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
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干春松】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上）——杨度《金铁主义说》中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观的影响，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从而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他所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前论争的重要主题。
【陈赟】“普遍历史”构思的文明论困局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陈贇】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层逻辑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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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文明论视域中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