。有学者却在此时发表“割席论”，提出裘先生生前已与儒家“割席”，并且进一步将钱穆与裘先生相比，认为钱穆亦早与“现代新儒家”“割席断交”了。近日，某些“新墨家”也跳将出来，由此判断裘先生“必然反儒”，建构“反儒事业”的合理性，仿佛“儒”是非“反”不可的，“新墨家”是“正确无比”的。所谓“新墨家”追求的终究是“大行墨术”，这当然是一种“蹭热度”。

如此纷纭之说，显然已不是裘先生本意，更已远超出了纪念裘先生的范围。我倒认为裘先生并不一定就“反儒”“反国学”，先生或许是在继承乾嘉朴学的基础上，对他所不完全理解的事物保持缄默罢。裘先生或许既受乾嘉朴学风气浸润，又受实证主义理论影响。无论裘先生选择哪种理论治学，这终究是他的自由；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裘先生的学术思想，亦都很难绕过朴学对他的影响。

至于说钱穆与“现代新儒家”“割席断交”，则更显可笑。钱穆与“现代新儒家”有所疏离的关键在于不认同其“新”，而不是不认同“儒家”。某些学者在明知钱穆先生倡导“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观时，仍然执着于刻意放大钱先生与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的差异性，其动机十分可疑。此外，一味忽略钱先生的“温情与敬意”，一意孤行地倡导一种实证主义或言技术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并将“现代新儒学”斥为“玄学”，真的就符合“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史学原则吗？因此，这不是谁与儒家“割席”的问题，而是面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数千年传统文化，应当抱有何种情感与态度的问题。

现今某些学者的治学方式，自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技术主义或言实用主义的方法。在面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技术主义者采取的只是冷冰冰的态度，探求他们心目中的“真”与“假”，而对其缺乏“温情与敬意”，仿佛越“冷冰冰”便越“客观”。在他们眼里，“儒学”乃至“国学”之精华只是供人研究的史料，认为它们就应当躺在博物馆中任人观摩，而不是也不应该是鲜活流淌在日常生活里的东西。令人深思的是：当现今的某些“历史学家”丢弃了“温情与敬意”、当历史研究变成了精致的技术主义者自我夸耀的资本时，是否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人文学者丧失了人文精神呢？

某些学者扬言“温情与敬意”的史观夹杂了“主观情绪”，但他们却不知道失去温情的人文研究更是一种倒退。于是我便想起了王力先生“继承五千年文化，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起来”的宏愿、想起了郭锡良先生“努力继承国学传统”的呼吁。这当然是王、郭二先生对清华大学国学院精神的延续，而且更是对梅光迪、刘师培等“国粹派”的致敬。郭先生虽然亦在为《〈论语〉语法分析词典》一书所做序言中批评钱穆“立说多依朱熹集注，自然更是最大的败笔”，但这并不意味着郭先生便由此不赞成“儒学”乃至“国学”。事情恰恰相反，郭先生在晚年弘扬“国学复兴”旗帜，并认为“儒学”之精华便是“国学”之精华，更是“世界文化的精华”。

郭锡良先生在《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的结尾处说道：“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博古通今，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这不仅是郭先生对北大的期许，而且也是他老人家对学界晚辈的殷切期望吧。

雷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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