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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挖掘与分析,展现了儒学与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儒学为人们在生活中找到美和价值的导向,而生活又让儒学在日常之中充满生命力与活力。只有扎根在生活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才能生机勃勃地传承与发展下去,人们的生活也才能更加充实与丰富多彩。
据说正在播出的宋朝背景长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现了宋代雅致的的生活文化,剧中人说出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的台词。这句台词出自宋人笔记《梦粱录》,是南宋时杭州的民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台词中的“累家”,准确的写法是“戾家”,是外行人的意思。宋人认为,这四件雅事···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三者之中,某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
对于深圳这座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崛起的城市,商业文化正在成为其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的缺失一直是深圳被指为“文化沙漠”的原因之一,如何重塑深圳的城市文化,一直是深圳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这次金心异提出在深圳建设文庙的提案,只不过是最新的一次关于深圳城市文化争论的体现,不管最终是不是能够如其所愿,关于深圳的城市文化讨···
深圳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与追求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青少年儿童中间,越来越渴望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深圳,却十分缺乏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建筑,仅有大鹏所城、东门老街和南头古城有少量历史建筑,但这些历史文化更多是岭南地方文化的符号,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
儒家君子“五常”(仁义礼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义法”,主张“正谊谋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场合下,值得关注、认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义礼智信,作为为人处世道德规范要领的普遍总结,一方面有阶级性,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为非统治阶级、广大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认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宋明新儒家借鉴了佛教的“本心”“佛性”等观念,以“仁”为核心,发明了儒家话语下的万物一体思想。在宋明儒者看来,万物处于以仁之生生大德相贯注的共同体中,故需以仁爱平等相待,“一体”之万物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理学家普遍强调通过心性修养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并将此共同体内的成员看作与自己密切相关。
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
为纠正庄子处世之道的逃世主义弊害,王船山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视域,特别拎出《庄子》书中“寓庸”和“随成”两个语词作为关键概念,通过赋予被庄子否弃的人伦物理以天然合理性,推衍出了一种于日用伦常中随在体认“浑天”“无游而不逍遥”的处世哲学。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时常出现。该词的本义应当是指“先王之道”,所谓先王包括古先王、周王等在内;由于先王之道的理想性,王道到战国时已引申为可指一切理想意义上的为王之道。王道的内容可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看。从外延看,王道与霸道相对;从内涵看,王道指治道,包括推行公道、仁爱百姓、整齐人伦···
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展是持续性的,经由改革和创新而达致社会的稳定是常态,虽时有惰力滋生、脱序现象出现,但不乏内在的纠偏动力,维新机制屡屡将中华民族从危境中解出,走向新生。
为开拓荀子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和新方法,近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和邯郸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协办的“荀子思想与道统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与会。与会学者围绕荀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清华简与《荀子》思想、荀学史、荀子研究的新方法等话题展开热烈···
儒家责过思想十分丰富,它深刻揭示了“责”和“过”的丰富内涵。如果说责是手段,是工具理性,那么过是责行为的内容,是施与的对象;从善则是责的目的,是改过的目标,也是一种价值理性。历代儒家阐述了极为丰富、需要精深挖掘的“过”论及其“过失”论。虽然儒家不大直接使用“责过”这一组合词,但经常把“责”和“过”联系起来阐释问责、思过、改···
在班固《白虎通》对于儒家“三纲五常”的系统阐述中,“三纲”所表达的君、父、夫对于臣、子、妻的主导地位,以“五常”为心性基础,是就率先垂范而言。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
本书以历代“经目”的演变为核心,在文化史的背景下展开从“六艺”到“十三经”的专题史研究。其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基于史实的考辨清理;考稽、探讨经目演变的内外部诱因以及前后因革或并存的不同经目之间的关系;尝试就“经目”本身及其与经学史的关系等问题作若干理论性的探讨与总结。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面对学界的纷争与迷茫,本书强调在历史语境下开展考古学研究,以清晰的概念界定、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缜密的逻辑分析,将考古材料提升为史料,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夏代的信史地位,从而为考古学重建古史确立了一个典型个案。
本成果以理论架构而非历史叙述的角度研究早期儒家的王霸之辨,总结王道霸道的主要内容,梳理王霸之辨所关注的思想主题,分析其思想逻辑架构,探究王霸之辨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和意义,并以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其理论得失挖掘王霸之辨的积极意义,使其展现出思想的活力,以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智慧,借鉴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