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塘微澜(陈绍炎)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0-04-15 08:00:00
标签:
 
作者:陈绍炎
 
楔子
 
普通老百姓,芸芸众生,个人甚至家庭、家族的穷通得失、悲欢离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全部人生;但对于世界和历史,不啻纤尘,毫无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毁灭可以是一个悲剧,但在彼“非人”眼里,即使死百千万亿,不过是一串数字。记得一个电影镜头:希特勒口沫横飞之间,一伸手把眼前的地球仪拨的滴溜溜转,那个球上的生灵的遭遇,不是可以想见,而是历史已经作了证明。然而,战火终于熄灭,人类继续生存,彼希特勒“而今安在哉”?
 
我不曾直接遭受过德国法西斯的暴虐,却经历过日本法西斯的侵害,我唱过“卢沟桥,二次动刀枪。抢占了黄河北,又占我扬子江。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哪一个见了不心伤,咿呀嗬嗨!”所以我曾“少小存心打日本”。还没等我长大,日本就投降了。赫章县城大操场汇集全县十六条龙灯,欢庆胜利。那个场面之壮观,民情之激昂,不说绝后,确实空前。所以,我一直憎恨日本皇军,从而卑视甚至敌视称道日本皇太君(即皇军)的家伙。
 
鼎革之际,年仅弱冠。参加小学教师培训,从事教育工作,最初那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志学前后》里。那是应邀之作,囿于编者所限字数,实在挂一漏万,简略得很。然而既已写成而且印行,也无可奈何了。该文写到一九五六年任教于赫章中学。现在就从那一年续起罢。
 
 
 
一九五六年元月十日,我满怀信心地决定与十五岁时由母亲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事实是已经分居了两个整年,根据是《婚姻法》:“男女一方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时,准予离婚。”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此时此地的法律是不作数的,这是一起依法提出的离婚案,引起许多纠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元月十四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对他们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兴高采烈,精神振奋,希望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做出贡献。我这样的准知识分子,也私自制定了个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内容早已忘记,不外是做好本职工作,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等。二月,由肖清祥接任铅丰小学校长,调我到教育科筹建教研组,任组长。调区小学校长徐仁芳、白果小学教导主任胡谦昌和刘宗道老师的夫人杨莲春为组员。
 
去年年底,我、袁桂荣、王永寿三人组成的视导组,已对四、五、六区中心小学和葛布民族小学进行视导检查。今年上半年,拟跑遍其余各区中心小学和矿山、兴发两所民族小学。根据李登峰县长指示,新任一小校长是农会出身的党员干部,不大懂学校教育,要教研组帮助他搞好开学工作。视导工作的常规是听取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的工作汇报,检查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行事历等文字资料,检查教师学期教学计划、课时计划(教案)、班主任工作计划、学生作业,分别组织教师和学生座谈或个别交谈,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征得同意之后,召开教职工大会作出视导总结。在一小的视导总结,是集体讨论之后请刘老师在会上作报告。
 
第二站是三区铅丰小学校。这是我的老窝,肖清祥新从可乐调来当校长,他也才离开一年,一切还按老规程办。我向朋友说了李县长不同意我报考大学的事。她很难过,甚至流了泪,说她的几个要好的同学,男朋友都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个初中生……,于是我决定报考。视导组经过矿山民族小学,到窝皮寸兴发小学(二区中心小学),我给组织部长周玉启打电话,说我要报考大学,他同意了。在窝皮寸,我告诉鄢道明,毕节师范将办一个专招在职教师的中师班,问他愿不愿意去学习。他很乐意,我就给科里打电话,给他个名额。中心校的校长徐广纯,是我表哥,一九五四年我从兴发小学调铅丰小学,他由教导主任升任校长。
 
广纯长我六七岁,一九四四年他以赫章县政府勤杂人员身份参加青年军,其时我还在水塘中心小学上五年级。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县小学教师照例在城关一小集中学习,除了时事政治之外,主要学习《防疫简要读本》和有关教学业务的一些文件。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各百多人。编为两个分队,一个中队,我任中队长,成立学委会,我任主任。在正式学习之前,我们都到了城关。一天我同几位女教师站在一起,看见广纯走进一小办公室。我问一小教师孙月华:“那人是谁?”孙答:“部队复员的,大概想找工作。来过几次了。”我说:“他是我表哥,但他认不得我。”孙说:“那你不帮他点忙?”我说:“再说吧。”第二天,我和七区小学校长彭德宏走到中街,广纯从鄢家巷边石坎上跳下来同德宏握手。德宏说:“我介绍一下,这是二区的陈校长。”我说:“陈绍炎。”广纯参军之时,我还不曾叫这个名字,他问:“陈校长家是哪里?”我说:“在西屯。我们是老表。”他大悟,说:“我三爹家。”谈到他找工作,我建议他到区政府去写个介绍信过来,县里正需要教师。
 
正式报到,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分册登记,以便于安排住宿和编学习组、桌次。前者交生活费,后者因无工资,按大灶标准报销。小学教师黄大堃,黔西人,上过一年高中,从专区师训班毕业分配来赫章一小,为人阴阳怪气,一脸奸笑。他填报到册其中两项:职务:教师儿,是否党团员:不一定。经办人给我看,我觉得此人刁顽,置之不理。一次我对孙月华说:“你们那位师训班同学太无聊。”告以彼填表的事,月华说:“还有更无聊的哩。”从荷包里掏出一纸递给我,上面的字是:“孙老师:我给你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没有什么,我也就没有什么了。”最后是签名。细谈才知道,孙是结了婚的,黄也有老婆儿子。间或碰上闲谈,黄对我总有几句奉承话,什么中流砥柱啦、甚至英名领导啦,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总以为并非真心,意在嘲讽。一天中午饭前集合,我正通知一些事项,黄站在队伍中喊“中队长!”声音不大,我本已听见,但不予理睬,各自讲话,他恼羞成怒,说:“儿喽,说话都要敷水。”我也动了气,吼他:“黄大堃,你充哪个的儿?”并上前指问,队伍立即混乱,人们围上来劝阻。争吵虽无粗话,却也激烈。袁桂荣时为一小校长,站出来高声指责黄无理取闹,往后,这事就被说是水塘派派性的表现。学习结束后,我们建议从民办教师队伍中选拔徐广纯和郭长炯二位为公办教师,因为他俩的才能,在公办教师队伍中都不可多得。教育科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徐同我到二区窝皮寸小学,郭同徐仁芳到五区恒底小学。第二年两人都升任教导主任。
 
结束二区的视导工作,就到八区。八区中心校在胜陶乡即野马川,校长袁桂荣,是一九五四年春季从城关小学校长任上调过来的。桂荣长我十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其叔袁月恒老先生任校长,桂荣曾给我们上过几天课。我高小毕业后考入毕节弘毅中学,又在这里和他同学,而且和他同在一处搭伙。他曾在赫章县政府任过科员之类,一九五○年参加过农会工作,后转入教师队伍,一九五二年任一小校长。他有学问,有为人处世的经验,工作认真,学校管理有条不紊。个性刚直,我们两人都有这个缺点,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桂荣喜篮球,当时风气,每天下午有机关之间的篮球赛。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期间,也组成个球队,队名鲁迅,推我为队长,每天约县机关球队赛球。一天,团县委书记周光宗约我去他的办公室,给看一件省团委转来的匿名信,说:“陈绍炎在赫章组织篮球队以鲁迅为队名,是对鲁迅的大不敬。”我说:“这有什么,苏联就有高尔基球队、保尔球队。”周说:“苏联是苏联,国情不同。他们那里,孙子可以和爷爷用一个名字。中国不行,中国讲究避讳。你给改了吧,免得逗狗叫。”这句话好听,又在理。我同桂荣商量怎么改,他提议改为“赫章教工。”我说:“改墨特,因为赫章原名墨特川”。最后就定了“墨特”,男女队员都制了球衣,印上袁写的“墨特”两字。
 
六月初到水塘小学。水塘乡是民国时期全县十六个乡镇之一。城关叫金钟镇,一九五○年合并划为第一区。全县八个区,八所中心小学,三所民族小学。因其地人烟较稠,所以水塘小学论规模,论教学质量都属于中心小学之列。此时校长是郭应康。
 
郭应康,水塘乡人,长我九岁。读过威宁简易师范。一九四五年我们高小毕业时的数学教师。当年他插班读毕节师范二年级,比他的学生高一级。一九四九年读完中师二年级,回来任水塘中心小学校长。一九五一年参加小教班学习之后,任城关一小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次年其家庭被划为地主,调四区可乐小学。其后调回城关一小当主任,再调水塘任校长。资格虽老,能力却不太强,好开玩笑,却心胸狭窄,对学生严格,有时不免粗暴,教学业务,主要由其族叔教导主任郭长炯负责。本来,各中心小学负责人都是县政府选拔任用的,论资历才能也是一时之选。但陆续分配来一些科班出身的中师生和调来的更有学历的人,这些领导人就有些不孚众望了,其时区里无人分管教育,全区学务统由中心校长管理。位虽不高而权重,不免有人羡而且嫉。
 
结束了水塘小学的视导工作。我和袁桂荣、周修仁、刘永芬、郭琼华十来个人一道,乘货车到毕节,在那里复习一个月,准备参加高考。七月十五日上午考语文,专区教育科长到考场巡视,下午考完地理,他就派人把我叫去,说把我撤了,不要考了,让我就去教中学,并且派我立即到贵阳参加教育厅举办的北京语音训练班学习。当时的革命纪律是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我于是当了赫中的语文教师。张科长认识我,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的毕节专区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我作为赫章县教育界代表出席。其后他赴威宁和石门坎,两次到铅丰小学视察,并指导工作,同我有较多的交谈。
 
我们民族素有尊师传统。县委书记刘大嵩告诉我,在他们山东老家,教师很受尊敬,哪家有红白大事,总是请老师坐上席。在赫章其实也是如此。我在毕节读书的时候,私心以为中学校长比个县长还有地位,中学教师的道德学问文章和声望,一般乡镇长是不可比的。所以,我以严恭敬畏的心态对待这新的工作,力求不负领导厚望。学生是带出来的,最有效的“带”是教师的榜样。教书育人不只是灌输知识,知识也不是一桶水,可以想灌给谁就灌给谁。我任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我们班集体确实做到团结而勤奋。无论任何活动都走在前头。学生何镜全在铅丰小学时我把它超升一级,到中学后还想跳级,每夜十二点关灯之后,自备蜡烛在教室里用功。有老师起夜多次发现,反映给主持工作的刘主任,刘主任叫我劝他不要这样玩命。这样的思想工作,没有几个班主任做过吧。可惜他读到初二就回山东老家了。姜寿南(后改江枫)后来真跳了级,提前一年毕业。
 
寒冬的一个中午,几个女生到我宿舍,围着火盆烤火。我在一边伏案读书,听到她们嘻嘻的笑,我问什么事?谁也不说话,你望我我望你地笑。我再问到底什么事,一位递过来一个信封。我一看明白了,是未拆的邮件,寄自人民银行,无疑是所谓的求爱信。我说:“给我做什么,我不看,人家寄给你,你怎么处理是你的权利。”她说:“你叫我们不谈这些,我们就交给你。”我说:“我叫你们不谈,是现在你们还没得资格谈,你们的嘴还搭在爹妈的碗边哩。将来出息了,有成就了,不但要谈,而且要挑选个更好的。”她问:“这信怎么办?”我说:“你不谈是你的权利,人家追求你也是人家的自由,不必报告领导,不要害人家。”她问:“这信呢?”我说:“看也行,烧也行,你自己处理。”她把信丢在火红的木炭上烧了。我说不害人家是有来由的。五区区委书记陈某人给党员学生王秀云写了封恋爱信,王交给了组织,陈遭到县委书记刘大嵩的当众斥责:“学校是培养建设人才的,不是给你培养老婆的!”
 
因为同学生年龄悬殊不大,所以很能谈知心话。刘宗道老师表扬说:“小陈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信任他,什么话都和他讲。”
 
 
一九五七年元月至二月,毕节专区九个县(含水城县)的中学教师(少数民族教师除外)集中在毕节中学(今毕节卫校)肃反学习。通过听报告、学文件,个人检查交代,群众帮助,最后认定了九个历史反革命,戏称“九大行星”。这期间,赫中负责人刘宗道主任、织金中学校长——我在弘毅中学上初三时的班主任未婚的刘贻祯先生、织中的教导主任(已忘记他的姓名)、一位教美术的姓何的未婚女教师、我和王道卫多有聚会,两位主任想当红娘,我是两位刘先生的学生,沾光恭陪末座。专区张承业科长也参与过。一次席上张科长问我:“赫章有个鄢道明,你认识不?”我说:“认识。就是我大姐的儿子。”问:“他是怎么开除学籍的?”我说了:他进入毕师从在职教师中招的中师班,由于学员文化程度悬殊过大,教师为了照顾多数,所以要求太低,学不到东西,他给我写信要求退学,我不同意,他没回来。宗道先生也知道此事,叫我劝他安心,利用机会自学。但他不安心,连续来信。我虽是他亲舅父,却只长他两岁,觉得不好过分管人,就回信说你自己拿主张吧。他就跑回赫章。随后学校相继通知开除团籍、取消学籍,他失业了才向各级领导写信。张说:“回去给丁应芳讲,给他安排工作算了。小年轻人嘛。”我回来后向丁转达了张科长的话,丁满口答应。而实际上他又打电话问了张科长,才照办的。学习结束,因错捕入狱的张五灿老师要求到赫章,我们同车回来。
 
三月,从报上知道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不曾得见全文。接着是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赫章县委也开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但不准作记录。宋福均老师听了传达,赞颂毛主席的双百方针“高瞻远瞩、博大精深。”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不知从哪里得到个小册子,印上毛泽东的《报告》和康生的阐释性的讲话,康生说:谁倒霉,我就同情谁。(大意如此。)我视为宝贝,反复研读。才过两个月,形势急转直下。六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报告》正式发表,话就不那么说了,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六条标准”。原来,这是预谋,深信不疑的人全上当了。但我颇庆幸,我不曾攻击过党,因为我不曾受过歧视,在许多人眼里,我是破格重用的,还以我作为攻击县委(其实与县委无关)的借口;我也不曾攻击过党的政策,我对农业、农民和农村也从未留心,一无所知。
 
暑期,按教育厅的通知,学校派我到贵阳学习。由共产党整风一变而为共产党打击异己的反右运动,已是轰轰烈烈。通街是大幅宣传标语,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储安平等人的丑化“模特儿”,储的舌头吊出尺多长,上书“党天下”。看的人毛骨悚然。一天,街上见到邮局次日下午五点出售《收获》创刊号的广告,大喜,早在赫章就从报上见到《收获》创刊的消息,即到邮局预顶,说未得征订通知。这是多好的机会。我提前赶去,才三点半,排在第五,买回来爱不释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艾芜《百炼成钢》、康濯农村题材的小说主人公叫申玉枝,老舍《茶馆》连续读下去……。
 
没学几天,突然宣布解散,各自回县参加反右运动。我们毕节专区的几位一起买了车票,天不亮就摸黑上车。车上还有个小集体,是卫校毕业的青年男女,嘻哈打笑,旁若无人,真令人厌恶,甚至有人取出二胡“杀鸡杀鸭”地刺耳欲聋。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客车突然“抛锚”,驾驶员自行检修。毕节县燕子口中学的叶祖耀老师取下他囊中的二胡,奏一曲《二泉映月》,再一曲《空山鸟语》,前者悠扬婉转,后者欢畅清脆,给“杀鸡杀鸭”的喧嚣画了个休止符,这耳朵才得安宁。
 
赫章搞政治运动从来不会落后,这时已揪出几个人来批判,陈彦伍、黄槐等,主要罪名是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一个北方老干部批判黄槐:“黄槐就是黄木鬼,是鬼不是人,讲的是鬼话。他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我们说是搞好了!”农业合作化好不好,我一点不知情,说不上来。但这样的批判,使我想起一句话骂倒马克思:什么马克思牛克思!
 
十二月,赫章县小学提前放假,教师都集中到县,食宿于城关一小,开展反右运动。起初,有几个老师还来我这里小叙,往后就没人来了,风言风语也飞遍全城。就说赫章教育界有个小集团,主要成员都是水塘人,而且以我为首,不但把持赫章教育界,还有政治野心。这之前,税务局股长孟庆仁调教育局任副局长,不到两个月,被打为右派,经不住批判斗争,乘夜跑到后河边,挂在一株柳树上,“畏罪自杀”了。形势之严峻恐怖,可见一斑。赫中遵照地区颁发的校历,继续上课。有些学生跑到一小看大字报,回来告诉我,一听之下真叫人生气、忿怒……思来想去,也就坦然,随他去吧。
 
县委组织部长张广德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你的大字报多得很,揭下来让你挑你也挑不动。你不要去看。”我问:“为什么不能看呢?”张说:“老实告诉你,群众意见也不一定都符合事实。你的脾气不好,如果有不符合事实的,你有什么表现,人家更忿恨了。你不要去看。什么问题需要你检查,我们会告诉你。”我感谢这种关怀,心情平静多了。
 
学生告诉我大字报的一些内容。有人批我作风腐化,另一个指责他避重就轻,不抓要害。肖某某大字报标题:“向陈绍炎开火”,另几个人的标题“肖某某是陈绍炎的头号走狗”。有人画了一张《水塘派联系图》,总部注明“赫章中学陈绍炎”,分支机构有“教育局丁应芳”及几所中心小学的校长、主任。学生还以为是我们的秘密被检查出来的,当然不是。可叹这位先生“机关算尽太聪明”,立功心切欠考虑,给总部和支部各安插了一面旗,居然是红旗而不是黑旗或X色旗,犯了忌讳,被人指为替水塘派歌功颂德,揪了出来,连带他在旧政权下的黑色历史,成了历史反革命,判处劳改。
 
有人就“墨特”队名分析批判,说:“墨指墨索里尼,特指希特勒。陈绍炎要建立法西斯王国。”罪名大的吓人。因为太离谱,也太无知,反倒不觉得可怕。十五年后我见到县革委给郭应刚的处分决定,说郭是墨特学会成员,长期为陈绍炎效劳。
 
我姐的儿子鄢道明重新安排工作了,当然参加运动,写了大字报《我的舅舅陈绍炎》,我十五岁娶的那个老婆刘朝德,已经分居不往来三年多。有人帮她代笔写了大字报,揭批“陈绍炎和牛永芬。”本来都是姓刘,却硬编人家姓牛,以示侮辱。致使我母亲伤心地说:“这样的亲戚,不认了。这样的媳妇,早点离掉好。”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三日,一早起来,天气黑沉沉的。天穹像一口大锅,劈天罩下来,一头搭在太和山顶,一头搭在青山锦屏岩。黄泥坡的文风塔,半截戳进天里头。这样的天气持续好些日子了:不见风霜雨雪,干冷干冷,阴沉阴沉,一派荒芜,死样脱气。除开学生,无论遇到谁,都躲避我,或者掉过头或者顺着眼,总之不看我,自然也就无从搭腔。午饭时,段兴燡通知:“老师们,吃饭后立即到县府大礼堂开会。”
 
我当然知趣,独自走进大礼堂:密密麻麻已坐满了人。我插进几个陌生人中间,落座时,余万奎从后排伸手来示意借我手里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自己却失去了掩饰的东西,目不斜视,木然瞧着主席台上的画像。几个头头脑脑,仿佛都有一副骄矜之气、踌躇之志。
 
通常,这种集会,秩序总不会好。女人编毛衣,男人抽香烟,又都叽叽咕咕,嘈杂不断。今天大不相同,人多而挤,热而不闹,鸦雀无声,死样的寂静。刘文汉主持大会,说:“人都到齐了,下面请刘政委讲话。”县委书记刘大嵩是最早到赫章的领导干部之一,人们一直称呼他刘政委。
 
刘大嵩武高武大,虎臂熊腰,走到前台正中,大声宣布:“赫章教育界有没有个水塘派,辩论了几十天。今天大家和陈绍炎辩论。”并且指着我说:“陈绍炎,你上来。”下面一片吼声“叫他上来。”
 
我不曾也不敢“上来”,只是前去,走到台前,掉转身来,屁股对着台上,面对群众“我说、我说”的狂叫。
 
听着人们的揭发批判,我想到是要作检讨的,掉脸问:“可以作记录吗?”刘大嵩答:“可以。”我从荷包里掏出铅笔和笔记薄,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几个字一条的记录。刘大嵩插一句:“刘文汉,拿个椅子叫他坐下记。”刘文汉推给我一把藤椅。
 
发言的人们义愤填膺,一个比一个高声,一个比一个激动,但我的耳朵一直听着,手也不曾麻木。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记不准有几个人发言,到刘文汉宣布会议暂停,叫我先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从政府后院篮球场边土墙门洞出来往赫中走,突听背后有脚步声,掉脸仔细辨认,是段兴燡。我明白,他是奉命监视我的。怕我学孟庆仁的样。不是谁仁慈同情我这条小命,是怕这个反革命大案定不了,他们立不了功,升不了官。
 
走到宿舍,发现房门已经装潢一番,白纸黑字的楹联:“反动分子企图资本主义再生;水塘集团妄想封建王朝复辟。”横批:“反动透顶。”不用问,是何斌的手笔,撰句者是谁,就猜不准了。也许是集体创作吧。对于这样天字顶级的称颂,我是不敢承受的。其实他们也明白,陈绍炎不会有这么大的野心。连他们自身在那里尽心效忠,拼命效力,也不过期望一个副局长光宗耀祖。无非是陈绍炎的罪越大,他们的功也就越高。梁兴顺在韭菜坪因一屋子癞蛤蟆而扯旗造反,只是砸门牌、砍电杆、种洋烟,不过几百乌合之众,闹了几天,不曾抢物扰民。被周西成活捉后,周缝龙袍给他穿上照相,称他梁大王,同是一种伎俩。“妄想企图”云云,不过是加诸我身的“龙袍”而已。好笑的是,当天气齁齁的几位勇士,三个月后,我们又一同在平山林场监督劳动。这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吧。阿弥陀佛!
 
第二天刘大嵩和刚从省里调来加强领导的县委副书记姜毓萱,带着一个抱文件夹作记录的张邦君来到我宿舍,刘说:“情况已经明朗化,水塘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袁桂荣、彭德宏、徐广纯都是国民党员,骨干分子,原本是公开的敌人,暗藏下来的。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没有历史问题,一直受到重用,相信不会反党。不过,你和他们搅在一起,真要拉开阵线,明火执仗的时候,你怎么办?站在那一边?”我说:“我工作中有缺点,生活上有错误,我认真检讨,我愿意接受处分。”姜说:“生活作风的问题,都是小事,一律不讲。关键是政治问题,争夺政权问题。”我说:“我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我从来不曾反对过党,连想都不敢想。”刘说:“这个我们相信,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个人主义,这是万恶之源。发展下去就会闹独立,搞小集团,同党对立。”这话,我是相信的,表示愿意作深刻的反省,检查交代;但我确实没有反党意图。姜说:“你要深挖思想根源,深挖这种思想发展下去的严重危害性。他们几个与你不同,他们是有野心的,有行动的,你知道的要全部揭发,不得包庇隐瞒。你即使不说,他们也会包不住要说的,那样,你就被动了。”刘说:“党的政策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们相信你会正确选择的。”我说:“我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深感痛悔,一定深刻反省,认真检讨。”姜说:“那好,从今天起你就什么也不做,写好你的检查。”
 
从这天起,每天都有一名常委到我这里来,看我已写出来的书面检查。从中提一些问题深入追究,联系引申,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某些言行的危害性。也就是思想批评从严。不管来的是刘、姜或张广德、周玉启,都有张邦君抱着个文件夹跟随,有时也动笔记点什么,却从不发言。
 
从这天起,我虽然仍享受着教师食堂的饭菜,但不能上桌,由掌勺人单独给我盛汤、菜,各自盛饭,单独进食。不是我有了什么传染病,而是成了敌人,打入底层,被人家专政了,虽然没有经过什么起诉,更说不上定谳。
 
元月二十九日,学校派人通知,叫我带上检查到县委去。几个常委端坐一屋,命我读检查,读完后有人说了话,总之是通过了。叫我等候通知,在大会作检查。这回算松了一口气,似乎我这个圆圈,比阿Q画的要圆一些。
 
一九五八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七点,在赫章县政府大礼堂庄严的主席台上,刘大嵩宣布我作检查。我站在台上主席的位置,向暌违了七天的干部和教师们宣读了我的检查。宣读完毕,刘大嵩讲话,我记得这么几句:“陈绍炎的检查是县委通过的,以后他还要继续检查,交代问题。从他的身上,你们要吸取教训。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有点小聪明,有点工作能力。他曾经八次申请入党,县委委员们大都同意了,我不同意,我说他不成熟,有个好党员带着,他是个好干部;让他负责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他就要闹独立王国,最后走到反党。”他还点名批评某人老奸巨猾,居然称陈绍炎英明领导。“老实说,陈绍炎是你们这些人捧坏的……”没等他说完,我就被带回学校。
 
事后听说,有人私下议论,这家伙不简单,要不揪出来,不晓得他会干出什么来。廿三日批斗我,廿四日就把袁桂荣、彭德宏、郭应康等揪出来批斗。事后得知:三十日我检查交代,三十一日,毛泽东命令撤销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交通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他们定然也写过检查,不知检查的深刻否。
 
 
教师队伍里开展许多场次批斗会,我未得躬逢其盛。往后听说,这些被斗者,有的前几天还是批斗人的炮手。所谓批斗,内容有的真实,但更多虚构,这从二十年后的改正可知。当时则一概列为罪行。被批斗者除被侮辱外,被罚站,被推搡。一个跛子还给彭德宏一记耳光。没过几天,他作为坏分子被清除,早已湮灭无闻。我也不愿提他那个名字,虽然我脑海里还显现出他在面前一跛一拐,躬身不迭的形象。
 
我倒好。赫中教师不多,在饭厅里烧几炉火,分别围坐;给一条凳,让我坐在炉边,手执笔和本子,记录我认为应记的东西。中学教师,毕竟高一个层次,批判也算尖锐,却没有粗鲁言语。抑或因为我是头目,上边有所交代,也未可知。每天批判会时间不长;记不确切,次数也不多。
 
三月,小学开学了。开除的坏分子回农村劳动,教师都回校上课。右派们降了工资,留在县城。每天到大沟边抬石头,这是劳动改造的热身。我也不能特殊,被指派为工地筛石灰。活路不重,却脏,特别是风吹灰起,呛得人难受。我这回算知道劳动人民的伟大(承受力)了。
 
中学开学,张永来当校长,此公江西人,从军区下来,虽为知识分子,却是军人性格。身为党员,政治上自信;与我无任何牵连,不避嫌疑。公馀有暇,也可能忙里偷闲,敢同我聊天。一次疲倦了,在我的床上倒头便睡。他叫我管卫生室,不过给学生发点指名要的药物。他创《赫中校刊》,要我当编辑,刻蜡纸、油印,一人包办。开校运会要我为他写开幕词;为《校刊》写报道、写小诗。学生熊庆仙长跑中摔倒,我带学生用担架抬到医院。他说他将向县委建议让我留校监督劳动。可能也说过,但绝对办不到。五月间,我被送到新筹办的平山林场,原来教育系统的右派们都在这里,恰似旧书上画的“无常”的高帽上所写“你也来了!”
 
名为林场,既未确定所辖地域,也未组建领导机构。调一位生产大队长来管这群右派,也招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这位颜队长个头矮,驼背,视力也不大好,为人忠厚,动作迟缓,说话轻言慢语,非常和气。成天带我们上山 “砍山”。平山堡周遭的山林,都是灌木丛,中有柞树,可以养蚕,为建柞蚕厂,必先砍除柞树之外的一切树棵。每人镰刀一把,清晨八点从住地财神庙出发,走到工地,稍事休息,大伙动手砍山,就派人回住地挑饭菜。带孩子的两位女右派留守做饭,单身女性也上山。先是颜队长命令作息,倒也不累。过后县里派来书记和厂长,也曾亲自上山视察,然后确定新招的一位工人任记分员,每天收工时丈量各人砍山面积,以考勤绩。
 
我那天到场已过午,袁桂荣独留庙内,为场部写材料。我新来乍到,搭铺铺床,进进出出,发现住寺庙厢房一间小屋的一个少妇,著一身红,放肆地瞅我。我悄悄问袁其人为谁,袁说:“你不认识?亲戚哩。”我问:“什么亲戚?”袁说:“老七的大嫂。”明白了。所谓老七,是已经调离赫章的一位毕节籍的女教师。
 
一天,母亲使从弟仁军背一支猪腿送来,我就到厢房这家借一付碗筷。进门向家主老太太喊:“伯娘,跟你家借一付碗筷。”老人满面堆笑,掉头向碗柜里拿碗。红衣人叫她三四岁的儿子:“小华,起来让姑爹坐。”我说:“不要开玩笑吧。”她说:“开玩笑?还怕是冤枉你的。我们到赫章去看过你。”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你大忙人嘛。你的相片我家多得很。”老太太笑着递给我碗筷,我接到手就出门。不几天,她也进了场当上工人。在一起劳动,有说话的机会。她告诉我,五四年我到毕节开会,帮老七带信到家,信上就说是她的男朋友。但我一直没到家去,害的老人念叨:“这小伙怎么不来,开会真个太忙。”苍天在上,那时节,我不但没和她谈情说爱,连想都没想到她。世间好多事,真是弄不明白。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尚且说不清楚,何况上千年的历史,那么多人的言论行为。
 
林场招批工人,办个技术学校,抽几个右派上课,有我,也有刘永芬。过几天就不要我,我自然明白个中因由:一是不让我同刘继续交往;二是书记借此公报私仇。这位书记太粗,非仅指形体而言。他通过朋友,想让我给他介绍一位小学教师,偏偏人家已有朋友,我直言谢绝;况且我认为殊不般配。这下沦为奴隶,他鸣鞭示威了。所以,几乎每次训话,都要点我的名,也不忘提及刘永芬。在劳动上找不到纰漏,却因为几天没刮络腮胡而被斥责为对现实不满。
 
那本是度日如年的岁月,创痛都麻木了本就迟钝的记忆。一天,正在车浪附近砍山,突然通知紧急集合,立即返回街上场部。一路上谁也不敢交谈,心里却在打鼓:是不是美蒋武装入侵,是不是哪里发生反革命事件,抑或我们中哪一个将要被捕……,不知工人和学生们作何感想。右派,至少是我,心里一阵阵凄惶。胖书记站在高处发言,原来要大跃进,炼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
 
劳动任务大大加重是肯定的,没有惊险,不是政治上的腥风血雨,也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我还真有些激动:说是三年不种庄稼都有饭吃,这就稳了心;腾出手来炼钢铁,搞工业,强国强兵,跟老大哥并肩携手,美国鬼子何足道哉。这是多么豪迈的事业!正好在这大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基本的自我要求,劳动不能落后。俗话说:力气是个怪,今天用了明天在。年纪轻轻,正是使力的时候。
 
建高炉的第一步是选定地址,领导一句话定夺。其次是清除树棵,平整场地,修通道路。工作面宽,人手众多,一拥而上,进展迅速。主体工程是筑高炉,这就非壮劳力不可。打夯这种活,不是谁都能够胜任。炉体渐筑渐高,撮箕盛土递不上去;用绳子勾吊倒是办法,却赶不上趟;最方便的是抛土,每级站个强手,背对炉体,底层有人把土端到面前,抛者手捧撮箕使劲往头顶上抛,上一级的人接住就势往更上一级抛。速度之快,真令人目不暇接。谁要走神失手,就会造成损伤事故,追查下来,分析开去,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身强力壮,眼明手快,干的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率性脱光膀子,吼起号子,俨然是光荣的劳动者。我惭愧,从小四体不勤,无任何技艺,只能下苦力。高炉建成,背运矿石。那天偏偏下雨,虽不大,却不停。冒着微风细雨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也是一路欢声笑语。龙惠鹤一路山歌,声振林木,大出风头。本人穿胶鞋跑滑路而未闪失,也备受赞扬。累是很累,但肚子饱足。行李留在住处,炉房上没有睡觉的地方,什么时候歪着躺着,舒个懒腰眯下眼打个盹,肯定会有的,却印象全无了。直到领导叫我回场部,一算日子,才发现过了十四天。
 
林场要在雪窝碗厂附近建一个分厂,分派几个右派和几个工人,由场长率领先去安营扎寨,借住在老百姓屋里,自设食堂。徐正云她们几个女的做饭。我们的任务是平屋基、筑土墙,抬木料、割茅草晒在山上,待晒干后背回来苫房。集体出勤,劳而不苦,晚上还可以就着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看书。在这里不到一个月,通知我带上全部行李到赫章。我报告说有些衣服在平山,请假往取。这天正好星期,我托人叫来刘永芬到一户五保户家,告以情况并告别。我们共同认为:我是极右头目,没有历史问题,最重是劳动教养三年。都快一年了,再苦再磨,一咬牙就挺过,总有个出头之日。内心是沉痛的,却强作镇静,也不怨尤。这种心情,彼此相差不大吧。缠缠绵绵,时间不早,我非走不可了。刘说:“我送你一程。”我说:“你包了,周胖子正找茬呢。”她说:“不怕,死都死在一起。”我突然脸热心跳,自愧还不及女人有胆量,就说:“好,走吧。”我抱着一包衣服走,她紧凑在一侧,并肩走过平山堡小街,直走到水库坝上,走上松林小径,她才转身回去。都曾几度回首,却不曾流泪。有泪,也是往心里流的。吉人天相,居然没碰上一个认识的人。
 
 
第二天,背上行李到赫章,被放置在监狱的行政拘留室。过了一夜被送到毕节德沟。这里借民族语文学校校舍,集中了一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旧官僚、商人、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或嫌疑人……近百人,名义叫政训队。这才发现袁桂荣也在这里,还有我们上初中时的地理教师李南风先生。
 
这里离城不远,却偏僻荒凉。已经进入冬季,一天比一天冷。管理人员全为警察,一脸严肃,气氛紧张。我感到了问题严重。看来不单是右派问题,人家要拔高一档,作为反革命来落实了。自知没有反革命野心,更没有言行,但不可不慎重从事。偶然碰上袁桂荣,道路以目而已。十目所视,彼此心照。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平山和彭德宏一起被带走之后怎么又来这里,而彭德宏为什么不见。不敢搭话啊。
 
我所在的这个组,大都是毕节人,三个大方人,每天上午学习,就是读报纸社论,认识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然后结合实际,反省罪恶历史,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叫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的历史单纯些,从学校读书到学校教书,就这么两件事,从未参加过反动党团。说了几遍就滚瓜烂熟。不几天组长传达,要我作小组记录。这很好,专听别人的,信笔作记,力求准确完整。这当然不是难事,反而觉得平静轻松了许多。
因为年老体弱者居多,又不曾定下罪名,所以劳动不太重,进城背米,到黑泥坡挑碳(这要花一整天),挑试制水泥的羊肝石,都是各自尽力而为。不过也明白身份,不敢偷奸耍滑,似乎要用劳动的诚实证明交代的不虚假。所以,真是人人尽力而为的。有时候,也会有干部到组里来深入了解,或对某一人提出一些问题,态度虽然严肃,但并不凶恶。至于是否成为压力,只有各人心里明白了。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做过贼自然就会心虚,这说的是常人常性。
 
一天早餐时得知,一位队友夜间自缢身亡,这自然是当天的讨论题目。人人都发言,也是一个调子:党的政策英明,群众的眼睛雪亮,坦白交代才有出路,蒙混过不了关。自杀是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和人民对抗到底,死有余辜。最后免不了联系自己,做一番向党交心的表白。我记录大伙的发言,也给自家写了几句。心里的话是:死者太糊涂,你若有死罪,还让你活到今天?能活就活下来,留得青山在总会有柴烧;万一活不下去,也不可悄无声息的死掉。
 
傍晚,组长通知:我们组派一个人去看守死者尸体,另外还有一个人相伴。明天补瞌睡。我抢先报了名。另一组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半老者,现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大概没什么文化。他来了也不多说话。坐个小凳子,背靠墙壁打盹,棉大衣从胸部盖到膝盖以下,不多会就打起呼噜。我坐在电灯下,读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死尸停放在屋中间的草席上,衣履完整,面部蒙一张白纸,无声无息,肯定不会起来逃跑。队领导只消叫人锁上门就得,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来守呢?在我,则是一个锻炼胆量的机会。漫漫长夜我也眯糊过吧。一个死人,两个活鬼,同在一间屋里过夜,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呀!好像高尔基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吧。
 
人为万物之灵,其实比笨猪“灵”不到哪里。农村宰年猪,通常是邻居两三家同一个日子,请一位屠夫,烧一锅开水,轮流作业。第一只猪杀翻在地,第二只猪吆到现场,等待开水的间歇,它在灶火和宰凳之间游来走去,悠然自得。毫无惊恐之意,更无逃避之心。待到锅里的水滚开,屠夫们揪住它的耳朵和尾巴,抓住后腿,将它连拖带提弄到宰凳上,它才敞开喉咙嚎叫……
 
论阳历,一九五八年即将结束。为了庆祝大跃进的丰硕成果,迎接新的更大的跃进,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新年元旦,队领导布置各组排练文艺节目,开个迎新晚会。所选节目,当然经过审查。参与排练的人们,晚上不参加学习讨论。这就使这所一直阴森沉寂的校园在夜晚有了丝竹之声,显现出一丝活气。桂荣参加了他们组的大合唱,所唱歌曲中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他站在后排,唱的很投入,很动情。我眼眶都热了,无可奈何啊!
 
晚会是热烈的,演出虽然平平,一直掌声不断。谁都明白,此时此地,政治是压倒一切的。在我个人,会后却增添了无限凄惶:万象更新了,我人呢?瞻念前途,心惊肉跳。更有白发红颜,何以依恃,我是天下不孝不义之人么?我流了泪,随后也睡着了。第二天元旦,放假休整。在校园内游来走去,一腔心事,不知道写在脸上没有。谁也不顾谁,谁也不问谁。
 
一九五九年元月二日上午,政训队紧急集合,出门发现,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肯定要拘捕人了。我想:会不会抓我呢?……全体鸦雀无声,当官的上台讲话,首先是宣传共产党的宽严政策,其次是斥责抗拒不交代不认罪的反革命分子,最后宣布对一些人进行处理,宣布逮捕十二个人。我记得印象清楚而深刻的是上面喊:“曹典谟。”下面应:“到!”应声站起来走到前面的是我们组的杜洪清,原来他是隐姓改名的反动军官。及至喊“袁桂荣”,袁桂荣站出来,紧咬牙关,面不改色,宣布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反动小集团水塘派头目之一……我的心蹦跳起来,下一个就是我啦。然而不是……
 
十二位遭逮捕法办,立即被戴上手铐,由武装警察带离现场。
 
然而我也逃不脱,被宣布为反动集团水塘派头目之一,极右分子,处以劳动教养。散会之后,收拾行李,被装上货车,押送到毕节的所谓“大监”(十二年前常常在大门口球场玩篮球的地方),住进了行政拘留室。晚上同犯人们一起看反特电影,至今连片名也记不起来。想起年迈的母亲她能想象我住在什么地方吗?想起命运相同的恋人,她在哪里呢?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我于是背诵全诗。我于是发现,背诗,是消除烦恼,分散心思,自我安慰的好办法。每有情况,我就背诗;环境纵然变化,积习一直未改,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
 
联系地址:贵州省赫章县老干局
刘孟转陈绍炎(收)  邮编:553200
QQ:525040582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