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光】能否走进“新经学时代”?——经学、儒学与中国哲学片论

栏目:《原道》第32辑
发布时间:2018-03-05 22: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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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光

作者简介:刘增光,男,西元1984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从事宋明理学、《孝经》学研究。著有《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能否走进“新经学时代”?——经学、儒学与中国哲学片论

作者: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十八日丙申

         耶稣2018年3月5日

  

从21世纪初开始,经学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我想其中的一大表征就是对经学之态度的变化。若做个粗浅的比较,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周予同先生的经学研究,其研究经学是为了批判经学、抛弃经学。但我们现在研究经学,则是为了复兴经学,为了继承和弘扬经学的好的方面。这就是一大转变。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既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

 

一、经学与儒学

 

经学并不等于儒学。至少从先秦来看,儒、道、墨、法等诸家都在对经典做解释甚至重建的工作,但是儒家对经典的解释却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这与儒家思想本身的解释力度和包容性,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是有关联的。所以在历史上,经学成了儒学的核心和主干。儒学的发展,是以历代儒者对经典的注解和诠释为基础的。而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时代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以,不同时代就会相应地重视不同的儒家经典。


因此,伴随着儒学发展历程的是经典地位的变化和范围的扩大。比如宋代以前重视六经,而宋元明重视四书,至清代,经典的范围扩大为十三经。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六经注我”,抑或“我注六经”,都离不开经典。完全离开经典,六艺经传束高阁的论说是不能为人所认可的。此正足以说明经学之重要。

 

二、经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

 

经学之与儒学失去联系,儒学变成了哲学,与清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我们现在说中国哲学史,都要提及胡适、冯友兰等人。但不论如何,既然说是史,那么就是史的东西,严苛地说,就是死的东西。死的就不是活的。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几年前还叫做“中国哲学史”,这一改变已经体现出,中国哲学本应是产生思想、产出活的思想且生生不息的,而不应当是死的学科。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就与中国哲学与经学之失去了有机联系有关。

 

历史上的儒家学者,他们的思想都是源于经典,以对经典的理解和解释为基础,经典是思想创生的源头活水。但到了近代却不是这样了。在西学的冲击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家都不谈经典了,甚至要打倒,避讳谈经典和折中六艺的孔子。阶段了经学与思想、哲学的有机联系。之所以失去有机联系,也和中国哲学研究脱离了生活有关系,儒学本是讲“百姓日用即道”的,但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成了象牙塔中的学问。而之所以这样,也与脱离经学有关。可以说,脱离经学,使中国哲学遗失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经学中所包含的丰富广播的“生活智慧”,遗失了对于生活世界的关注。而生活才是思想要真正回应和面对的。

 

当然,人所共知,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绝不等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研究在外延上大于儒学,包含诸子,相当于移经为子。传统思想学术本是有价值上的等差之分的,而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各家各派之思想成了平面的图景。这似乎正与现代性的平等化倾向同构。

 

大概十年前,发生了两件对文史哲学界最有震撼力的大事,一个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一个就是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出版。前者就不再多说了。关于后者,为什么余英时的这本书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有那么多研究儒学的人在和他论辩。正是因为这本书和我们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一样,很不一样,这本书揭示了理学背后的复杂的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

 

另外,谈及中国哲学,总不免要提到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但我想提示一点,熊十力与牟宗三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不一样。比如,牟宗三除了谈宋明理学、熊十力都重视的《周易》之外,其他的经典基本不讲。但是熊十力是讲经学的。而且熊十力在谈经学之前,他先是关注历史,这就体现在他的《中国历史讲话》和《中国历史纲要》中。他在前者中就用很大的篇幅在谈孔子和六经。后来的《论六经》就是对这一谈说的推衍。而且可以看到熊十力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此即他在《论六经》开首就谈到的中华民族“立国立人的特殊精神”,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十力对六经的关注,正是要回应以西方为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性问题。“特殊精神”就是一种属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可惜,他的这一说法在牟宗三那里转变成了《中国哲学十九讲》开首提及的“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经学就成了哲学。熊十力立足于经学来回应,而牟宗三则转而放弃了经学,直接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来寻找了。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失去了根底。但这一暗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与那一代中国人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关怀有着密切关联。从现在看来,“中国哲学”的身份不仅反应的是中国传统学术身份的认同危机,而且也是对中国人、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时移世易,我们现在的学科身份意识也变化了,我们的学术追求也改变了。“一代有一代之学”,我们是该回归思想的源头、生活的源头,回归经学了。

 

三、经学的瓦解与转型

 

清末经学的瓦解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大裂变。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陈壁生老师《经学的瓦解》一书,当然在这本书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一般都将康有为、章太炎视为经学瓦解的推助力,前者代表今文经学的立场,后者代表古文经学、经学史学化的立场。二者分别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方面挽救经学的努力都失败了,整体的经学也就瓦解了。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康有为有他重视的经典,如《礼运》《孟子》《论语》《春秋》等。章太炎也有建构新的经学的努力。他晚年从政治场上隐退,讲学苏州,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屡屡强调的是“新四书”,即《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有的学者也称为“四小经”(这一称呼不恰当,因为章太炎明显是在回应朱熹的四书体系,所以应当称之为“新四书”)。所以,章太炎是在试图建构一种新经学。

 

现在学界对于经学是否瓦解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认为瓦解了,但有的则认为根本没有瓦解,而是一直就存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与对经学的认识的错位有关。言及经学,学界往往习而不察,或以为经学史的研究就是经学研究,又或以为对于经典的注解和诠释就构成了经学。此皆未得其实,是生活在现代的今人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不能正确地道出古代经学究竟是什么,这不无反映出现代与传统的脱节,今人与古人的疏离。经学,极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经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经者,常也,其中载有圣人之大法,不刊之恒道,亘天塞地、万古不易。对于经的尊信和崇奉,是经学得以安立的前提。若以经典为纯粹知识研究的对象,而不认为其是圣人之法的载体,则已非古代之“经学”。在此经学的本来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便全面瓦解。

 

但有学者指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并认为“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传统经学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经学的研究形态开始转向学术层面”(陈居渊先生观点)。这种批评极具代表性,在笔者看来,其中既有错误的成分,又有正确的成分。说其错误,是因为这种批评忽视了古代经学并非完全是纯粹学术化的“经典和经典诠释”,还包含有对于经典价值的尊奉和信守。说其正确,是因为这种观点亦意识到了与20世纪急剧的世道变迁相应,经学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转向学术层面”。

 

我们应当考虑的是,历史上的经学本就是在不断的发展变迁之中。宋明时期的经学不同于汉唐,汉唐时期的不同于魏晋。如宋明时期有三教融合式的义理化经学。清代的也不同于先前的经学。即使在儒者大多认信和尊崇经典,但也并不是对经典没有批评甚至怀疑,比如宋明时期的疑经惑传、甚至删改经典。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以发展的眼光看经学,清末以后经学是要转型了,要转入另一新的形态了。这一新的经学形态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学术的积累和发展是很慢的,要成熟和定型就需要更久的时间。宋代四书体系的真正确立也得几百年的时间。但不论如何,新的经学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关注和关照生活,二是重视教化,比如《礼记·经解》就说六经之教的问题,“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就说:“经者,不刊之鸿教。”确切来说,教化也是儒学进入生活的方式,前者可以包含后者。进入生活的方式有很多,除了教化之外,还有人伦,还有法律、公众舆论、政治制度等。经学面对生活,才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才会是开放的、生生不息的。

 

回顾清末以来的经学的发展,康有为的经学之回应现实和生活,这一点是无疑的。而章太炎的“新四书”也是如此,其中列《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就是兼重教化与风俗。《丧服》所体现的就是对生活风俗的重视。熊十力的哲学化经学也是如此,他专门提出了“灵性生活”的概念,做了大量的申述。这都是以经学回应现实和生活的前鉴,我们应当好好吸取。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怕的。从根本上来说,尝试建构一种新经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的方向。这种新经学,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若不能“通古今之变”,就是失败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