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中的蒋庆(陈壁生)

栏目:当代儒林
发布时间:2010-05-0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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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作者简介:陈壁生,男,西历一九七九年生,广东潮阳人。西历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就读于汕头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就读于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二〇〇七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现任教授。著有《激变时代的精神探寻》《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经学的瓦解》等。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这一波“国学热”中,蒋庆先生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位。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一波“国学热”中,他便曾用如椽大笔,在死寂的旧书堆中掀起惊涛骇浪,并把杯水的风暴引向水杯之外。而从2004年发端的“读经”讨论开始,到2005年的“重建儒教”问题,蒋庆先生始终站在各种争论的暴风雨的中心。媒体的有限发达与互联网的兴起,又让人们得以看到蒋庆先生端坐、闭目、焚香、诵经的漫画式形象,和那个让挣扎在车水马龙卷起的阵阵尘埃中生活的人们所羡慕的阳明精舍。这一形象是他在公众眼中成为儒学的重要象征。

    
    目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与上一波国学热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上一波国学热是中国思想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突转入一种万马齐喑的环境,而做出的被动反应,那场国学热中的讨论,始终在学院的围墙内进行。而时候进入新世纪,“读经”热潮的兴起,便是一种发端于社会的民间行为,当城市中的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又对现行的教育方式产生怀疑,便自然地转向古典文化寻求资源。并且,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代人,既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成长,又能明显感觉到文化的断层,于是有的人会有一种寻根的心理需要。

    
    2004年的“读经”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蒋庆先生发起“少儿读经”,并编写经书教材,他的读经观是非常偏颇的,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他说:“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事实上是把作为古籍的儒家“经典”,当作真理来源的“经书”,要求人们在对之做出理性衡量之前首先接受它。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市场,一批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为思想资源的知识分子,纷纷一改五四一脉的先人对儒学的批评,转而支持少儿读经。而在2005年的“重建儒教”讨论中,蒋庆先生以一篇《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再一次震动知识界。文中提出儒教复兴的两条路线,第一是“上行路线”,即“‘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第二是“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他的“上行路线”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有相对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中,蒋先生又以一个《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的演讲,提出儒学可以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这些功能,未曾不美,但是,古往今来,尚未见有人拿着一本《论语》能让杀人犯放下屠刀,拿着一本《孟子》能教皇帝放弃霸道实行王道,拿着一本《传习录》能使那些伐木者放下大刀。
  
  
    蒋庆先生最具争议的观点,是他的“政治儒学”的思想。几乎可以说,他是儒学现代转型之后,第一个系统地设计出一套政制,用儒学的资源来反对民主的学者。自从天朝大国大门洞开,遭遇西方挑战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西方国家成形的民主制度、科学精神、人权思想,在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中,不断接受挑战,也不断接受变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个体觉醒,现代社会的人群组织方式,由传统的家国结构转化为以个体为中心、以民主为制度的民族国家,与传统宗法社会相结合的儒家伦理,必定有一个转化和变异的过程,而不可能直接作为指导原则运用于社会现实。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主要在于,他把儒家经典看成一种万古不变的常经大法,所以只能先“信仰”之,才可能实践之。而为什么要信仰它,则是没有任何理论说服的。儒学在现在怎么去重建社会道德“怎么去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怎么去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在蒋庆先生那里都不是问题,仿佛只要从小儿开始读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政治上,中国传统一人专制的皇权制度中,无论皇帝诏令,百官奏折,还是文人笔下,乡绅口中,莫不动辄子曰,开口诗云,但是,却没有把中国带入一个大同盛世,甚至连小康之治,也是史所罕见,这与儒家思想在专制政治中变异为“三纲”,永远无法解决皇权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历史从未证明,一个用“政治儒学”支撑起来的朝代,会是一个向小康大同进发的朝代。相反,近现代的历史不断证明,如果没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适性价值,儒学只能不断成为工具和护符。
  

  在这个时代中,儒学越来越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宣传的材料。传统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东方,周围边境,都是小国家,而与西方大国极少交通,所以产生了传统天朝大国的心态。今天,这种心态折射到民族主义思想之中,变成了一种文化自卑心理,由此而反弹为“文化主体性”的宣传,从《甲申文化宣言》到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制度设计,都可以视为这种心理的反映。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才可能建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点,又接纳普世性价值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如果儒学与民族主义结合,参与鼓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激发民族主义的好斗性格,叫嚣穷兵黩武,那只会把中国带入新的灾难。在二千多年前,儒学与法家设计的皇帝专制制度结合,最终造成三纲的统治思想,而今天,至少到目前来看,儒学尚没办法从一种思想贯通、设计出一套政治制度,所以,儒学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只能与宪政民主的追求相结合,在宪政民主政体中,用儒学自身的道德力量,去构建一个富有道德感的公民社会。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