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兴】儒家如何定位道德情感?——以朝鲜前期的“四七论辩”为中心

朝鲜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吴钩】宋朝的证券交易

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多种有价证券,股票、期货提单、国债券,等等,都是有价证券。宋代也有他们的有价证券,宋人称之为钞引。

探寻万园之园,感悟家国情怀——四海孔子书院承办丰台二中圆明园研学之旅纪实

11月11日上午,北京四海孔子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明合国学基金携手,为丰台二中高三年级的同学们精心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同学们满怀期待,走进了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圆明园,一同探寻这座“万园之园”的神秘与魅力。

第一期“新经论”青年学术沙龙在同济大学举办,黄铭主讲《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学》

2024年11月9日下午,第一期“新经论”青年学术沙龙《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学》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成功举办。作为首期沙龙的主讲嘉宾,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黄铭副教授,围绕“董何之异”这一重要经学命题,为与会师友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学术讲座。

【专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丁进: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哪些人权理念?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近日发布公告,就今年下半年将在该书院举行的“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面向海内外征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哪些人权理念?海内外专家学者对征文活动有何反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丁进就此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进行解答。

【黄振新】吴汝纶的淑世情怀与诗学归旨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师,被称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怀着浓郁的淑世情怀,提出诗为“中国之奇宝”等重要论断,期望通过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发挥拯救民族危难的功效。吴汝纶的诗学思想和行为实践,促进了晚清桐城派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日] 冈元凤 纂辑 王承略 解说 《诗经图谱》出版暨序言

《毛诗品物图考》由冈元凤纂辑,是十八世纪日本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植物、动物的图释著作。全书共七卷,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个部类,图配文字考证,其中有211幅插图。

【吴根友 傅佳一】 “破家”与“立家”:熊十力和梁漱溟的家庭观之比较研究

人上应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下启后续新儒家的思索,在对家庭的立场、家庭对个人的意义、家庭对社会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熊十力侧重“破家”“革家”,梁漱溟主张“立家”“育家”。二人家庭观的分歧之因由主要涉及学术层面、政治理想和个人成长环境三个方面。

“温故·中国文明研究沙龙”第二期:从天演到天籁 ——心识的文明论探索

2024年11月2日,“温故·中国文明研究沙龙”第二期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711举行。本次沙龙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巍卓。他将近世中国的文明论探索置于西方传统中进行比较研究,以“心识”为核心,重新梳理近世中国的思想脉络,试图找出近世中国由“内在”重建普遍性的“运动”历程,十三位学者就此进行深入讨论。

【乔清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话语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谓中国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没有人权意识等种种论调在美欧政要口中、学者文章中甚嚣尘上。

【孙忠厚】梁漱溟对《论语》的“还原”性诠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许石林】看了这句话,你还有什么脸面嘲笑春秋时期?

一向对中国古代战争史有兴趣,近来搬书房,给几个学校、图书馆捐了不少书,但诸如古代战书、历代檄文之类则保留,时不时看看,感染其辞气之精悍,用以矫正文气之绵弱,大有益处。因此,收到四川李竞恒博士所赠新书《干戈之影》,就很有兴趣。

范云飞 著《秦汉六朝隋唐礼制与经学论丛》出版暨后记

本书上下两编,上编“秦汉礼制与律令”,共计5篇,关注近年来新出土的秦汉律令类材料,集中梳理与礼制有关的祠祀、丧葬、宴饮等律篇、令篇及仪注文本,尤其注重从中发掘秦汉礼仪类律令与礼经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考察秦汉国家通过礼制与律令进行统治的具体方式。

吴丽娱 著《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出版

书仪的礼仪变化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顺从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当贵族制向着官僚制转变的同时,书仪也反映了作为礼仪核心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官僚化的倾向。

【郭畑】南宋苏学的道统竞争及其困境——以淳熙四年孔庙礼议为中心的观察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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