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事件之观感
作者：王志宏（云南大学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西元2025年5月10日

【编者按】2016年上海儒学院成立，未经同意而把裘锡圭先生挂名为顾问，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学界风波，作者称之为“裘锡圭事件”。看似只是办事程序的问题，实则源于双方的理念分歧。今天作者授权儒家网旧文重刊，回顾那一段往事，既是对最近去世的裘锡圭先生的纪念，更期引起对儒学复兴之未来方向的再度思考。

最近，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名叫“上海儒学院”的机构，在它的顾问名单上“列举”了一些名头很大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裘锡圭。裘锡圭号称当代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人，在甲骨文、金文、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有口皆碑，现在担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儒学院一厢情愿地“想要”拉大旗作虎皮，邀请裘先生做顾问，但是引起的后果却是“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在上海儒学院贴出公告后一周左右，裘先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上海儒学院把他列入顾问名单的行为事先并未征得他的同意。上海儒学院很快做了道歉，对此裘锡圭又续作了一个说明：

今日接到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的致歉信，現照樣登出，並把我10日的聲明撤下。

我對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學和科研機構之外以國學、儒學一類名義另立研究機構是不以為然的。2005年回復旦以後，看到母校尚未沾染這種風氣，深以為幸，不想終究不能“免俗”。所以我是不會支持這一類事情的。為了避免外界誤以為我撤下10日的聲明，就表示我願意接受這方面的所謂顧問一類名義，故作此說明。

此致歉信和說明在半個月後從網上撤下。

裘錫圭
2016年9月12日

在裘锡圭的“说明”中，一是他再次强调他不出任顾问的决心，二是昭告他之所以不答应出任上海儒学院顾问的理由。作为古文字学者，他从事古文字研究，是求真的，非常讨厌中国有儒学院、国学院这样的机构，因为在裘先生的眼中，现在的儒学研究大部分都如韩非子所言在画鬼，而不在画人画猫画狗。即使儒学院方面事先和他沟通过，鉴于他对于儒学院研究学术品格的判断，甚至鉴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之品格的判断，他们本是歧路人，学术研究之旨趣判若天渊，南辕北辙，他决不想成为儒学院的顾问。

在学术界、舆论界对此事的议论纷纷之中，我颇感受到一股“反潮流”之趋势，他们追随裘锡圭，对于儒学院之做法和儒学院之实质冷嘲热讽，指桑骂槐。由于当代中国尤其是公知学者、青年学生大多数都还是五四下的蛋，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要表态，我既赞成复旦成立儒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裘锡圭拒绝成为顾问。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指出，我们现在处在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历史和儒家文化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变局当中重新塑造中国性，中国之为中国。这个时候，有一班人站出来想要成立一个儒学院，为承担这个任务而尽绵薄之力，要把它重新树立起来，并且要不停地在上面添砖加瓦。这个工作对不对头？我个人认为是对头的。与此同时，裘之拒绝担任顾问也是对的。他不想到处挂名以至于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人为其喝彩，说在其中看到了五四精神中的狂狷之气，诚不虚也。我表示倾心佩服！惟愿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双方又同时表示批评。从上海儒学院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他们拟聘请裘锡圭先生为顾问是一个糟糕之举；与之相对，裘锡圭表达拒绝时所列举的理由也透露出他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学的理解的真面目。

从儒学院的方面来讲，第一，令人最为担心的是，儒学院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恐怕仍然没有清晰的、明确的认识。一班想要真正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学者，首先应该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和决心，而不是今天拉一个人做同行，明天再拉一个人担任顾问，狐假虎威，攒鸡毛凑胆子。儒学院要以“天之将降大任于己”自期，要知道自己的事业远胜于某些名流、大师，远不止于寻章摘句，释读甲骨帛书，任重而道远，当以大局为念，而不必斤斤于小事，比如请顾问。

第二，儒学院必须要有自己在儒学方面的精深研究，并且陶铸出一批伟大的人格。儒学跟别的学问都不太一样，儒学不是知识，不是宗教，甚至不止是思想，它无远弗届，无内不侵，是国家文教、民族心理、思想体系和个体人格的统一体。在儒学看来，全部学问最深的根源是人格，最终的归宿是通过教化以养成风俗。一个人可以“不立文字”，却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的人格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是个高标，谁都无法超过。与之对照的是，有一些著述等身的人，尤其在现代学院体制下，套用臧克家的诗句说，他的书比他的人死得更早。

第三，复旦儒学院应该力求成为一个儒家学者共同体，要学会免俗，不要动不动到处去拉大旗作虎皮。儒学院要明白，我们在一切处事的方式上都能够让别人看到希望，看到儒家的气象，而不是跟通行的、流俗的做法一样沆瀣一气，重新跌入到泥潭之中。中国的儒学学者必须让自己的道德和文章经得住时代的检验，抓得住时代的脉搏，扭得转时代的风俗；我们所进行的儒学研究不再只是现代学术评价体制下的几篇论文，所从事的活动不再只是为了邀名获利，行为处事的方式不再只是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等有名无实的东西，更不能以儒学之名行各种蝇营狗苟之事。

第四，要认清裘先生的真面目，要认清当代中国学术和某一种对于学术的理解的真面目。我们不否认裘先生对于文字学和文献学的重大贡献，也不否认他的论著对于儒学研究有所帮助，但是这既非聘任一事的充分条件，也非它的必要条件。我们期望团结更多的人，大家勠力同心，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但是这种风貌需要儒者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力量来“修己以安人”，才能使得“近者悦，远者来”，而不是凭靠论文、学术或其他外在的东西。今日以儒自饰者多矣，或以儒冠儒服，或以儒书儒学，其中固然有不少人怀瑾握瑜，但以儒为术、干禄求名者夥矣。儒学研究者要有宋初三先生扭转时代风气的魄力，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有与“释老”划清界限的勇气，更要提防有的人或有意借儒家之名，或因为所学与儒家相近而败坏儒家精神。

从裘先生的角度来讲，第一，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裘先生有狷介之人格。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格。夫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庸要求太高，但是狂狷还是可以做到的嘛，虽未达大理，但是违道不远。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藉虚名以自雄，以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裘锡圭能够这么做，我觉得他真是不错。

第二，他也有他的问题，他的古文字研究其实是一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他认为复旦成立儒学院，或者当年人大成立国学院，是未能免俗。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俗”呢？那是因为他自己坚信近的说五四以来的、远的说近代西方确立的学科分类。依照从西方而来的以及为现代西方文明精神所主宰的当代学科体系，国学和经学这样的科目和现代学术的建制是背道而驰的。裘先生到现在还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之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学者，见识竟然如此之短浅和肤泛，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不能接受的。

比这些更为深切的是第三，即我们从不否认裘锡圭先生的学术贡献，但是也毫不隐瞒地判定裘锡圭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本性的无知，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处境的无知，以及对于儒学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无知。我引裘先生的两段话来说明他对于国学研究的理解。他说，“国学研究者的责任并不是四处推销国学，而是要在现有条件和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研究，把古代文化的面貌还原到最接近真实的状态。”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国学研究者没有扎实的研究，不仅对国学的发展无益，对我国文化形象的推广也是大有害处。”原来裘先生认为研究儒学或中国古学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要“把古代文化的面貌还原到最接近真实的状态”，二是要向世界各国“推广我国文化形象”，怪不得他无法理解上海儒学院成立的意义，怪不得他对之像看到某种恶心的东西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如果说孔孟是儒学第一期，那么董仲舒应该是第二期，程朱陆肯定是一期，但阳明及其后学也许是又一期。我们要问的是，这三期儒者都是儒者吗？如果是，这三者中谁是抑或都是唯一真正的儒者呢？唯一真正的儒者的标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唯一真正的儒者”。儒学从来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唯一真实的儒家真义，我们研究儒学也不是要回到孔子自己的理解。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们不是要带着一定要创新这样一个目的去研究学问，而是生活自身是不断维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和我们人的本性。学术研究是与生活之展开相伴相随的，共生共属的，所以研究儒学不是要回到原始儒学的基本要义，而是为了我们每一代进行研究的人自身的安身立命而获取它的真精神。如果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而只是寻求一个只具有历史学意义的东西的本真，还原到历史中原来的一模一样的位置和模样，这就叫实证主义，历史主义。

近代中国学者大多基本上是历史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衡量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最为本质的地方，裘锡圭才是未能免俗也。真正的历史性命运在于以儒学来应对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危机，而不是要回溯到儒家的本来面目，只要历史在发生，以历史的面貌回到原初的面目就是不可能的；更不是去到裘锡圭先生说的那个更糟糕的地方——要把我国的文化形象推广到世界上去。

研究古学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广什么文化形象，我们的文化形象在于我们的文明的创造之中，在于我们的文明对于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所提供的灵感之中。看到一位老者、长者、尊者居然说出如此低级的话来，“我心伤悲”。我们的古学研究不是向别的文明展示古代中国的某种形象，而应该是在古学的激励之下为这个世界创造点什么，留下点什么，唯有如此，以后的世世代代才会对我们的形象感兴趣。

最后，我不禁想起了西方近代古典学界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尼采发表《悲剧的诞生》之后，非但没有赢得他最尊敬的导师李奇的赞扬，而且遭到了当时的古典学新秀、将来的古典学祭酒维拉莫维奇的攻击。也许在专业的古典学家看来，尼采的实证研究不合格，但是他们无法想象，从事古典学研究本来就不是为了“命题与事实相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生的真理。尼采让希腊重新回到现实的世界，为我们现代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儒学研究和国学研究不管现在如何幼稚，我们也要容许它犯错误，因为它所努力走向的方向配得上那句伟大的箴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2016年10月9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