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仁者爱人与义以为上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07-02 2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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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仁者爱人与义以为上

作者:郭齐勇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学术讲演录》,刘续兵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九日庚寅

         耶稣2017年7月2日

 

讲座提要:解释儒家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内涵,指出“仁者爱人”的意思与仁者的生命境界,介绍几位现代民间仁者的风采,如白芳礼、张丽莉、桂希恩、吴天祥等人的事迹。本讲座又讲了“义以为上”的意思与“仁义”的合称与古今义士,并以信义兄弟孙东林等的事迹为例,阐发“仁义”的现代价值,特别是草根阶层的人的生活信念。

 

一、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五常”最重要的是“仁”“义”,尤其是“仁”。“仁”是中心的中心。


1、仁者爱人


孔子界定“仁”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用像人形的土俑木俑去陪葬都表示厌恶。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句是说,似尧舜这样的圣人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一个有仁德之人善于推己及人,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也在社会上站得住;自己上达了,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去通达起来。能近取譬,指能够从自己身边选择(人和事作为)榜样。仁之方,践履仁道的方法。

 

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悟别人,让别人自己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自己去通达。人们都可以从自身、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这是讲“仁”的内涵的“忠”的一面。

 

“仁”的内涵的另一面是“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中”,讲的是人的内心。孔子讲内在的“直”德,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反对巧言令色,虚伪佞媚。“忠”又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内心真诚的直德的不容已的发挥。“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

 2、仁德的生命意境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我们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仁里面。我们老汉口就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吗?

 

认识到“仁”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不管生活是穷困抑或安乐,都以“仁”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家将“仁”作为人生的目的。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考验。不仅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坎坷,也会遇到安乐,这是锻炼自己的心志、人格的机会。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这个意思。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君子也不接受。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即使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未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仁”有草根性。我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我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是解囊相助。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孔子与几位弟子交谈,孔子说,如果有人愿意用你们,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刚强果敢的子路抢着说,自己愿去治理一个有一千辆兵车那样规模不大的诸侯国,如果它处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外有强敌,内有灾荒,大约三年,我可以使该国生存下来,能让国民个个有勇气且懂方略。孔子听后,微微一笑;又问多才多艺的冉求,你有什么打算呢?冉求说,若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请我去治理,三年时间,我可以使人人富裕,至于礼乐制度文化方面的建设,则要另请高明。孔子接着问喜爱礼仪的公西华,你打算怎么样呢?公西华说,我不一定能拿得下来,但愿学习而已。宗庙祭祀活动,国与国间的外交盟会之事,我愿穿礼服戴礼帽,做个司仪。孔子问曾参的父亲曾点,你怎么样呢?曾点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说,我与他们三位不同。孔子说,没有关系,不过是各人说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点说:暮春三月,穿着春装,与五六个青年同学,六七个孩子,一道在沂水河边洗澡,又到祈雨的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路歌声,走回家来。孔子感叹说,“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的意境。孔子平日鼓励学生们积极到家国天下去从事管理工作,可在这特殊的场合,却认同曾点的情怀。这表明孔子儒家在入世的追求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儒家宗师孔子自强不息,努力奋斗,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孔子也自得其乐,随遇而安,他有从容气象,悠然胸次,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曾点深知夫子之志,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人人各遂其志。孔子的人生境界有其超越层面。


 3、现代仁者的风采

 

(1)蹬三轮的白芳礼老人

 

白芳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

 

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后来,白芳礼老人后来成立了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不知道的人以为白芳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

 

2001年,白芳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2)最美女教师:张丽莉

 

张丽莉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今年5月8日晚,正当该校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猛力冲向路边的学生,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她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被广大网友誉为“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常说:“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情,每一份爱,都需要我们以无私的付出去维系,以真诚的沟通去经营,只要我们用心去关爱每个人,我们的世界就永远是充满阳光。”她的学生张旭很小就失去父亲,和重病缠身的妈妈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2009年,张丽莉接手张旭所在班工作,听说张旭的遭遇后,从自己每月不足1000元的微薄工资中,拿出100元资助他。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细心的张丽莉每次都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把钱交给张旭。

 

在与学生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张丽莉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懂得爱。只要班级的孩子生病住院,张丽莉都要到医院去探望,并在下班后抽出时间照料。她还会组织同学集体去医院探望,每个同学只需送上一个水果,上面贴上对患病同学的祝福语和心里话。用她的话说:虽然只是一个水果,但情义无价,它是一份同学的真情,一份真诚的关怀,我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每一名学生都懂得关心身边的朋友,关爱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真爱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灵。

 

(3)以仁爱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良知: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9年7月,桂希恩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河南省上蔡县政府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未获理睬。相反,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患者,来的路费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但是这种安排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平等的生命尊严,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那几天里,桂希恩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希恩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2004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市,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感谢和赞扬其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中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2009年12月1日,桂希恩教授应温总理之邀,一同在北京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就艾滋病防治现状座谈。2010年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谈到医生们的医疗作风时,他特别提到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桂希恩教授的事迹。温总理说:“其实我也受到医生们医疗作风的感染,我认识的医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非常想在在线访谈上宣传一下他。他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专家。他为了调查艾滋病的情况,走遍了祖国各地,甚至因为一些误解而受委屈。但就是这样一位医生,许多艾滋病病人把他当成朋友。”“我到他家去过,艾滋病病人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

 

(4)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

 

1944年出生,湖北钟祥人。曾被表彰为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曾52次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无数次为不相识的人慷慨解囊。

 

1990年11月,46岁的吴天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数年间,他接待上访群众万余次,处理问题近万个,积极为贫困户解难。为帮军属解决住房困难,曾骑着自行车在武昌与汉口之间跑了7趟;为了疏通一居民院的公厕和下水道的管道,跳进窨井清除障碍;为了资助有困难的群众,省吃俭用。

 

1998年初,吴天祥在汉口开会,看到一家馒头店生意不错,一打听是一位农民做的,便认真向这位农民请教,一口气买了150多个馒头扛回武昌,分给几十名下岗工人,鼓励大家:“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靠要,怕的是观念不变!”吴天祥还拿出1000多元钱帮助这些下岗工人开起了馒头店,仅此一项就安排了40多名下岗工人。武汉市五色织布厂是家特困企业,吴天祥要了该厂100名最困难职工的名单、住址,利用业余时间一一走访,提出下岗工人进社区的思路,并亲自在积玉桥街砖瓦巷社区试点,100名工人全部就业,进而向全社区推广。仅此一项举措,全区3000多名下岗工人走上了再就业的岗位。

 

吴天祥后来当上副区长,工作忙了,群众找他确实难了。面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吴天祥比谁都着急,上任不久,他便将家里的电话向全区几十万人公布,叮嘱家人,不论谁在家,群众打来的电话都得认真记录。吴天祥说:“联系群众不是做给领导看的,百姓找我,不方便怎么行?”如今,曾经得到吴天祥帮助的一个名叫石竹武的人,已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今年春节,他告诉记者:他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是等赚了钱为老吴建立扶贫基金;第二个愿望是积蓄资金,办一家敬老院;第三个愿望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让孩子长大了也像吴天祥那样做人。

 

吴天祥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名淡泊名利的人很不容易。他说:到我临终之前,“只要老百姓说:老吴一生清清白白,是名好党员,我就满足了。”

 

二、义以为上

 

“义”是“五常”之一。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仁是亲亲的扩大,义是敬长的扩大。他又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即是说,出言破坏礼义,这就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

 

1、应该与正义

 

仁、义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敬长”、“从兄”,表达了“义”含有“敬其所当敬”的意思,即行仁有一定的范围、等级、边界和分寸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每个人都有不应当做的事,把它扩充到所肯干的事上,不做一切不应当做的事,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即不偷窃)的心扩而充之,义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扩而充之,有惭忿之心,自己所有的言行都不会遭致别人的轻贱或贬斥,那无论到哪里都合于义了。在这里,“义”含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那同时也就是尊重自己,守住自己的本分。

 

“义”是对事情“应当”与否的判断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义”的主要含义是“公正”,是“应当”,是“正当”,是“正义”。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前引孟子所说“义”是人所当行的路等等,都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公正”、“正义”、“正当”的肯定。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义”。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然正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朱熹讲“义”是“行其所当行”(见《朱子语类》卷六)。综合起来说,“义”含有社会公正性与正义性、行为正当性的要求。特别在权益与义务、奉献与索取的矛盾中,作为做人标准、道德原则的“义”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力和利益,克己、正己,不获取不应当获取的东西,把道义、公正放在首位,行其所当行,处其所当处,以公正之心,行公正之事。当然,在专制主义的等级社会里,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也含有不逾越尊卑、贵贱等级份位等界限的含义。

 

“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合宜、得当的行为。在“应然”、“应当”的要求中,包含有克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家庭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等的内容,包括尽职尽责、尊老敬贤、爱幼护弱、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相互帮助、打抱不平等等。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义”在内心,是对是非善恶的正确果断的裁决,这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因此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行动,正直勇敢,是很高尚的道德行为。民间成语“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都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维护社会正义、公正的呼唤与褒奖。

 

2、义以为上

 

“义”所含有的“当然”、“应该”,不是功利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因而是无条件的。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发挥陈淳对“义”的“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的解释,十分精到。他说:“无条件底应该,就是所谓义。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所应该做底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若是有条件地,他虽作了他所应该做的事,但其行为亦只是合乎义底行为,不是义底行为。”[1]无条件地求社会的公利,别人的利,是义的行为的目的,义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必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孟子强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仁义已根于心,所行都由心之所出;不是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不把仁义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民间江湖“义气”更不能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义”同日而语,那是一种更低层次的哥们义气,在一定意义上是牺牲社会群体和他人的利益的,因而恰恰是不义的。

 

简略地说,义是应当,即无条件地做应当做的事。义又是合宜,即在某种情况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正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所说,行义的人,无所为而为,其行为不能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那么,义与利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必须排斥一切求利的行为吗?如果此利是公利,为公利的行为是否正当呢?在什么条件和范围内满足个人的私利,满足到什么程度,才是正当的呢?

 

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家并不排斥而是主张在道义指导下的义利之统一。孔子虽然不多谈利,但肯定人民的富庶,即人民之利。孔子也不反对获得私利,还支持他的弟子子贡经商赚钱。孔子只是希望人们面对利益,看它符不符合道义,再决定取舍。他提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原则。在取舍之际,他主张以义为标准,强调求之有道,对于不符合义的富贵,视之如浮云。

 

3、“仁义”的合称与古今义士

 

“仁”与“义”,字面上合称为“仁义”,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礼记·曲礼上》中也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但实际上,将“仁”与“义”的概念内涵并举在一起,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有了。

 

1993年,在我们湖北的荆门,出土了一大批原始儒家的竹简文物,这些资料表明:孔子及其后学所继承创造发挥的仁、义等观念,最迟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在我们荆楚大地流布和发挥影响了。例如竹简《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语丛》中又有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

 

原始儒家多次将“仁义”并举,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两者可以互补。这些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战国时的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仁义”的内涵,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孟子多次谈到“义”,“义”是无条件的道德原则,它是“应当”“当然”。孟子还强调仁义的内在性,他认为“性由心显”,肯定了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价值源自本心,“义”在内心就是对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荀子也极大地肯定了“仁义”,他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宋代以后,理学家又进一步阐发、推崇,“仁义”的内涵进一步得到深化,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仁义”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中的精义、内核。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践行“义”的品格的光辉典范人物。例如战国末期刺秦王的“荆轲”、椎击秦始皇的汉相张良、唐代安史之乱中散尽家财抗反贼的颜真卿、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南宋抗金爱国将领岳飞、誓死不将元的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清将领史可法、“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创立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等等。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仁义”等信念的感召。“仁义”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践行“仁义”的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三、“仁义”的现代价值

 

1、“信义”兄弟的意义

 

信义兄弟:湖北黄陂人孙水林、孙东林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的诚信之举深深打动了全中国的人。

 

信义兄弟的事例告诉我们,仁爱、信义等基本价值,今天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观念。它充分说明了,信义、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诚实守信,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2、草根民间的生活信念

 

仁、义、礼、智、信的相互制衡。例如仁与礼,仁为礼之内容,礼才不致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礼为仁之节度,以礼节仁,过其所爱曰侵。故仁爱、亲情,不是没有节制的。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儒家讲仁者安仁、居仁由义,居住在仁里,把仁作为最佳处(里、宅),即以仁为境界,行走在义的道路上。人人都走的路是大路。义是路,礼是门。我们汉口有地名叫“循礼门”。礼把仁与义的秩序、节度规定下来,而仁、义、礼、智、信之间有张力,君子人格的养成,正在此张力中实现。

 

从前面所讲的人物其及事迹可知,在我们的民间社会中,仍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遵守着“仁、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信念。

 

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本人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1968至1970年我在湖北天门县杨场公社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道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性的东西,其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家训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帐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大大地弘扬出来。比方说,老百姓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我觉得仁爱、忠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内蕴的价值启导出来。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吏治、加强廉政、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极具有草根性,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人不可以没有文化理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培养一代代人风,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同时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注释:


[1] 冯友兰:《新原道》,《贞元六书》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