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陈峰著《<四书>诠释与儒学演进》出版暨序

书名：《<四书>诠释与儒学演进》

作者：肖永明、陈峰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7-08-01

【编辑推荐】

1. 精微的哲学思辨与严谨的历史考订深度结合，正解《四书》经典。

2. 精选汉唐至晚清的重要个案，诠释《四书》经典与儒学演进的多种互动。

【内容简介】

对《四书》的诠释既是儒者融贯义理、创获新知的重要方式，更是儒学演进大势的具体展现。《<四书>诠释与儒学演进》力求将精微的哲学思辨与严谨的历史考订深度结合，以《四书》诠释为主题，以观照儒学演进为归旨，选取从汉唐至晚清的重要个案、节点进行分析，借以展示《四书》诠释史的诸面相。

【作者简介】

肖永明，1968年生，湖南武冈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出版有《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著作多部，并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陈 峰，1989年生，湖南临武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先后在《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序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论语》“游于艺”的训释看清初学风 

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论语》诠释——以《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为例 

论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以黄式三《论语后案》为例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先进”章诸家注译考辨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合理解读 

陈确与张履祥《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 

由“诚”而“中”，由“中”而“和”——理学视域中的《中庸》中和论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二程的“四书”学思想 

朱熹的《四书》学治学特点 

宋代《四书》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后记 

序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形成于中国古典儒家文明发展早期的重要经典，其主要内容是以三代历史文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内容在内的思想学说。这些经典反映了早期儒家学者对于时代与社会问题的思考，对天道性命之学的探究，承载着儒学的尽心知性之道、经世济民之方，是塑造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核心价值的重要思想资源。

随着理学的发展，这四部典籍在南宋时期被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四书》。朱熹等学者对《四书》的编排、训释、诠解，使得《四书》具备了任何单篇所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此后，程朱理学官学地位得以确立，《四书》逐渐占据了儒学的正统与主流地位。南宋以降，无论是博通今古的学问家，抑或粗知文义的初学者，莫不以《四书》为入学之始。以《四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体系，在近世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发挥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力，至今犹然。

在中国经学史上，经典的创述与诠释的衍生，共同完成了儒学真理建构与传承的过程。儒者著书立说，若不以经典为依托，则其说空无依傍；儒家经典若无诠释之助，其中真理奥义亦无法自明。导源于“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以及崇拜圣贤的心理惯性，儒家学者提出自己的思想观念、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往往是通过对经典的注疏、训解、阐释来实现的。

具体到《四书》学史而言，处于不同历史情境与学术脉络之中的学者，总是面对着时代的问题、根据自身的体验对《四书》进行注、疏、训、解，加以阐释、发挥，希望通过与经典对话的方式，对《四书》中潜藏的意涵进行发掘，或者表达个人对生命的体认与对圣贤境界的企慕；或者寄寓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对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在各种思想激荡竞争的情境中，排斥异端，确立所认同的思想系统的正统性。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四书》的训解与阐释往往繁复多样，路径有异，取向各别，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同一时代，学风旨趣、学术脉络互异的不同学派之间，则往往互相诘难、互相激荡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甚至同一学派之中，也往往是内容互殊，众说纷呈。

进言之，对《四书》的诠释既是儒者融贯义理、创获新知的重要方式，更是儒学演进大势的具体展现。思想观念的新发明、学术范式的新变化，是考察儒学演进时最为人所关注的内容。历代学者在阐发《四书》的思想意蕴时，或旁求博讨而排比归纳，或拈出字句进行“一以贯之”的论述，文献中关键概念、范畴被赋予了新的理论意义。即便是一些重在字词训诂与名物制度考订的解经之作，也蕴含了作者的义理思辨，从字里行间折射出儒者对《四书》思想的把握。不同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的发明、传承、碰撞、融合，在《四书》诠释史上有充分的体现。同时，《四书》诠释与宋元以降学术范式的因循与转型关涉密切。义理与考据，是学者研究宋代以来学术史时常用以对举的两个概念，但经典诠释的具体展开不完全与后世所预设的标签相吻合。南宋理学的成型、清中叶考据学的鼎盛，自然是学术转型的重要阶段，此间的重要《四书》学著述在学术史上具有标杆意义；而元代至明初的思想史，被认为谨守朱学、不逾藩篱，其间的《四书》学著述亦不乏新意与巧思。因此，《四书》诠释中的守常与变通、因循与创获，都是考察儒学演进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经典诠释中的汉宋之争，虽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聚讼不已的旧题，其论争之思想要义，却仍以新的表现方式延续于今日。一方面，学者建构思想体系时注重“先立乎其大者”，抱定宗旨，纲举目张；另一方面，经典诠释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进行的，学者往往将社会生活世界的经验、思考融入文本的训释解说中。如果抽离了经典诠释的具体时空与文本语境，那么对诠释的解读很难避免强以就我、空疏浅表的弊病。故而在考察《四书》诠释时，既需注意到概念、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性以及理论的整体性，同时也要对经典诠释以及诠释者的历史性、经验性加以深入理解。

本书所收录的系列论文，以《四书》诠释为主题，以观照儒学演进为归旨，选取从汉唐至晚清的重要个案、节点进行分析，藉以展示《四书》诠释史的诸面相。在研究取径上，本书力求将“横通”与“纵通”相结合，在细绎文本的基础上，分析学术史上重要思想体系的内在机理，凸显《四书》诠释与儒学演进的多重互动。众所周知，历代《四书》学著述汗牛充栋，诠释中的歧解新说更不一而足。本书所选取的个案不免挂一漏万，分析问题的视野方法亦有待提升加强。统合文内文外，将精微的哲学思辨与严谨的历史考订深度结合，将是我们今后《四书》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肖永明

201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