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现代法治非法家之治
无论是“尊主卑臣”、君主“独断”“独制”的法家之治，还是“专任刑法”“重刑轻罪”的法家之治，都与我们追求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帝制中国时代的统治者欲长治久安也不得不倡行“礼法之治”，而不敢效仿秦代法家之治。现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约翰·塔西拉斯】健康、人权、法治全集于一身
正如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一直强调的那样，民主的繁荣依赖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共理性文化，其中所有公民都能作为平等者就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参与集体协商和决策制定过程。最近一些年，我们听到很多公共理性质量遭遇的致命性新威胁，如民粹主义威权主义的崛起、社交媒体制造的“过滤···
【刘余莉】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人的“德”统之于“仁”，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
梁治平著《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出版
从中国现实出发，把中国的法治运动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观察和理解，由社会行动者自己提出的主张入手，通过梳理相关观念、思想、理论和实践的脉络，发现这些主张内在的理路，揭示其中隐藏的紧张，进而深化我们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及其政治和法律进程的理解。
【刘旭东】法治的社会面向与礼治的规范功能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无法单纯依靠国家公权力的实践，它必然要求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建构，这便是法治的“社会面向”。
【杜崙】“德政”能作为普世治国方略补充“法治”吗？
目前的西方世界，伦理上的“个体主义”，思维方式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常常走向极端，科学上的客观真理的“相对性”[58]和善恶判断的相对性，加上宗教上由于“宗教私人化”，致使伦理道德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减弱。同时，除了经济上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政治上民粹主义也日益明显。
【李巍涛】“法与时转则治”：汉代法律思想的嬗变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没有中断并不意味着没有经历变化，相反，恰恰是这种应世而变造就并彰显了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韧性。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新，能够依靠理性来寻求自我突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这种强调法度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作为文化自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