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阳明精舍的现代“山长”

栏目:当代儒林
发布时间:2010-05-0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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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成都日报   2005-7-1 
 
     学者蒋庆在贵州王阳明500年前悟道的地方创办了“阳明精舍”,连同他参与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蒋庆成为全国范围内“国学热”中的代表人物。
 
采访手记
 
采访蒋庆让我颇费周折,他有时在深圳,有时在贵州他山上的书院。在等待了一个月以后,我得到了采访的机会。蒋庆2001年从大学提前退休,在贵州建起了“阳明精舍”,开始了一种传统儒者的生活。2004年,由他编写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起全国广泛讨论。同年,他邀请盛洪、陈明等著名学者来到古龙场银盘山上的阳明精舍,举行了一场题为“儒家的当代命运”的会讲。几位学者就当代儒学的近100个论题进行了闭门大讨论。
 
提起阳明书院的来历,蒋庆说,他曾因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到贵州的阳明洞(也即王阳明曾经讲学论道的“龙岗书院”)小住。夜晚,风清月朗,他披衣独步,体会“苔深文柏老,祠静野阶凉”的意境,立志弘扬儒学。几年后,他在阳明悟道的龙场镇购荒地数亩,修小屋数间,取名“阳明精舍”。
 
蒋庆这个名字和时下风起云涌的“国学热”密不可分。有人把以蒋庆为代表的一些主张复兴中国传统的人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采访中蒋庆欣然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说:“我就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批评者说他搞的是“文化蒙昧主义”,著名学者李泽厚评价这一文化现象时说:“以前是启蒙,现在是蒙启。”但显然,任何评价都不能影响蒋庆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蒋庆说,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大陆有400万儿童在读经。他认为目前的“国学热”是传统复兴的象征,也是传统复兴的第一步。
 
也许蒋庆还不算是走得最远的。在阳明精舍举行的讨论中,就有学者提出今后中国的官员应该考“四书五经”,还有学者提出全面恢复繁体字。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眼中,解决“礼崩乐坏”的方案事实上“古已有之”,那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义道德。
 
关于出现“国学热”的原因,蒋先生的回答充满自信。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感觉并不充分。很多人在应就此问题发言时却缺席了,而这些人常常是惯于发言也敢于发言的。在批评的一方,除了李泽厚谨慎的言论外,“火力”最猛烈的应该是著名学者袁伟时在《评<甲申文化宣言>》一文中的言论。但是遗憾的是,我没有看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此有全面的反驳。为此,我将继续向各界学者请教。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国学的热潮的确存在,并且需要引导。
 
个人简历
 
蒋庆,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翻译有《基督的人生观》、《自由与传统》、《当代政治神学文选》、《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儿童读经2004年的文化事件
 
作为“儿童读经运动”的大陆首倡者,蒋庆为世人所关注。他的名字和时下的“国学热”紧密相连。有人把以蒋庆为代表的一些主张复兴中国传统的人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采访中蒋庆欣然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说:“我就属于文化保守主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去年由蒋先生倡议的“儿童读经运动”发展到现在,在你看来处于什么状态?
 
蒋庆(以下简称“蒋”):实际上“儿童读经运动”也不是我发起的。现在很多媒体不太了解这个情况。最早发起这个运动的是王财贵先生。他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牟宗三大家都知道,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最早是王先生在台湾发起的这个运动,后来才影响到大陆。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慢慢发展成全华人地区的活动。包括大陆、台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都在开展这个活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运动吧。
 
而我主要做的工作啊,还是选编了一套(儿童读经的)教材。当然,你说我发动也好,说推动也好,那得看是从什么意义上讲。
 
记:应该说大陆的发起和推广,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蒋:是的,我一直在做推广。从学术上阐述读经的道理,在民间支持开展读经的活动,我都在做。只是说最先不是我发起的。
 
记:那么大陆这边的读经活动开展得怎么样呢?
 
蒋:一直在同步发展。这个势头,越来越大。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年九月要在北京搞一个儿童诵读经典的大会,由中华文化学院等很多单位来承办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
 
去年“儿童读经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学术界、民间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儿童读经运动”还是一个在民间慢慢推广的活动,但是通过去年的全国性大讨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民间的活动,而上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包括中国很有影响力的那些学术界朋友,也开始关注和讨论这个文化现象。甚至那些基本价值认同和我们很不一样的朋友,他们不仅关心,而且认同我们的做法。所以我认为去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读经活动也搞了六七年了,但是它始终是民间的活动,但是到2004年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了。
 
  也因为如此,不少媒体把2004年称为“中国文化年”。在2004年发生了四大事件。第一个就是“儿童读经”,第二个是在我的阳明精舍举行的学者会讲,第三个是“甲申文化宣言”,第四个是《原道》杂志成立十周年。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都和传统文化有关。
国学热确认我们的文化身份
 
2004年对于“儿童读经”的意义不同一般,因为之前民间的推广还是比较不自觉的,或者说还没有一个学理上的高度。
 
记:就是说,还是处于自发,而不是自觉的状态。
 
蒋:对,你说得很好。但是到去年,它成为自觉了。自觉的标志事件,我觉得就是我编写的那本读经教材引起的讨论。可以说中国学术界的各个流派都参加了讨论。民间学术中的三大流派,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左派,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三大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都参与了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儿童读经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民间活动,而达到了文化上的自觉了。说明它成了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记:讨论的结果是什么?蒋先生的看法呢?
 
蒋:虽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是赞同的声音是主流,是主导性的。刚才我讲的三大学术流派,文化保守主义不用说啦,我就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教材是我编的,没什么说的,文化保守主义这边的朋友全都是赞同支持的。不存在这个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他们自己都在做推广的工作。自由主义这边对读经也是支持的。比如说秋风、刘海波等。虽然他们内部有些差别,但是大的态度上基本上是支持读经的。以甘阳为代表的朋友也是支持读经的。反对读经的极少。我认为那些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
 
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倒回去50年是不可思议的。放在“五四”时期也是不可思议的。说实话,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记:刚才蒋先生讲的几个文化事件说明了这几年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国学热”。你怎么看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呢?
 
蒋:我认为所谓“国学热”是中国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到极端之后的反弹。走不下去啦,出现问题啦。这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哪派,大部分都是反传统文化的。走到现在走不下去,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自我,就没有文化的身份。我们现在来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或者人群,他们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的人。我们看西方人,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基督教。阿拉伯人的文化身份是伊斯兰教。印度人的文化身份是印度教。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很明显,在历史上我们的文化身份是儒家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是有文化身份的,是有文化自我的。或者说这个民族是有文化精神的,有民族精神的。但是这一百年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文化打倒了。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要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它不能是抽象的。没有民族的文化,根本谈不上民族精神。你想想,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可能寄托在基督教上去呀,也不可能体现在印度教上。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五千年的历史上是通过儒家文化或者说儒教来体现的。经过这一百年的打倒,出现了民族精神的空虚和虚无,文化身份就丧失了。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一种自我分裂。说简单点,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如何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打交道?这不可能嘛。
 
记:你觉得为什么会在今天兴起“国学热”呢?
 
蒋:说到“国学热”,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部分。这是因为刚才我讲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很多知识分子,慢慢感到这一百年来我们斩断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后果十分严重。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些经济成果解决不了我们的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精神问题。如果继续这样下去,50年100年后我们还是精神分裂的人。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才有了当下的“国学热”。大家开始回归传统,回归儒家文化。说通俗一点,这是要寻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之根。国学之所以成为“热”,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对寻根产生了兴趣,而不仅仅是学术界。即使那些对传统文化持保留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承认儒家文化具有资源价值。
 
不仅是民间,我们的政府也开始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你看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讲演就可以感受到。像温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里就称中国的传统人物为“先贤”,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要知道我们通常是称孔孟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如今的这种“先贤”的说法。这里已经有一种儒家的价值观体现了。
 
再有像“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平崛起”等等的提法,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价值的体现。这些概念在西方文化词汇中是找不到的。
 
记:我觉得“国学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可是国学在“热”之后需要成果来证明它的合理性。
 
蒋:是啊,是啊。一座文化大厦推倒很容易,要重建非常困难。文化复兴啊,是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不认为现在是形势一片大好。如今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曾经说“儿童读经”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应这个时代剧烈的变化,我们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要有自己的学说,这些事情我的朋友们都在做啦,大家都在努力。
 
记:我曾经读到你的部分文章。与宋明理学相比,蒋先生似乎更推重公羊学,这是为什么?
 
蒋:可能你有所误解。我觉得宋明理学和公羊学这两种传统都值得弘扬,“内圣外王”,“内圣”与“外王”都重要。为什么都重要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崩溃,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方位的整体的崩溃,可以称为“整体塌方”。古代时传统文化出问题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宋代,宋明理学的产生是回应佛教的挑战,而佛教的冲击只影响到个人生命价值,对礼法、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很小,这些还是儒家的天下,所以也就不存在回应的问题。而现代传统文化的崩溃是整体性的了,生命信仰崩溃了,礼法制度崩溃了,我们遇到的问题比前辈们遇到的问题多得多,所以我们提出要整体性的复兴。心性儒学要复兴,政治儒学也要复兴,实际上我是两者都强调的。也可能是我这几年关于政治儒学的文章写得多一些的原因,你可能误解了我对心性儒学的观点。当然,也是因为政治儒学这一百年来讲的人少,自康有为以来几乎没人讲。而心性儒学没什么好讲的,你要安顿身心,就照着先贤们的道理去做就可以了。心性儒学不是拿来做学问的。
 
阳明精舍传统文化的载体
 
记:我没机会去阳明精舍,你能说说你建阳明精舍的想法吗?
 
蒋:也没什么好说的,阳明精舍就是一个弘扬儒学的地方。我想要恢复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从1905年废除传统书院,建洋学堂到现在刚好一百年。书院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崩溃。要知道,洋学堂是西方的,它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中国古代的书院不是传播知识的地方,它是传授“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传授“价值”的地方。它讲的“学”也是“圣人之学”,是价值而不是知识。那么这一百年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力图恢复传统书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我现在建书院的地方,是王阳明先生500年前悟道的地方,具有重大的文化象征意义。我们现在讲儒家文化怎么讲?我们远的可以讲孔子,再远我们可以讲到伏羲。但是往近了说,我们接着谁?就是接着阳明先生讲。阳明先生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大儒。什么叫大儒?就是改变历史文化以及学术方向的儒者。我选择这里,目的就是要恢复古代的书院制度,讲授儒家价值。
 
记:你觉得书院这种形式很重要吗?
 
蒋:从物质资源上看,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庙宇,道教有道观,而儒家呢?一点资源也没有了。所以复兴儒家文化,我要做的就两个,“儿童读经”是第一步,恢复古代书院制度是第二步。“儿童读经”是基础教育,书院制度是高层次的教育。现在关于恢复书院制度的话题,全国上下也展开了讨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载体,书院制度就起这个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套价值,很难放到现代的大学里。因为大学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是知识性的教育,不可能传授价值。在中国古代,也有“官学”,“官学”就是传授实用知识为官之术的,而书院是“官学”之外的,民间性的。书院是探讨学问,保存文化,传授价值的地方。
 
记:说到书院,成都有一家龙江书院,院长是冯学成先生。他向你问好。
 
蒋:我知道龙江书院,谢谢冯先生。也代我向冯先生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