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8-09-25 15: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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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

作者:刘家和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六日庚申

          耶稣2018年9月25日


2018年9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于“清华·大成经学论坛”首讲。刘家和先生从经学试释、经学盛衰的前车之鉴、理性与传统、经学研究的意义四个方面谈起,提出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

 

“经”是常道,也要经世致用

 

刘家和认为,“经”字在《说文解字》中本义为“织也”。后世经典虽不断引申,但意义主要为两种:一为名词,释为“常,不变之常”;一为动词,释为“经营”、“治理”。由此可以看出,“经”讲常道是指常,可是讲应用到事情上,就又要因时因地能够应变,这样没有常道怎么行呢?经要是有用的。常道要用到不同的事之中。所以“经学”是既讲常道、也讲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书。现在最常提到的是“十三经”是儒家经典,而中国经学具体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五经”,也可说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刘家和认为“六经”的核心是《诗》、《礼》,证据在《论语·述而》中可以找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所以,《诗》、《书》、执《礼》是孔子讲的,这是可信的。《诗》、《书》和《礼》是相表里的。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做人。经学的目录中,《诗》、《书》是一头,《礼》是一头。孔子用《诗》、《礼》来教导自己的儿子,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诗》、《书》、执《礼》是最核心的。

 

他还强调,《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里的“诵经”、“读礼”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读出声音。《说文解字》段玉裁注“读”字:“籒各本作诵。此浅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籒、读书也。……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所以“诵经”、“读礼”更重要是的理解其中的道理。

 

谈到“六经”的重要性,刘家和认为,“乐”并未真正亡佚,而存在于《诗》、《礼》之中。《诗经》中有反映纪念武王伐纣的武乐的内容;《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中都有关于乐的论述。其他诸如《易》、《书》和《春秋》三经,都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以“六经”作为经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经学盛衰的前车之鉴

 

刘家和认为,虽然经是不能变的常道,但经学是一直在变的。中国经学主要经历了古代之变与近代之变两个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提到经学在古代“学凡六变”,不同时代的经学有着具体的特点。

 

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中国也在变化。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陈焕章等人依靠公羊学保皇,成立孔教,走向极端。这样使中国的经学出现了问题。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如吴敬恒)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在当时背景下,五四运动是合理的。五四运动提到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经学叫民本思想。当时的经学缺乏科学的思想,这是其弱点。所以直到现在,经学依旧在补“科学”这门课。“打倒孔家店”打到的应是经学的末流,而非全盘否定。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告诉我们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

 

“文革”时期,经学受到了更大地打击:“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文革”过于粗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也让我们看到,儒学还是不能那么简单否定的。我们回顾“文革”,还是会发现经学是很重要的。

 

刘家和特别强调:经学存在运用与滥用的区别,经学可以运用而不可滥用。

 

传统不是理性的敌人

 

刘家和早年治世界史,又曾在美国工作,对西方文化甚为了解。他提出,经学在近代的两次巨变并非中国特有之经历,西方同样遇到过,代表思潮便是西方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即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它是超乎历史的存在,表现在逻辑学、几何学上,而这些是公理的科学,其本身不需证明,是天然合理,且全世界都认为是真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最典型的是从18世纪启蒙时代开始的。早期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晚期像卢梭等人都把传统与理性对立,视传统为大敌,认为凡传统即不合理,不把传统看作历史的,认为当代是合理的。

 

可是法国革命前期,宗教争端、封建制度、经济衰败、政治腐朽……这些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所以法国革命开始了。到了雅各布宾派战争的时候,雅各布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杀人如麻!“恐怖主义”这个词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过,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说:现代主义理性是吃人的。

 

基于此,刘家和提出: 传统不是敌人,传承之物(traditions)是不断更替的,旧计算机会被新计算机代替,但传承之流(tradition)是不断的。中国经学同样,它是历史的理性。经学的每个具体传统都有历史必然性,有流有变。现代应是历史新经学。

 

开陈出新必返本开新

 

刘家和将本次座谈的核心归纳为:中国经学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仁”与“礼”是经学的核心。中国文化还是要讲“仁”、要讲“礼”的。

 

刘家和早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就已指出:孔子所说的“仁”是没有定义的,因为他讲究因材施教。《论语》中记载樊迟曾两次向孔子问“仁”。孔子先是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再是“爱人。”子贡也曾两次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为重要的还有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刘家和强调,这里的“仁”并不是宋儒所谓的“克制”,不是没有自己,而是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这从清代学者惠士奇起就开始论证了。孟子也对“仁”进行阐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上述各例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际是建立在“仁”上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仁”,那么何来单边主义呢!

 

“仁”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必须要依靠“礼”来实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本身的文明冲突。中国文化向来开放,非常善于容纳外来文化。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传入都是例证。“礼”讲究有区别又和谐,因而不至于导致文明冲突。如果是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形成了吗?如果“仁”、“礼”学说能够应用到当代的话,也是中国经学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在经学起源的问题上,学界曾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起源于子夏,有人认为起源于荀子,更有人认为经学至汉代始成立。而刘家和持经学始于孔子说,认为六经是孔子所治,经学始于孔子。晚清学者皮锡瑞、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和台湾学者程元敏先生都支持这一观点。

 

关于经学的研究方法,刘家和指出,实际上,经学是跨学科的学问。经学的第一个交叉学科是小学。“十三经”之一的《尔雅》就是因小学而成为“经”的。《汉书·艺文志》中小学是包含在经学之内的。以后的目录学分类中,小学均放在经学下。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当然,经学更重要的交叉学科是史学。经学中《春秋》是史,《尚书》是史,《诗经》何尝不是史呢?《诗经》的雅、颂都是历史。钱宾四先生曾说过:《诗》、《书》都是史,“六经皆史”。经学讲常道,当然要讲在历史中的应用。“常”如何应对“变”呢?那就必须有史学为它作支撑。史学是既有常又有变的。史学如果只有变没有常,那么就不能称为史学。《太史公书》(《史记》原名)在《汉书·艺文志》中是附于《春秋》家的。经学与史学是最核心的交叉学科。经学下接小学,它的研究过程必须有版本、目录之学,而经学又需有史学的支撑。

 

讲座最后,刘家和提出了一点希望:当代新经学的功夫要下在小学、目录版本之学和史学,当然也包括出土文物。在经学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来发挥它与时代相契合的意义。经学并非是故纸堆中的学问,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的活泼泼的学问。经学中相人偶的“仁”、致中和的“和”与自卑尊人的“礼”,何尝不是医治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思潮的良药呢?面对自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以来的严酷现实,中国传统经学里的思想资源值得深入挖掘。

 

 


讲座现场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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