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观的影响,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从而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他所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前论争的重要主题。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