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代湘】宋金鼎革之际 理学重镇湖湘学派如何诞生?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01-12 15: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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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鼎革之际 理学重镇湖湘学派如何诞生?

原标题: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宋、金民族文化冲突

作者:陈代湘(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三日乙酉

           耶稣2017年1月10日


 

湖湘学派是指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湖湘学派产生于南宋初年,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几个阶段,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南轩先生张栻(资料图)

 

湖湘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伴随着南宋文化冲突而进行的。而南宋的文化冲突,则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状况,交织着宋、金民族文化冲突,儒、佛文化冲突,以及地域文化冲突。

 

本文专论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关系。

 

一、宋、金民族冲突

 

公元1126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冬天,宋朝都城开封被金兵攻破。翌年初,金兵北撤,掳走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数千人,此即让当时朝野之人痛心疾首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虽说是金兵入侵造成的,但也有宋朝皇帝咎由自取的因素。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糊涂昏君,他吟诗诵赋,工书善画,其“瘦金体”书法为中国书法史上一绝,艺术才能很高,而治国却一塌糊涂。徽宗耽于玩乐,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鞠(踢球)、谐谑等等,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者,无论朝中大臣、宫中宦官,还是市井流氓,皆能飞黄腾达。有个叫高俅的人,本为一名听差,只因善于踢球,即得徽宗赏识,被升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禁军。徽宗统治期间,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他们权势熏天,作恶多端,被时人称为“六贼”。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手下奸臣更是变本加厉,如狼似虎,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宋徽宗绘《瑞鹤图》(资料图)

 

以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为例。徽宗喜好奇花异石,蔡京等人就投其所好,派人从东南采集珍异花石,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船运进京,供宫廷享用,称为“花石纲”。主勔主持“花石纲”时,只要发现哪家一石一木有欣赏价值,就带领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入其家,贴上黄纸封条,指为御用之物,勒令主人善加保护,少有违逆或不慎,即按对皇帝大不敬治罪。待到运走时,拆墙毁屋,无所不为。又常役人到江湖深渊中捞取太湖石,为运输奇石而劈山开路,水陆两路纲运,征发民工无数,而官府督责惨苛,百姓苦不堪言。方腊起义就是在“花石纲”的残酷压榨下被激起来的。

 

宋徽宗不仅是一个耽于享乐,玩物丧志,治国无方的昏君,还是一个迷信道教神仙的糊涂人。许多道士被徽宗授予特为道教设置的官职,徽宗也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待到金兵南侵,长驱直入时,这个道君皇帝就被吓破了胆,慌忙把帝位让给皇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徽宗自己则带着他的宠臣们南逃避难。然而,这钦宗赵桓,也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当时虽有李纲等坚决主战的贤能之士,却并不被重用,后来还被流放。钦宗一心只想着投降议和,不曾认真想过备战迎敌,把抗战派官员排挤净尽,并残酷镇压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战义兵,自毁长城,自断命脉,最终落得国破家亡,自己以九五之尊沦为金人阶下囚的可悲下场。

 

徽、钦二帝被掳走后,康王赵构“嗣宋朝之大统”,登基称帝,改元建炎,此即南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当初金兵围攻开封时,赵构被委任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组织宋军入援京师,然而,赵构却怀着一旦父兄被俘,自己可以另建小朝廷的私心邪欲,按兵不动,笼络部属,饮宴游乐。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愿,二帝被俘,赵构就当上了皇帝,是为宋高宗。

 

 

 

宗高宗赵构(资料图)

 

宋高宗在这种背景下当上皇帝,其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一方面,对金作战,收复失地,迎回二帝是朝野爱国之士的强烈心愿,高宗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但另一方面,他却有一个极大的心理障碍,那就是,一旦二帝归来,他这个小朝廷的皇帝就有可能做不成了。宋高宗之所以在对金态度上表现得那么卑躬屈膝,不断遣使乞和求降,最后还伙同秦桧把抗金名将岳飞害死,就是高宗的这种“私欲”在作怪。因此,南宋理学家们对高宗嗣位颇有微词,如湖湘学派胡寅就提出高宗不当立,张栻和朱熹都十分赞同胡寅之说,此事《朱子语类》有载:

 

南轩言:“胡明仲(胡寅——引者注)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丧;三云云。”先生(朱熹——引者注)云:“南轩见得好。设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帅讨贼,徽庙升遐,率六军缟素,是什么模样气势!后来一番难如一番。”

 

南宋政权是在靖康之难的屈辱中建立起来的苟安小朝廷,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连皇帝都被掳走,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信念冲击和精神打击。堂堂中华礼仪之国,被野蛮的异族鞑虏侮弄,历代圣贤创制和维系下来的中华伦理文化崩坏坍塌,这是他们心中无法接受的。同时,在这种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各色人物接踵登台,各种嘴脸纷纷显露,阴险小人更是置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于不顾,关键时刻为祸贻害,让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理学家们在这个信念和精神备受打击的时代,反而更被激发出民族自强情结,在强大民族责任感的激励下,研习理学,着书立说,培养生徒,以表达他们的亡国之痛,寻求救国之方,并寄望于收拾河山,重振华夏文化,再树民族尊严。在这方面,湖湘学派表现得非常典型。

 

二、胡安国与湖湘学派的创立

 

湖湘学派,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学派,就是在宋、金军事和文化冲突达到极点的时候形成的。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是胡安国,其子胡寅、胡宏等人佐助之功甚大。尤其是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

 

 

 

胡文定公遗像、《春秋传》(资料图)

 

胡安国,字康侯,谥文定。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早年即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24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靖康之变前夕,胡安国已经非常讨厌官场的黑暗和权贵的污浊,一再辞拒朝廷任命,决心过一种“望云倚杖,临水观鱼”的隐居生活。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胡安国改变了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金兵入侵,国家危难,朝中主和、主战两派势如水火,胡安国在写给杨时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主战的政治主张,并“幡然有复仕意”,决定前往京师,为国效力。

 

胡安国到达京城后,受到宋钦宗的召见。在奏对中,胡安国一方面从理学家内圣为本的立场出发,提出“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强调正心务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胡安国又主张“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提出了振兴朝纲、抵御外侮的具体措施。同时,胡安国还直指君过:“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如此大胆犯颜直斥君过,胡安国的确有胆量。不过,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尔虞我诈的朝中是难以长久立足的。不久,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就将胡安国排挤出朝廷,任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离开京都后十余日,金兵就把都城包围了。当时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尚在京城任职,有人替胡安国担忧,胡安国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为之动容。

 

金兵攻占京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宋高宗继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再次南侵,侯师圣预见到荆门一带将必遭乱兵祸害,力劝胡家再迁,胡家听从侯氏之劝而举家向南迁移。不久,这一带果毁于兵火。当时另有一人未听侯师圣之劝,即身遭不幸。朱熹曾经提到此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当冲,世乱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师圣令其迁,谓乱将作,乃迁衡岳山下。亦有一人,侯令其迁,不从,后不免。文定以识时知几荐侯。”经此事后,胡安国深服侯师圣“识时知几”。胡家向南迁移到湖南湘潭境内碧泉。对于胡氏一家迁居湖南湘潭碧泉的过程,胡宏在《有本亭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

 

 

 

碧泉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里,水清山幽,远离战乱,在当时确是隐居传道的好去处。胡氏父子怀着对腐败朝廷的失望和对兵火战乱的恐惧,面对如此幽美的环境,遂萌生隐遁治学,传道授徒的想法。在胡氏一家迁居碧泉的过程中,胡安国弟子、长沙人黎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元学案》载:

 

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以孝友信义着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而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最有功焉。

 

黎明引导和帮助胡氏父子定居碧泉,从而使胡氏之学在湖南扎根,后渐成在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湖湘学派”,黎明的确功不可没。朱熹谈到当时这一事件时说:

 

向见籍溪说,文定当建炎间,兵戈扰攘,寓荆门,拟迁居。适湘中有两士人协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迟疑之意,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又闻范丈说,文定得碧泉,甚爱之。《有本亭记》所谓“命门弟子往问津焉”,即才翁也。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向宋高宗进呈《时政论》21篇,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等,表明了胡安国坚决主张抗金复国的决心以及振兴民族、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他非常自信地说:“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然而,宋高宗没有抗敌兴国,收复失地的决心,胡安国感到很失望。绍兴二年,高宗欲启用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上奏坚决反对,因为他了解朱胜非,此人在靖康之变时尊用张邦昌,讨好金人,危害国家。胡安国说得非常尖锐:“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宋高宗只得改任朱胜非为侍读。但胡安国崇奉《春秋》大义,卧家不出,不愿与“污臣”为伍。此事得罪了朝中的当权者,胡安国不久就遭到贬黜,被排挤出了朝廷。

 

胡安国离开京师,回到湖南,决心退出官场,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

 

胡安国不是湖南人,但湖南却是他宦游和长期寓居的地方。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胡安国曾任提举湖南路学事,后来又长期寓居湖南、湖北一带。特别是建炎年间,胡安国一家在金兵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境地中来到湖南湘潭碧泉隐居,修建书堂,即碧泉文定书堂,后又被其子胡宏改造成碧泉书院。胡氏父子在这里讲学授徒,改变了湖南封闭固陋的风气,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三、湖湘学派理论奠基与宋、金文化冲突

 

胡安国退隐之后,在衡山的紫云峰下又修建了书堂,胡氏父子往返于湘潭和衡山之间,讲学授徒,传播理学。在学术研究上,胡安国潜心撰写湖湘学派标志性著作之一《春秋传》,此书为湖湘学派的理论奠基之作,他撰著此书最直接和强劲的心理动力,就是宋、金民族文化冲突。

 

胡安国身处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动荡时期,对中原沦陷,遗民涂炭的惨况“常若痛切于其身”,因此,他“志于康济时艰”,非常关注现实政局,立志为君主寻求治国安民,兴邦北图的良策。胡宏《皇王大纪序》说:“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胡宏说其父写作《春秋传》目的是为君主开“为仁之方”,即推行仁政王道的治国方略,这是对胡安国《春秋传》撰著意图的最好诠释。在异族入侵,国破时穷的危难时期,胡安国最关注的是现实的时政。而他之所以要用《春秋》这部古老的经书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与《春秋》本身的性质以及胡安国的理解有关的。

 

《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历代史官的记事,后经孔子整理删定,被当作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评价很高,尤其看重该书的现实指导意义。程颐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说:“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胡安国私淑程氏洛学,对程颐之说是相当信服的。程颐高度评价《春秋》一书的现实之用,胡安国承续此意,对《春秋》作了更高的评价,他说:

 

《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

 

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既可上达五经之道体,又可下贯五经之妙用,是万世百王的法度准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得无以复加了。

 

因为《春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胡安国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华夏受制于“夷狄”深痛于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来引导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使内圣的高远原则在切近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得到落实。

 

胡安国一生专注于《春秋》的研究和阐发,其子胡寅生动地记述了胡安国研治《春秋》的情形:

 

公自少留心此经,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翰林朱震久从公游,方侍讲此经,欲见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

 

从以上记述可知,胡安国专意研治《春秋》三十余年,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撰成《春秋传》这部呕心之作,当时就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认可。宋高宗特颁诏书,令胡安国专门纂修《春秋传》,以供御览。书成,高宗读了之后赞扬该书“深得圣人之旨”。后来,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经文定本,影响很大。

 

胡氏《春秋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得到高度的认可。上面引文中所述朱震要侍讲此经,请求拜读胡安国《春秋传》,已可看出学者们对此书的推崇。稍后的朱熹在谈到胡安国《春秋传》时说:

 

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

 

又,朱熹曾转述他的老师李侗的话,说:

 

李先生言:“罗仲素《春秋说》,不及文定。盖文定才大,设张罗落者大。”

 

罗仲素即李侗的老师罗从彦,李侗认为胡安国的《春秋传》比罗从彦的《春秋说》好,这是客观的态度。朱熹尽管认为胡安国说得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也从总体上肯定胡氏《春秋传》超越了前人,而且所说“尽是正理”。

 

朱熹在当时就看出胡安国《春秋传》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又非常肯定胡安国所说道理的正确性,这一点正是胡氏《春秋传》的特点,而这个特点的基础就是胡安国有感于金人入侵,华夷冲突的社会现实。

 

胡安国在其所著《春秋传》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所谓“春秋大义”,原因就是胡安国“感激时事”,深恐中华礼义文化遭到“夷狄”的毁灭。“华”即中原华夏民族,“夷”在这里是指域外的非华夏族。胡安国认为,《春秋》这部经书的主旨就是“华夷之辨”:

 

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旨。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乎华夷之辨矣。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

 

既然“华夷之辨”是《春秋》的主旨,那么,“华”和“夷”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胡安国继承以前说经者的传统观念,首先从地域上来区分“华”和“夷”。他说:

 

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道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在这里,胡安国把“中国”与“夷狄”的关系类比于“君子”与“小人”,并从地域和亲疏程度上宣称要“内中国而外四夷”,这实际上是胡安国对公羊家说《春秋》观点的承袭,显得浅薄而片面。

 

然而,胡安国说《春秋》“华夷之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旨,即文化保护和文化复兴。在胡安国看来,华夏之所以比“夷狄”优越,不是表现在人种和地域上,而是表现在文化上,而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有以君臣、父子等礼义纲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体系。他说:

 

《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

 

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尔。

 

中国之为中国,以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

 

很明确,在胡安国看来,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就是因为有君臣、父子这些纲常伦理规范,这样才会上下有序,社会和谐,这是华夏之贵、之高。而所谓的“夷狄”,其文化则是较下等的。所以君子谨于“华夷之辨”,其目的就是要保护高等的华夏文化不被低等的“夷狄”所毁灭,保护华夏民族的纲常伦理不被“夷狄”所乱。

 

因此,胡安国认为《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孔子删述此书也不仅仅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复兴华夏礼义文化。胡安国说: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金兵入侵,中原沦丧,国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来已久的佛老之学猖獗,胡安国“感激时事”,在“斯文将丧”的民族文化危机时刻而研治《春秋》,创办书院,聚徒讲学,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后继有人,不至丧灭于“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国的这种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他的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注:本文系作者在“首届隐山论坛——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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