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精神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0-09-20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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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作者简介:汤一介,男,西历一九二七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人。现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nbsp;&nbsp;<BR>

 
 
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
  ——专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采访⊙程 也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社会观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以研究孔子、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主,您是现任会长。对于有学者提出希望改变我们现在教师节的日期,把9月28日孔子生日这天作为教师节,您的观点如何?
 
  汤一介: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个我国有学问有道德的老师的代表,作为代表,有象征意义,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就是从《学而》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序?因为重视教育。不仅孔子重视教育,其他儒家学者也是有相关认识的,比如荀子有《劝学》篇等等,重视教育是儒家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说有学者提出把9月28日立为教师节的建议,我觉得那说明我们比较重视这个教育的传统,尊师重教这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教育,单单对学生要求尊师重教是不全面的,对教师也应该有所要求。
 
  今天的教师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也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个人要修道德,首先就要有理想,因为有了理想才能要求自己进步;要努力掌握知识技能,不仅要广博、深入地学习,一个好的老师还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创见,以便为社会做贡献;要向自己之前的老师学习,因为他们是榜样,儒家最讲究知行合一;有错要改,老师不是完人,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他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人孰能无过?只要错而改之就能进步。要做到这四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
 
  《社会观察》: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公布。从您的经历来说,您对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解放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北大、清华等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北大原来有文、法、理、工、医、农,在这期间被调整了,打破了学校的传统。具体在教学内容上,也改变了,比如遗传学遭到了否定、哲学上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于是学术上就无法百家争鸣了。这是不对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东西。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样样都对,样样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有着前人的智慧,应该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扩招。这基本上是学习美国。美国的大学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州立大学,可以有四五万人的规模,在当时我们的高校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很多学校就开始合并,学科不全的用合并变成了综合大学。一方面学校合并,一方面学生扩招,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增加,教师不够,教学质量下降,所以也影响了学校的合理与健康发展。
 
  另外,现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让教师无法真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教师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说,教师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体制需要改,让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心地搞教学研究。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社会观察》:您是《儒藏》的总编纂,计划中要出330本,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现在已经出了33本?
 
  汤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会观察》: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您怎样看?国学现在是个时尚的词语,您怎样看国学的历史使命?
 
  汤一介:“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像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他们才能称得上是大师,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比肩者。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然后又出国了。所谓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开阔,思路自然广博。而我们后来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思想了,旧思想都抛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不了解,那是很被动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历史在前进,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不能迷信,对孔子也不能迷信,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国学就似乎所有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把儒学变成儒教,变成国教。我说,错!不能把任何一个学问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儒学也是发展着的,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问,中国也可以参考西方,因为任何一个传统文化都有其有价值的、优秀的一面和有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把国学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学问。
 
  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那都有失偏颇,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来源:2010年09月10日《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