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著《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出版暨自序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8-04-17 19: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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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作者简介:陈来,男,西历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本科毕业。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著有:《朱熹哲学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陈来著《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出版暨自序

 

  


书名:《近世东亚儒学研究》

作者:陈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2月1日

 

【内容简介】

 

12世纪以后,朱子哲学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近世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东亚朱子学在体系上是内在一体的,但中国朱子学、韩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又有各自的关注焦点,形成了朱子学的多元面貌。本书首先对朱子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剖析,继之以此为参照,通过对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林罗山等韩国、日本著名理学家思想的研究,勾勒出朱子哲学思想在东亚的完整面貌,展示了历史上朱子学体系逻辑发展的多元可能性。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等。

 

【目录】

  

序言 

朱子《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子《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 

朱子《论语集注》的儒学思想 

朱子《孟子集注》及其儒学思想 

朱子理气思想概论 

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 

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理气之辩 

李退溪心学之研究 

李退溪性理学的再研究 

李栗谷理气思想研究 

宋尤庵与李朝中期的朱子学 

李牧隐理学思想简论 

林罗山的理学思想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德川宗教》读后) 

“博雅英华·陈来著作集”后记


【自序】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尤其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

 

由于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就不如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但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做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或者说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另一个社会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中国的儒学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学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更加注重“义”的精神

 

简单做一个结论。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以仁爱价值观秉持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既打不过西方,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因为是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比较少有价值的障碍。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主君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终于为自己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所以“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如果综合起来,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