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学术与思想之辩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8-06-27 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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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作者简介:杨国荣,男,西历1957年生,浙江诸暨人。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现代转换》《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存在的澄明——历史中的哲学沉思》《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等。

 

 

学术与思想之辩

作者:杨国荣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四月十四日庚寅

          耶稣2018年5月27日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方面,学术与思想有各自的侧重。比较而言,思想较多地涉及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学术则更为注重事实的把握,与之相关的是理论性探索与经验性研究的分野。学术和思想同时也表征着人与世界不同的关联。学术所体现的,首先是人在事实层面对世界的关切;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人在理论层面和价值层面对世界的关切。这里所说的事实、理论、价值,分别与实然、所以然、所当然相关联。历史地看,以汉宋之争、考据和义理的不同侧重等为形式,学术与思想往往呈现彼此相分的趋向。在近代以来,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文化演进中,这种趋向往往得到了某种延续。学术与思想的合理发展,以扬弃两者的以上分离为前提。

 

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有其历史演化的过程。晚近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间变化尤为引人瞩目。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各种关于学术与思想关系的论说,既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样的描述性判断;也有对“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规范性呼吁,等等,凡此都涉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进行历史的回顾,抑或对学术与思想关系合理关系的规定,都要求我们对两者关系作进一步的反思。

 

何为学术?何为思想?

 

何为学术?何为思想?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首先需要对此有一大致了解。作为两种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分的观念形态,学术与思想都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可以视为两者的共同特点。然而,比较而言,学术较多地侧重于把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事实性的方面,以表现为文献考证的学术形态而言,其中涉及事实性的方面包括:相关文献中文字的本来含义和它的历史演变,文献自身的本然形态和它的变迁沿革(包括其真实作者、出现年代、传承过程出现的不同版本),等等。学术研究如果指向更广意义上社会领域中的一些事件或现象,则其主导性的工作便关乎这些事件或现象的真实状况,后者同样涉及事实性的方面。与之相对,思想更多地指向社会、人文领域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它所关切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什么是好的生活?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和人生?等等。如果涉及历史上的相关现象或具体事件,那么,思想往往和这些事件、这些现象所隐含的价值意义相联系。

 

与前面这一点相联系,学术比较注重的是经验性的研究,包括具体材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对这些材料可靠性的核证,等等。思想则更多地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建构,包括对事实所蕴含的因果关联的追溯和把握。与上述分别相关,学术通常侧重于描述,后者指向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特定的对象、事件的实际状况,这种描述性的方式所追求的是如其所是地把握相关对象。相对于此,思想更多地关注于解释和规定,解释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某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它何以形成某种形态,规定则指向其当然的形态(它应当取得何种存在形态),等等。要而言之,解释主要分析已经出现的现象产生的根源(通过因果分析说明其何以会出现),规定更多地关乎尚未出现的现象(包括对未来发展应当如何的要求)。

 

以事实为关注之点,学术同时注重相关事实的完整性。从中国传统学术的演化来看,一方面它追求“无征不信”,肯定立论需要以事实为依据;另一方面则要求“孤证不取”,强调作为依据的事实需要具有融贯性。在这方面,乾嘉学派的学术工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考据为主要的学术旨趣,乾嘉学者主张在考证的过程中应力求“遍收博考”,亦即尽可能穷尽相关的文献材料。可以说,追求事实的完整性或充分性,构成了学术活动的内在要求。与此相比较,思想更多地追求观念的系统性。以理论的建构为其内在旨趣,思想往往不限于提出个别的观念,也不仅仅满足于罗列不同的论点,而是同时涉及观念之间内在逻辑关联的论证,并以系统性的考察,提供对相关现象的解释。从思想的本身来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达到观念的前后自洽,这是其基本的要求,而这一过程往往便以观念的系统化形式呈现出来。

 

再进一步看,学术和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世界不同的关联。学术所体现的,首先是事实层面对世界的认知;思想所体现的,则是理论层面和价值层面对世界的关切。这里所说的事实、理论、价值,分别地与哲学意义上的实然、所以然、所当然相关联。事实更多地涉及“实然”,与之相关的是世界实际如何,或者世界(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各种现象)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和出现。理论所关注的往往是“所以然”:从终极的层面来说,世界为何如此;就具体现象、事件而言,这种事件或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其前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联,等等,这些问题都关乎所以然。

 

比较而言,价值更多地与“所当然”相联系,“所当然”涉及的是,世界应当如何的问题。质言之,事实体现了世界的实然性(世界实际如何),理论追问世界的所以然(世界为什么如此),价值关切世界的所当然(世界应当如何)。这里所说的事实、理论、价值,以及与之相应的实然、所以然、所当然,都是人和世界互动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方面。这些方面之间的相关性,制约着思想和学术本身的关联:学术所涉及的事实层面与思想所相关的理论、价值层面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都不可或缺,后者同时从本原的层面上规定了学术和思想无法相分。

 

汉宋中西:历史的变迁

 

然而,尽管学术和思想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但从历史的演化来看,两者往往并未以合而不分的形态出现。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学术思想之间比较明显的张力,首先表现在汉学与宋学的对峙上。汉学和宋学分别地体现了学术和思想的不同关注。宽泛地说,汉学是指从汉代到唐代经学中主流性的或主导性的学术研究趋向,尽管它并非完全不涉及义理,但其注重的首先是考据;宋学则主要指宋元明时代中所形成的主流的思想流派,它的关注之点更多地指向义理。汉宋之学的背后,蕴含着对考据和义理不同的侧重。汉学与宋学既有着前后相继的演化过程,也常常在同一历史时期以彼此对峙的形态出现,有清一代,便可看到后一情形。一方面,清代主流的学术是朴学或乾嘉学术,另一方面,清代又存在宋学,方东树便是清代宋学的主要代表。

 

他曾撰《汉学商兑》,对当时主流的汉学倾向提出各种批评。在他看来,以汉学为进路的学人“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所谓“几于道”,也就是近于道或合于道。从今天来看,关于“道”的讨论即涉及思想层面的内容。按方东树之见,治汉学者完全忽略了思想,仅仅专注于孤立、单一的事实问题。

 

近代以来,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在中国呈现比较特殊的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常常和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关联在一起。从近代以降中学和西学的区分来看,中学和西学各有自身的学术和思想:中学有中学的学术和思想,西学也有西学的学术和思想。然而,中国近代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区分,那就是国学和西学之别。当我们谈国学和西学的关系,而不是在宽泛意义上谈中学和西学时,这里的“国学”往往主要偏重于文献的考证和诠释,而西学则与新的思潮、新的理论、新的概念系统相联系。

 

与之相联系,在西学与国学的比较中,中西之间的差异常常以学术和思想的分野这样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这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确实,历史地看,“国学”的考察和回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受到关注,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研究常常与整理国故联系在一起:国故每每被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与整理国故相关的国学,更多地体现学术的进路,与新思潮相涉的西学则常常与新的观念、新的概念、新的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多地呈现思想的品格。在国学与西学之别的背后,学术与思想的分野取得了独特的形态。

 

至20世纪80年代,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西学以新的形式再次东渐:大致而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曾出现两次高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学曾出现东渐的高峰,与此形成相呼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西学东渐在此时再次走向高潮。20世纪80年代,与西学东渐又一次趋向高潮相关联的,是整个文化领域中对思想的注重,与之相伴随的,是学术的相对忽视和某种意义上的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学热渐渐取代了西学热。与国学热相联系的是对学术的注重,前面提到的所谓“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便与国学热这一文化趋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以上文化转向,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和学术的关联与中西之学关联之间的相关性:思想走向前台常常和西学的注重联系在一起,而学术的凸显又往往和国学的复兴彼此关联。这种关联本身似乎也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

 

从前面的简单勾勒中可以注意到,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多样的形态, 近代(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形态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延续。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出现了注重思想创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注意到试图进行理论构建的趋向;另一方面,一头扎到故纸堆里,沉浸于文献梳理或考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后者体现的是学术为重的取向。两者彼此相异,又同时并存。然而,注重思想创造者虽然想有一个理论、希望构建一种系统,但又常常缺乏比较深厚的学术底蕴,由此其理论构建不免显得空疏。他们致力于搭建某种理论的框架,而其中的学术内涵则往往显得略为单薄。反过来,注重学术考证又常常与忽略或轻视思想联系在一起,对注重学术者来说,相对于学术,思想空洞无物,没有切实的意义。以上现象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学术与思想彼此分离的格局。

 

就学术考证而言,在国学领域中,时下对经学的重新注重,甚而将汉以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理解为经学,已蔚为一时之风气。经学的复兴包括对“公羊学”的注重,公羊学与政治哲学存在某种关联,经学热与政治哲学的显学化彼此相遇,使公羊学也由此得到特别多的青睐。公羊学原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一个学术流派,具有注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从内涵看,这种微言大义本来更近于思想的品格,然而,在今日的经学研究者那里,公羊学却或者主要与经学史的材料相联系,或者成为借题发挥的凭借。前者注重的是学术层面或历史层面上的材料考订,它使原以思想的阐释为特点的观念系统变成了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后者所致力的是思想的发挥,历史的原貌非其所关切。以上现象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学术和思想之间的隔阂。

 

从中西之学来看,大致而言,以中学为业者往往侧重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考订,其中展现的首先是学术的关切;由西学转入中学者,则常常以理论的阐释为主要关注之点,其研究往往并不是从中国本有的学术中去阐发相关的问题,而是借助于某种理论框架去解释传统中的一些思想材料。在此形态下,思想和学术依然呈现彼此分离的格局。

 

超越分离:可能的沟通

 

以上现象既构成了时下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也要求人们进一步反思学术和思想之间的关联问题。前面曾提及,20世纪90年代,“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已成为学界的一种主张或愿望。然而,更为实质的问题在于:怎么样达到“有思想的学术”?如何实现“有学术的思想”?

 

从学术和思想的协调和整合来看,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史和思之间的互动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首先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积累、文化传统相联系,这种文化传统、文化积累同时可以视为广义之“史”,后者构成了思想的根基和出发点。从以上前提看,注重学术,特别是注重以“史”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学术,同时也意味着注重思想的根基。比较而言,思想主要表现为学术的内在灵魂。从观念形态的对象来说,学术史研究所指向的史料、文献,在其形成的时候,本身已内在地包含着思想,而并不仅仅是一堆材料而已。这一事实从本原意义上决定了对历史材料作重新考释、研究时,不能忽视“思”的进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材料从外在的方面看并没有什么生命力,正是其中所隐含的思想使之具有了生命力,与之相联系,在面对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材料之时,需要同时关注其中隐含的内在思想,而这种关注和把握便与“思”紧密相关。在此意义上,“史”与“思”无法相分。

 

这里可以简略地以中国哲学为例作一说明。从哲学的领域来说,诸子百家——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哲学家的思想,现在通常被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然而,这些对象在出现之时,首先是以理论和思想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老子、孔子、庄子,等等,同时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创造性的思想家,其思想创造的成果即凝结在现在作为史料的原典之中。要深入地理解这些文献,便必须有哲学理论的视野,否则,它们便仅仅是缺乏思想生命的陈迹。历史地看,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以往经典往往展现了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与他们不同的理论视野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从中,也不难看到史和思之间的不可分离性。

 

以中国传统的学术范畴或概念来说,这里同时涉及义理和考据或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义理和考据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彼此对峙的形态,但如前所述,从其本来的内涵来看,两者并非截然分离:义理中包含考据,而考据之中也隐含着义理。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汉学中有义理,宋学中有考据。就历史层面而言,汉宋之学之间确实曾存在着张力,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代汉宋之学的对峙、方东树对当时汉学家的尖锐批评就是一例。但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着实质上的沟通。以清代重要的学人戴震而言,作为乾嘉时代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学术归属上被划入汉学,但戴震同时又往往寓义理于考据,或者以考据的形式阐发义理。他的代表著作之一为《孟子字义疏证》,从书名来看,以字义疏证为形式,无疑合乎汉学家的旨趣,但从实质的内容看,通过字义的考证工作,戴震同时又比较系统地阐发他自己的哲学义理,并由此对以往的哲学观念提出了批评。可以说,他既站在汉学的立场,同时又接纳了宋学研究的进路。

 

另一方面,从宋学本身来看,通常认为宋学以注重义理为特点,然而,宋学在阐发义理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忽略文献考证。从朱熹的学思进路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朱熹的代表性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该书可以视为比较集中阐发其思想的文献。然而,该书关于义理、思想的阐发并没有离开文献的考释:书名中的“集注”,便蕴含对以往文献研究的综合,事实上,在该书中,确实也可以看到朱熹对之前的各家各派相关文献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注释、考订的关注。在此意义上,朱熹对义理的阐发在相当程度上也基于已有的考据工作,或者说,其义理中包含考据。以上现象表明,汉学和宋学、义理和考据在历史中本身并不是截然相分的,它同时也昭示,今天从事思想学术领域的工作,也不能以非此即彼的态度对待两者。

 

进而言之,思想与学术的互动,同时涉及技和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思想,仅仅关注学术层面的考察,往往容易导致人文研究的经验化、技术化趋向。以哲学领域的分析哲学而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语言分析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对于哲学思想本来应当关切的宇宙人生等根本性的问题,每每愈益疏远。事实上,离开智慧追求的思想进路,单纯注重经验层面的问题,确实难以避免技术性的走向。

 

反之,离开学术的积累,仅仅关注于抽象层面的思想,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引向“游谈无根”,并趋于思辨化。从哲学的层面看,这里涉及技和道之间的关系。此处之“技”与“道”,都属传统的术语,庄子提出“技进于道”,其中的“技”涉及技术领域或经验领域的研究,“道”则是形而上层面思考的对象。一方面,“道”应基于“技”,“道”如果离开“技”,便意味着脱离经验世界,由此容易流于空疏、抽象;另一方面,“技”又必须进于“道”,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完全限定于细枝末节的问题,便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失去其本来应有的意义。

 

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可以根据个性的不同、兴趣的差异,在具体进路方面有所选择,或侧重于“技”或学术性的考察,或侧重于“道”或思想性的探究。但从总体上来说,“道”与“技”、学术与思想不能截然分离。

 

前面提及的义理和考据、“道”与“技”,大致属于传统的概念系统。从现代的研究形态来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同时又涉及实证与思辨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实证”主要指基于事实,对材料加以把握和考订、对观点加以验证。“思辨”则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思辨,其特点是疏离于事实根基,作空泛的形上玄思;另一种是具体思辨,其特点是基于现实,注重普遍和特殊之间的沟通,并肯定逻辑分析与理论思维之间的统一。与实证相关的思辨,主要是后一形态的思辨。

 

清代学者曾提出“虚会”和“实证”之辩。所谓“虚会”,近于这里所说的思辨;“实证”则涉及对具体材料的把握和考订以及以事实验证观点。“虚会”和“实证”的统一,与实证和思辨的统一具有一致性,它表明,与之相关的研究方式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受到了某种关注,今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时,比较自觉地肯定实证和思辨之间的沟通,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大致而言,学术比较侧重于实证方面的研究,思想则更多地关注理论的思辨,与之相联系,实证和思辨之间的沟通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为学术与思想的统一提供了具体的进路。

 

从更为哲学化的角度看,这里进而涉及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的关系。知性思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它以感性、知性、理性的区分为前提。这一意义上的知性总体上侧重于“分”,其特点具体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把整体分解为不同的方面,二是把过程截断为不同的片段。以区分或划界为趋向的知性活动对于比较细致、具体地把握对象,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的所谓辩证思维,则要求将知性所分解的各个方面重新整合起来,把为知性所截断的片段重新还原为一个过程,由此再现对象的具体性。

 

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来看,上述论域中的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不可偏废。时下主流的趋向表现为注重分离,由此往往对知性思维给予过度的关注。前面提及,知性思维对于达到认识的清晰性、准确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进路,则不免流于枝节化、片面化、抽象化。另一方面,辩证思维对于超越界限、再现整体、把握过程无疑不可或缺,但是,如果完全撇开知性思维,则所谓辩证思维常常会变得空洞化、笼统化、程式化。人们批评辩证思维,其实往往不是辩证思维本身的问题,而是辩证思维游离于知性思维之后所发生的问题。宽泛而言,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确定性,达到这种确定性,离不开辨析(分),由此,它首先也更直接地关乎知性思维;思想活动或理论探索则关注解释的普遍性或涵盖性,达到这种普遍性或涵盖性,需要跨越界限、走向整体,从而,它与辩证思维比较容易形成亲和性。在此意义上,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统一,也从一个方面为学术与思想的统一提供了某种担保。

 

近代以来,思想和学术的互动,与中西之学有着不解之缘。前面曾提到,中西之学各有自身的学术方面和思想方面:中学有中学的“思”与“学”,西学同样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在广义的西学研究中,也存在学术与思想的分野:一些治西学者偏重学术,注重学术史层面的变迁沿革,西学领域中各种专家,如所谓亚里士多德专家、柏拉图专家、康德专家,等等,便每每表现出此倾向。与之相对,另一种倾向则是撇开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背景,抽取其中的所谓理论、方法、概念,这种抽象甚至寻章摘句的方式,往往并不能真正把握相关思想的内涵。如果说,前一趋向的特点在于重学术的历史而不重思想的逻辑,那么,后一趋向则相反,以思想的逻辑消解了学术的历史。事实上,把握西学同样离不开思想与学术的互动。以康德的思想而言,理解其哥白尼式的革命,需要从学术的角度,对此前哲学的历史衍化,包括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如果仅仅限于学术的视域,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若干文字上的表述差异,等等,则同样难以深入地把握康德哲学的思想内涵。

 

进一步看,在“国学”和“西学”之辩中,思想与学术往往被分离开来:国学偏重于学术,西学往往和思想有着更多勾连。与之相联系的是不同的偏向,包括“以中释中”和“以西释中”。所谓“以中释中”,也就是限定于中国本身的传统文献,拒绝运用传统之外的其他观念,这种进路往往蕴含重学术而轻思想的趋向。“以西释中”虽然注意到西学的观念在理解中国思想中的意义,但常常由此走向极端,甚而以中国的思想迎合西方的观念,后者在实质上表现为重思想而轻学术。在这里,中西之学与学术和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处理好学术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则离不开对中西之学的合理定位。要而言之,从中西之学的关系看,一方面应关注中西之学各自所具有的思想和学术以及两者的沟通,另一方面又需要注重中学所具有的学术内容和西学所隐含的思想、理论、概念的框架,既以开放的视野看待二者的关系,又基于切实的考察以实现二者的合理互动。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无疑可以根据性之所近而在学术与思想方面有所侧重,但就总体而言,学术和思想,包括前面提到的义理和考据、实证和思辨、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中西之学,等等,无法截然相分。仅仅限于一端,往往导向学术和思想的歧途,两者之间的融合,则展现了更为合理的取向。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