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宋儒始以汉儒说诗《诗》多穿凿附会,欧阳修作《诗本义》,斥汉儒之说“非《诗》之本义”[1];朱子称《小序》“可信处绝少”、“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2],然推阐诗之本义又谈何容易?四库馆臣论欧阳修《诗本义》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
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