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宏】敢于担当范仲淹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8-07-19 1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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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担当范仲淹

作者:王家宏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初五日庚戌

          耶稣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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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苦奋 为官廉俭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改嫁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就备尝人生的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穷则愈奋,发奋苦读,终于叩开科考之门,后又去应天书院苦读4年,每日三餐以凝粥为食,但学问却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根基。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从政生涯,其廉洁崇高、敢于担当,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案卷与郡守进行辩论,且将争论的内容记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奉养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到故里。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发达了,但他廉俭之风不变,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儿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涵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表露心迹:本人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百姓耕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耕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么本人的俸禄用度相当于百姓耕种二千亩的收成。耕种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多少血汗。若本人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饱食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螟”“民之螣”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常怀敬畏之心,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弟子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保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先忧后乐 敢于担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范仲淹为官从政的强烈担当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坝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部属中有如此关心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采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负责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量土地成为肥田沃土,受益百姓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疾苦、为民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官场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风险后果。但范仲淹不顾官场险恶,曾三次犯颜直谏,因而三次遭受贬谪。

 

天圣七年(1029年),皇帝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皇帝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理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不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原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犯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大家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表明自己不愿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即使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不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政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发生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颈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宠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仅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混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触怒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再次回调京师,任礼部员外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对朝廷选人用人相当关注,当时权相吕夷简用人严重失当,吕怕生性耿直的范仲淹弹劾自己,便使计将其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以繁重的公务转移其视线。而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抽空将吕夷简用人不当以百官图的形式供皇帝预览。恼羞成怒的吕夷简则先下手为强,告范仲淹越职议事、挑拨帝相关系,并结朋党。这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起来声援范仲淹,却正好中了吕夷简污其“结党”的圈套。皇帝有失贤明,而吕夷简生性奸滑,这样,范仲淹被第三次外调京师,去饶州任知州(今江西波阳),一年后又调润州任知州(今江苏镇江),后又去越州(今浙江绍兴)赴任。但范仲淹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便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毫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抱怨情绪。

 

救国危难 治军有方

 

范仲淹敢于担当的精神不特表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存亡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真宗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庭,当时西北边境吃紧,陕西安抚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察,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策应采取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任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错误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过”而弃之不用,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往事已千年,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清正廉明及敢于担当的儒家知识分子风范,对我们今天的从政者如何做一个公道正派的好干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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