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明与中华民族史观建构略说
作者：陈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暨“儒家观察”微信公众号发表
时间：西元2026年7月29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工作要求包含现实描述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待铸牢也必须铸牢。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史观建设不仅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录，也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现实参与，因为一种史观或叙事不只是对历史记忆的塑造，也是对未来想象的塑造。所谓“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说的就是同情共感的重要性以及忆与想象的相关性。

蒙元和满清两个游牧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在极大拓展了国家的疆域、丰富了社会的民族构成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中华民族再建构的历史使命。作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挑战的三股势力，多少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应该仅仅视为境内各民族的集合或总称，而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整合凝聚。顾颉刚先生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本质意义在此。

与族群（ethnic group）的形成发展具有某种自然性、自发性不同，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nation）乃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力量在历史中积极建构的结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意识到在政治同质性建立后还有必要建立文化同质性，但却选择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错误路径，国家与社会对立，秦人与楚人、晋人、齐人离德离心，“坑灰未冷山东乱”，最终被六国旧族联手击败。汉承秦制，但汉武帝又与董仲舒联手，尊崇儒术，把文化同质性的建设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中华文明霸王道杂之的政制-治理结构就此趋于成熟，战国时代的齐人、楚人、秦人、晋人也从此开始渐渐凝聚成为汉人。这是一个常被忽视意义却非常深远的伟大成就，标志着中华民族正式建构成型。由作为这一政治实践之理论总结的《白虎通》，我们可以看到霸道王道结合的系统深入，而其所阐述的三纲六纪被陈寅恪称为中国文明的理想范式（idea）。

由此出发，建构中华民族史观的工作可以获得很多启示。

首先，目标不应聚焦在对历史年代即时间起点的追寻论证，而应该在以文化同质性建构为方向的理念培养与认同塑造。从哪里来固然重要的，更重要的则是到哪里去。所谓五千年、连续性等，是指我们作为考古学意义的文明渊源久远绵延不绝，它确实可以提升自信心和自豪感。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文明主要是指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复杂社会），意味着与此前“野蛮时代”的分离。但越往前追溯人类社会的相似程度就越高，距离与人们今天所信奉的以宗教、伦理或哲学所表征的文明形态也就越远，对中华民族史观建构的支持也越弱，过分依赖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例如，先秦的考古发掘所揭示者必然只会是战国以前的文化场景，如何证明大一统的正当必然？故土新归的新疆，考古发掘的材料可能是属于西域都护府，也可能属于于阗佛国或伊斯兰喀拉汗王朝或鞑靼蒙古。

中华民族史观建构需要对时间起点的探寻，但更需要对它在轴心期的飞跃进行阐释。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期概念指的是人类文明在二千多年前喷薄而出的现象，孔子、柏拉图、佛陀以及耶稣都在那个时段出现。正是他们提出的基本范畴构成了当代几大文明的基础。文明，意味着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图景（world prospect），一个由这一图景所规定或包含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以及由这一存在秩序内化于人所形成的生命规划(order of being)。中国文明的这一切主要表述在“群经之首”的《周易》里面。“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董仲舒”，对应的就是儒家斯文道统的产生、升华与实践的三个关键节点。从此，儒家论证提供的世界图景、存在秩序和生命规划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主流。《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类，以圣人所言为经，“经者，道之常也”。

由此而来的第二点，就是应该以经为体，以史为用，而考古学的使用则有必要重新吸纳以地下材料佐证文献之古史系统的传统——这不仅源于早期考古学人的文化情怀，也是基于中国原生文明渊源久远的历史事实。考古学独立的诉求有其学科和理性，但那并非一切。欧洲大学的考古学大多系属于历史系，北美则系属于人类学系，为什么因为挖出来的一个是自己的祖先另一个则不是。考古材料、历史文献，都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这就需要信念。历史并不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秀场或伦常日用的各种材料堆积，而是人类社会有意识地朝向某种目标追寻的宏阔进程。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自述其作《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它暗含的哲学理念就是，天与人的关系决定着是人的在古今时间中生活的本质，它的意义和目标就是《大学》说的“止于至善”。这与历史的实录原则并不冲突：崔杼弑君的著名公案意义并不限于秉笔直书，因为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正是要“恶恶贤贤”，昭示一种政治秩序一种文明价值。

第三点，要从文明建构的高度理解中华民族史观的建构。中华民族作为有着文化内涵的政治共同体，其文化同质性的培育需要历史传统的支持，需要相应高度的理念支撑。今天需要整合凝聚的族群都具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即都有自己相应的系统论述，其间关系必须处理。《礼记·王制》语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里的教与俗、政与宜可以分别理解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权力-秩序关系或结构：教是类似共同善性质的“核心价值观”，俗则是不同区域与族群的信仰风俗；政是中央政府的法规政令，宜则是地方社区的习惯章程。宋孝宗《三教论》提出“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功能区划则是另一种政治智慧。

与《圣经》中的世界是上帝“造”出来的不同，《周易》“乾父坤母”的命题里是“生”出来的。“造”与“生”的差异决定了从时空到价值观念上的许多不同。“生”出来的世界意味着天下一家，意味着人与万物关系的内在性，这是儒学在历史上确立了其主流价值地位，成为不同民族的共享的内在根据，也是今天论证和谐理念、命运共同体的坚强根据。“天地君亲师”的信仰萌芽于先秦，在雍正时期发展成型，到民国仍被以“天地国亲师”的形式保留，其深层就是儒家的“宇宙图景”。

是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但共产主义应该是对共产党员的信仰要求，对更多的普通群众普通国民来说，更适合也更有感召力的口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概念中的主要文化内涵，是也只能是儒家思想。换言之，在建构中华民族史观的时候，对儒学的理解评估有必要超越泛泛的传统文化或伦理道德，而要从公共性乃至文明的高度定位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