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自宋代以来已成为儒家功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它在儒家功夫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作为一种以君子和圣贤人格为追求的功夫实践而非一般的养生方法,静坐在儒家传统中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较之佛、道以及世界上其他宗教与精神性传统的静坐实践,儒家式的静坐又有何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对此,学界迄今似未见较为全面···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
井上哲次郎肯定以中江藤树为代表的江户儒学在阳明学思想的浸沏下所引起的日本国民认识的转换,同时认为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以避免中江藤树所理解的阳明学滑向传统迷信或西方哲学一隅之见。文中评价了日本化的阳明学在推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熔铸陶冶日本国民心性及其国民思想再构建过程中阳明学修身实践工夫的功用。
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端,在朱学为显学的局面下,另辟蹊径,另立门户,发明了著名的“自得之学”:“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的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自得之学”的提出使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明代心学重光的闸门。
在朱子涵养工夫“静—→动—→敬”之格局中,静坐被定位为始学工夫。一方面,静坐能有效地伏除杂念、澄明心体、思绎道理、养卫精神,使人养出良好气象,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较强的工夫下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