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
《诗经》是周代典礼活动中用于歌唱的音乐文本,其乐歌属性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试图通过《诗经》文本中遗存的相关歌唱信息,来考察《诗经》歌唱形态以及周代诗乐制度等问题,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突破。
“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13日在烟台举行,以纪念牟宗三诞辰110周年为契机,以“牟宗三与中华文化的重建”为主题,旨在以新的学术视野对牟宗三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讨和发掘,阐发牟宗三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重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共同探讨儒学的今后走向和时代意义。
共和已經成功,猶呼自由民主法制,願先生精神不朽。四統尚未會通,乃思原道演易探玄,幸后昆矢志笃行。
易理甄微顺逆自从容但为先贤传道统,玄音解味悲欣皆洒落全归大化见精神。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
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敦禮樂,明易理,入太和,寂然不動。 康詩酒,妙重玄,法自然,感而遂通。
余先生无疑是中国哲学史领域之大家。人一生要做出点成就是非常难的;天赋、体力、家庭、政治、社会环境,缺一不可。区区相信,如果生逢其时,凭余先生之才智,是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哲学家的。他饱经苦难之余,在学术上有如此建树,已经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
如何理解“和谐”的起源与内涵,乃至如何真正进行“和谐”的实践,都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同样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定位这一价值,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余先生曾来武大讲学,他对玄学、易学、儒学、道家,对上古思想,对整个中国哲学的深度诠释,别开生面,极具启发性。他的大著是我们的案头书。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风范、音容笑貌,幽默潇洒,妙语连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总希望这两种世界观、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能够相辅相成,互相理解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低估。至于我们个人,则首先必须能在专业与生活中,运用这两种态度中的其中一种,力求彻底到位地处理各种问题与需求,并同时尊重与学习另一方面,以获得生命较佳的平衡及智慧。
天行健,先生今朝一去,纵既济其实未济;情所钟,君子俟日再来,展妙赏而论玄心。
当代儒家学者、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于孔元二五七〇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二日壬子暨西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早晨辞世,享年九十岁。
儒家仁学的主题是人,主旨是爱人。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属于儒家重视的七情之一。儒家认为,爱以及仁爱的对象,大而言之,有人、物之分,儒家依其价值而认定人“最为天下贵”,所以将人列为仁爱的首要对象;就人而言,人有亲疏远近的差异,儒家认为爱的施与不宜平均分配,施与亲者、近者的爱自然多一些,施与疏者、远者的爱理应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