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的作者是清代四川丹棱人彭端淑,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教育家,名列“清代四川三大才子”,还是一位清慎干练的官员。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宋代时期,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诗经学研究逐渐突破汉代诗经学束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诗经学理论和注解《诗经》两个方面皆有所创获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诗经》演进历程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审视历代诗经学者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汉代诗经学,又下启清代诗经学,还影响着现代诗经学。
在易学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个成就寥寥的时期,学者常以“株守宋儒”一语概括。诚然,如从传统的象数、义理二途而言,元人确实未能突破宋儒藩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朱子易学诞生于南宋后期,正是在元代才走上了全面繁荣与飞跃式发展之路,这也是元代易学有别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各坊工价,总以九九平九五色(99银),按日按工给发,钱照时价高下
对联这种文体极可爱,它通俗但绝不简单。能让人喃喃吟咏或高声朗诵的对联尤其好。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
《尚书》是五经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道之本”。中国古代的《尚书》研究起自两汉递至明清。近代以降,随着历史和学术语境的巨大转变,《尚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是此稿历史上展览最全的一次。记者注意到,长卷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画像、信札、文稿及元朝朱公迁、明朝文徵明等共11人的题跋。
“亲亲相隐”在现代的争论其实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秩序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现代个体主义生命观与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之间的巨大矛盾。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似只涉及“亲亲相隐”是否公允,其实关乎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学圃,安徽桐城人。家世儒业,幼谈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中举人,六年中进士,十二年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身处这一变局之中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历史转折,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于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应对变局需要思想定力,延续奇迹需要历史智慧。
这篇“国粹多是国渣“,李零教授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中国是个大杂烩,说到底是个空篓子。可能李零教授所看到的“三古”本来就是如此。庸俗的实用主义与虚无的拿来主义,从来大抵是配在一起的两种元素。如此说来,李零教授在《我读论语》中说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以为他会不会在反其道而行之。
风俗习惯并非随时随地适应顺遂于任何人,可以说,之所以是风俗习惯,就在于它在执行过程中,会裁抑个人的行为和情感,这种裁抑是强迫性的,且从未停止。这正是风俗习惯的价值,简单说,就是取大多数之宜,方便大多数。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王船山易学虽然属于义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学一理”思想,试图以此统一象数与义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船山“占学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并没有从内在义理上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占学一理”思想背后更深的哲学诉求,并指出船山“占学一理”之论的目的表面来看仅仅是为了防止《周易》流为渎乱之书,站···
《清代考据学》是一部对清代考据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总结的开创性专著。本书首先综观中国古文献学史,对考据学的内涵和实质作了明确界定。
一直以来,许多人对于宋代,是存在成见与偏见的,比如一说起宋朝,马上就会联想到“积弱积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