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阿莎】实由造化得心源——再论南轩诗歌与辋川遗韵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7-14 21: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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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由造化得心源——再论南轩诗歌与辋川遗韵

作者:黄阿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一日壬寅

           耶稣2017年7月14日

 

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身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除大量理学著作外,张栻留下四百九十首诗作,并有论诗片羽。对于理学家的诗歌,后人评论不一。扬之者如张文炅《濂洛风雅序》云:“即境即心,即物即理,亦风人之所不能争也”;贬之者如刘克庄《恕斋诗存稿》云:“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作为南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之一,张栻的诗歌应该被如何看待?他的诗学思想与理学思想的关系应该如何探讨?又与宋代诗学有何关联?本文将从一则明人的评论入手,以张栻山水诗为主要讨论对象,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明代杨慎云:“宋诗信不及唐, 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 在选者之眼力耳。”他认为,张栻的《题城南》、《东渚》、《丽泽》、《西屿》、《采菱舟》“五诗有辋川遗意, 谁谓宋无诗乎?”[1] 辋川,指的是盛唐诗人王维所居别业的地名,王维在辋川创作出大量空灵清远的山水之作,并由此而获得“诗佛”之称。杨慎认为张栻山水诗歌中保留了王维山水诗的精髓韵味,这五首山水诗更可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杨慎的这一评价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如有论者就此撰文《论张栻山水诗的辋川遗韵》,通过比照,认为“其山水诗闲澹简远, 极富辋川遗韵。”[2]如果仅从字句与体制上来看,张栻山水诗歌喜用绝句、组诗、取景清幽、出语平淡却有无限风韵的特点,的确与王维辋川山水诗颇有相似之处。但如果对张栻山水诗进行进一步的研读,我们却更能读出同中之异。身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理学大家,张栻所眼见的山水之境与以文字表达出的山水之情,是与王维在《辋川集》山水诗中所传递的审美意蕴与哲学体认有很大不同的。透过这一层不同,我们才能对张栻山水诗的美感特质与背后所系的诗学思想、理学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论述之前,让我们先对二人的人生经历及各自山水诗歌的创作背景有一番简略了解。王维生于仕宦之家,其父早逝,受终生礼佛的母亲影响,王维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宦海沉浮半生后,王维半官半隐于辋川蓝田别墅,他极富代表性的辋川山水诗即创作于这一时期。史载他晚年生活为:“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由此可知,王维辋川山水诗的创作时间是其半官半隐时期,创作底色是佛教思想,诗歌的阅读对象是其友人裴迪等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空门”,构成王维辋川山水诗的背景。张栻生于世家大族,其祖父张咸官至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其父张浚官至宰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为南宋中兴名相,后遭排挤而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张浚既为名相,其言传身教对张栻自然影响极深,在张栻二十八岁时,张浚更安排他师事南宋著名理学家胡宏,学习河南程氏之学。学成之后,张栻先后于湖湘之地创建城南、道山、南轩书院,倡导师说,最终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而乾道三年的朱熹、张栻会讲,则成为湖湘学派盛大之事的标志。由此可知,儒家思想是张栻终身汲汲追求与传道授业的根本,其山水诗歌的创作时间,基本属于他主持书院教事时期。当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3],因此诗歌的阅读对象除了与其交游的友人如朱熹等人外,从游学子也是其诗作潜在的阅读者。下面我们来具体看张栻的山水诗歌与王维诗歌的不同。

 

一、“空”与“我”

 

王维所追求的境界,是“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王维《裴右丞写真赞》),其诗歌所呈现的,多是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空”,是王维山水诗歌的核心主题[4]:“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空”,在这里不可仅视为空无或空荡,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佛教用语,取自佛典。《六祖坛经》云:“我空,法空,空空为三空。”《维摩诘经》有:“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在佛法中,“空”是事物的本质。王维将这一佛教用语频繁写入诗中,其所表达的并非仅是风景的空明,而是在“空观”的体认中,传达出心境的“我空”与万物本质的“空空”。

 

张栻明确反对由景物来谈“空”。有诗云:“秋风飒飒林塘晚,万绿丛中数点红。若识荣枯是真实,不知何物更谈空。”[5](《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如果说“空”的体悟是王维诗思的精髓,那么“我”的介入,则是张栻山水诗中的关键词。让我们来看这首诗:

 

衡岳山边霜夜月,青松影里看婵娟。正须我辈为领略,寒入衣襟未得眠。(《岳后步月》)

 

诗中的最后三字“未得眠”,说明这是不能成眠的夜晚,也说明这首诗的起因。“寒入衣襟”,是当时环境,诗人如何排解?身处衡岳山中的诗人起身、散步、望月,透过斑驳的松树树影,望见明月如霜。诗人忽然间领悟到,这清景正是为我的领略而布置。这番领悟会让我们想起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物我相宜,会让我们想起苏轼“我欲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的缥缈之思,这番领悟也正可与王维在月色中的抽身而出相对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王维的诗意,可说是“物我两忘”。然而张栻所自称的“我辈”,不是松间月下的旁观者,也不是因为寒入衣襟便无视夜景的无趣者,而是一位对自然抱有赏爱之心、对万物持有沉挚之思、在此情境中懂得领略与回应的“我”。“我”、“我辈”,如此明白清晰的自我介入,不仅显示出物、我之间的对等,也传达出在现实的山、月、松之外,诗人对世间风景的敏锐善感与内心世界的坚定博大。即他并不为寒冷所苦吟,也不为失眠而惆怅,而是在此情境下,懂得细细领略山中月色,霜下青松。在这里,外在世界的清寒与内在世界的把持互相“领略”,各得相宜。这种从容暇裕的态度中,正包含儒家面对自然万物的一种修养境界。

 

《论语·先进篇》载有孔子问及子路、曾皙等人志向,曾皙舍瑟而作,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张栻曾对这段话评论道:“言莫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孟子·尽心上》也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有“万物皆备于我”。可见,传统的儒学思想并不将“自然”当做一个外在的、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在自然中读出人文的意义,并与个体修养结合。这就是孔子所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学者释之为:“作为宇宙的‘部分’的‘我’,与作为‘全体’的‘万物’有其共同的本质。因此,就一方面观之,从‘我’(部分)就可以掌握‘万物’(全体)的本质;另一方面, 则‘万物’(全体) 的特征也显现在‘我’(部分)之中。于是,部分与全体就构成交互感应的关系。”[6]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张栻山水诗歌中大量“我”所出现的原因。

 

在南轩诗中,常见以“我”、“我辈”、“吾”来自陈诗人感受、关联外在世界与内在心性的诗句,现略如下举:

 

“支筇石壁听溪声,却看云山万叠新。总是诗情吟不彻,一时分付与吾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因复作此》)

 

“日暮横斜又一枝,水边记我独吟诗。不妨更作江南雨,并写青青叶下垂。”(《墨梅》)

 

“披衣凛中夜,起步祝融巅。何许冰雪轮,皎皎飞上天。清光正在手,空明浩无边。群峰俨环列,玉树生琼田。白云起我旁,两腋风翩翩。举酒发浩歌,万籁为寂然。”(《中秋祝融观月》)

 

“春日烟沙岸,禅房风竹窗。有时倾绿酒,随处见清江。世路纷多辙,吾生老此邦。千林看不尽,白鸟去双双。”(《二月十日野步城南》)

 

“一曲清江正可怜,隔江新竹露娟娟。好风成我曲肱梦,起看飞云度碧天。”(《题雉山禊亭》)

 

以上几首山水景物诗中“我”的出现,都呈现出自我与自然的一种对话,或曰相得。而最后一首的曲肱梦,则尤其显示出身为理学家的诗人的儒家修养。曲肱梦,语出《论语·述而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显示孔子之乐不在富贵,不在外物,而在性之所适。张栻引用此语典,暗指自己在雉山禊亭时与清江、新竹、好风适时相会时,内心的欣然之乐,也暗指体认到儒家所推崇的自得其乐的修养。

 

二、“寂静”与“生意”

 

王维的山水诗歌,多侧重表现山水宁静之美与寂静之境。他在《山居即事》中云:“寂寞掩柴扉,茫然对落晖。”表达出他独居山中时的心态。他生性好静,又深受佛教空寂思想影响,故而他笔下的山水风景常与寂寞之境合而为一。如他的代表作:“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在空灵的寂静中,存在着王维对于自然永恒的体认。这种独具特色的寂静之美,是王维山水诗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历来为评论家所看重,此不多述[7]。

 

与王维山水诗中的“寂静”不同,张栻在面对山水风景时,感受到的,却更多是万物的“生意”。有诗为证:

 

“访古多遗恨,凭栏更独吟。细看前浦树,生意已堪寻。”(《除夕登仲宣楼》)

 

“化工生意源源在,静处详观总不偏。飞絮满空春不尽,新荷贴水已田田。”(《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


“天与孤清迥莫邻,只应空谷伴幽人。千林扫迹愁无那,一点横梢眼便亲。顾影莫惊身易老,哦诗尚觉句能新。几多生意冰霜里,说与夭桃自在春。”(《和宇文正甫探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差差。”(《立春日禊亭偶成》)

 

所谓“生意”,即生机,春意,今日我们常以“生意盎然”来形容自然万物旺盛的生命力。张栻诗中的生意,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体认。其一是自然界的生机勃发,即如以上四首诗中提及的除夕登楼时所见的前浦树木、初夏时节的贴水新荷与漫天飞絮、冰天雪地里的千亩梅林、春回大地时的绿水东风,无一不是展示出宇宙间万物萌发的生机与活力。其二则是隐藏在这萌发活泼的生命力之下的诗人,通过对此宇宙万物的体悟与认知,而传达出内心的天心春意。这里传递出的实在也是一种儒家的修养,那就是儒家认为自然万物中所存在的鸢飞鱼跃之乐。孔子曾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四季的运行,万物的生长,这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唯有体会到自然万物的生生不已,方能理解天理。宋代另一名大理学家程颢也从观看花鸟虫鱼中“以常见造物生意”。他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8]。同样主张置身于这生机洋溢的大自然中来体验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创造不已的气象。

 

张栻诗歌中,对自然生机生意的把握与体察比比皆是,如“莫教容易飞花片,且放千林自在春。”“朔风漠漠低黄云,晓看缤纷万鹤群。”(《次韵刘枢密》)他的诗中因此充满着鸢飞鱼跃之乐,而非仅有静寂或空寂之境。他又不仅看待自然山水充满生意,即在他现实的人生中,也处处充满生意活泼,可见他内心世界的繁花如锦。还是以诗为例。

 

阳月藏春妙莫窥,灵芽粟粒露全机。煮茶独啜寒窗夜,已觉东风天际归。(《岁晚烹试小春建茶》)

 

开奁未暇论香味,便合令居第一流。细擘轻红倾瑞露,周南端复且淹留。(《初食荔枝》)

 

今年少雨菊花迟,青蕊方开三两枝。但得悠然真意在,青山何处不相宜。(《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

 

湖边小筑喜新成,秋入西山照眼明。不是厌喧来觅静,四时光景本均平。(《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

 

可见张栻爱茶,爱食荔枝,爱青山,爱妙理,爱四时风景,爱与友人相聚,爱橘香满城。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真正懂得享受当下情境。如《道旁残火温酒有作》:“阴崖冲雪寒肤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暖提壶倾浊酒,陶然绝胜夜堂杯。”天寒地冻,一杯浊酒却足已陶然。这种风情高渺的修养,有如苏轼《独觉》所言:“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纵使眼睛视力已昏花,内心中却开出无数桃李繁花。这份与万物相宜、却并不受外物主宰的快乐,若非心中有强大定力,难于获得。这种于简静处对万物的赏爱,自身的悠然,以及在赏爱与悠然背后内心的修持,是儒家所一再推崇的精神修养。《论语》中记载孔子日常闲居时气象:“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指大树条干直上,夭夭指嫩枝轻盈妙婉,都是“以树木生意作譬”(钱穆语)。和顺积中,方能英华发外。这是孔子的修为,是儒家至高的修养境界。张栻的这些诗作,所写虽是一茶一食,一景一情,但通过这些文字,却可见出他内心的修养与境界,正是:“化工生意源源在,静处详观总不偏。”(《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

 

三、“佛理”与“妙理”

 

身为佛教徒,王维辋川山水诗中传达的多是佛理思想,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此不多述。身为理学家,张栻则经常在山水诗中直接提及他所领会到的“妙理”:

 

凌晨骑马路新凉,来挹湖边风露香。妙意此时谁共领,波间鸥鹭静相忘。(《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

 

和风习习禽声乐,晴日迟迟花气深。妙理冲融无间断,湖边伫立此时心。(《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之一)

 

依然红日照窗楣,还是去年消息时。妙理不须寻辙迹,只于生处验新知。新晴物物有春意,正值一阳来复时。变化无穷俱是易,探原密处起乾知。(《丙申至前五日复坐南窗忆去年诗又成两章》)

 

第一首诗中,写清晨骑马过湖边,湖风微凉,风露暗香。就在这样一刹那,诗人领略到一种“此时妙意”。“鸥鹭静相忘”,可视为实指,亦可视为用典。《列子·黄帝篇》中记载过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海上有人好鸥鸟,鸥鸟常飞下与之嬉戏,有天他想要捉一只鸥鸟回家,当他再次来到海上时,因为他已经有了想要捉鸥鸟的机心,于是鸥鸟便不肯再飞下来。“波间鸥鹭静相忘”,表示出诗人已放下人间得失利害的机心。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何为此时“妙意”。第二首诗捕捉的是书院中的某一个刹那,和风晴日,花气禽声。诗人用“乐”来形容此时听到的禽声,但禽声何尝有“乐”或“悲”。禽声之所以“乐”,是因为此时的诗人内心怡然自乐。诗人又为何会“乐”?因为他在清淑和煦的风景中,体会到如暖阳般冲融、如和风般永恒的妙理。第三首是一首理气诗。诗化用“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题都城南庄》),以“依然红日照窗楣,还是去年消息时”的生活现象,点醒寻理之心。又以“新晴物物有春意,正值一阳来复时”,来说明万物的变化无穷与妙理的无处不在。

 

但妙理究竟为何物?诗中反复提及的“妙理”,既是生生不息的生意,是物我相宜的天地,也是诗人自己通过反思和体悟而获得的对宇宙万物、对自身人世的理解。这种理解,就儒家之学养来说,是一种“见道”之言。即通过对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观察,“于生处验新知”,体认到“变化无穷俱是易,探原密处起乾知。”在获得这层理解后,自然,人世,自身,包括他所汲汲追求的理学,都不再是紧张、冲突、矛盾、焦灼的关系,而是逐渐达到某种和解、共存、相宜,“和乐冲融”。这也正是孔子所言:“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张栻解释这段话云:“动静者,仁知之体。乐水、乐山,言其体则然也……知之体动,而理各有止,静固在其中矣。仁之体静,而周流不息,动亦在其中矣。动静交见,体用一源;仁知之义,非深体者,莫能识也。”在万物的动静交替中体察“仁知”的真意,体察妙理的所在。可以说,张栻在山水诗歌中所传达出的审美愉悦,与他对儒家之道的体悟是分不开。

 

四、张栻诗学观与宋代诗学

 

说明张栻山水诗与王维辋川山水诗的不同,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张栻诗歌中所包含的胸襟学问。但这些山水诗风格高远,滋味悠长,又体现出张栻虽然身为理学家,却禀赋有诗人之才华与灵气。为何理学家的诗歌却并未堕入“语录讲义”之体?结合张栻的诗论,或许可以有更好的理解。因诗歌实践与诗论之间,常有彼此相关之处。张栻论诗如下: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 可惜不禁咀嚼, 或问其故? 曰:非学者之诗, 学者诗读着似质, 却有无限滋味, 涵咏愈久, 愈觉深长。” 又曰: “诗者纪一时之实, 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这言语,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 便是欺。这上面欺, 将何往不欺。”

 

学者多认为在这段话中,张栻将诗分为“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今人之诗”与“古人之诗”[9]。“今人之诗”只是“诗人之诗”,只是“斗好”,是以文害道,这是他所反对的。除却这层区分外,我想请读者注意这两个词:“咀嚼”、“滋味”。目前对张栻诗学研究中,少有将其诗学观与宋代诗学进行联系者。但以味喻诗是宋代诗学中重要的传统。在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曾推崇诗歌艺术以“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为宗旨。他认为梅圣俞的诗“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其“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修以滋味真淳的橄榄来说明梅圣俞诗的余味隽永,而这正是张栻认为学者之诗的重要标准:“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咏愈久,愈觉深长。”唯有理解了张栻的诗学观,我们方能理解为何同为理学家,张栻诗歌与邵雍诗歌的大不同,前者诗风雅正,后者诗风通俗。我们也方能理解,为何张栻写山水的绝句或组诗,会让人涵咏不尽,体会出儒家的文化修养。因为他的山水咏怀诗,绝不是以描绘风景为主,而是以表达在情景之中体悟的哲学思考为终极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也以有“无限滋味”作为其诗学标准,这种体认使他在提笔创作时有一种自觉,尽量让创作避开理学家诗常见的寡淡无味的弊端。结合张栻在《与朱元晦书》中的一段谈论,或许会让我们对其诗学思想有更好的理解。在信中,张栻谈到自己与朱熹、林时中三人的《南岳唱酬集》时云:“山中诸诗纤余淡泊,讽之不能已。但觉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发处气禀所偏,尚微有存也。”由此可见,张栻所言的“滋味”,是偏于和平雅正的滋味,是孔门所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思想的表现。这种对“和平”滋味的追求与衡量准则,决定了张栻在写作山水诗中着意呈现出自然风景的和顺平静风貌,这种风貌表面上与王维辋川山水诗歌相似,但内在精神却截然不同。

 

综上,张栻的山水诗歌,是受理学与宋代诗学思想影响下的共同产物,代表宋代诗学与美学的审美特征,同时也传递出他所体认的理学思想。不可能简单视为辋川遗韵。其次,张栻理学思想博大精深,如有不可及处,但观其咏一花一木、日常饮食起居、交接酬答之作,平易亲切,均可见其性情学问。其咏山水的诗歌,篇幅短小却有无限韵味,似有王维辋川诗作遗韵,但仔细玩味,在字句结撰之外,却各自有高深不可测处。《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细读南轩诗歌,南轩之道,亦在其中。

 


注释:

 

[1] 杨文圣:《杨慎诗话校笔》(卷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16。

[2] 宁淑华:《论张栻山水诗的辋川遗韵》,载《社科纵横》,2009年7月。

[3] (清)杨锡绂:《城南书院志·改建书院叙》。

[4]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见傅绍良:《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载《文史哲》,2002年第3期。

[5] 本文所引用张栻诗、文,均出自(宋)张栻撰,邓洪波校点,《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后不赘注。

[6] 黄俊杰:《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载《现代哲学》,2005年1月。

[7]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见张毅:《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载《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5月。

[8] (宋)程颢,程颐:《 二程遗书》,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9] 有关今人的论述,详见陶俊:《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载《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冯伟:《张南轩理气诗论》,载《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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