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超】从出土文献看《左传》的史学成就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8-12-21 17:28:11
标签:《左传》、先秦史学、出土文献、史学成就


从出土文献看《左传》的史学成就

作者:陈鸿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五日丁亥

          耶稣2018年12月21日

 

内容提要:过去由于传世先秦史著匮乏,限制了我们对《左传》史学创作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然而,现今通过与新出土史类文献的比较可以发现,《左传》的内容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同时在思想上,《左传》对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将道德训诫、历史理性预测融入到叙事之中。这一史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主要受作者身份、传书性质、成书过程、当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先秦史学的突出代表,《左传》推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成熟。

 

关键词:《左传》/先秦史学/史学成就/出土文献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史。其叙事首尾完备,内容详赡,古往今来,无数学者高度肯定《左传》的史学造诣。如贺循曾评价“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叙事之最”;②吕祖谦言“《左氏》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③这些评论充分肯定了《左传》的史学成就。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左传》是否当受如此高的赞誉?如果是,它为何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史学成就?解答这两个问题不仅需要审视《左传》内在的撰史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比对与之同时代的史书。前者是过去研究的主要方式,而以后者为视角的研究却鲜见。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先秦史籍匮乏,我们只能掌握《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有限的几本史著,缺乏足够的参照样本。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战国出土典籍的愈加丰富,我们发现了大量史类文献,使学界对战国史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通过与这些地下文献的对比,可以将《左传》纳入到先秦史学的宏观背景中,从而说明《左传》对先秦史学创作的革新与突破,印证前贤对《左传》史学成就的肯定。④因此,本文将结合新出土的史类文献,试对《左传》的史学成就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一讨论。

 

一、《左传》的编纂成就

 

如果我们将史书的创作简单地分为编纂思路和史学思想两个维度,那么可以说,《左传》比前代或当时之史书体系更庞大,内容更丰满,叙事更巧妙,思想更复杂。在编纂方面,《左传》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与我们目前掌握的先秦史类典籍比较,《左传》的内容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根据近些年来出土的史类文献,结合传世史籍,可以发现,先秦流行的史类文献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单篇记事史书和成系统的史著。单篇记事史书诸如《尚书》、西周青铜器上的记事铭文,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郑子家丧》、《平王与王子木》等,这些文献专注于某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而成系统的史书例如《世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楚居》等,它们围绕一个主旨,跨越年代,前后贯通,有系统的叙史架构。然而,至少从目前的材料看,《左传》展现出更加高超的编纂手法。拿单篇记事史书来说,其缺点在于,往往片面专注于某一事件,缺乏宏观的完整性,使我们很难看清完整的事态发展。例如上博简五《姑城家父》:

 

苦成家父事厉公,为士邑行政,迅强,以见恶于厉公。

 

厉公无道,虐于百舒,百舒叛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正百舒,不使叛。躬与士居管,旦夕治之,使有君[简1]臣之节。三郤中立,以正上下之讹,强于公家。栾书欲作难害三郤。谓苦成家父曰:“为此世也,从事何以如是其疾与哉?于言有之:‘顑颔以至于今哉![简6]无道正也。伐厇铦犯。’吾子图之。”苦成家父曰:“吾敢欲顑颔以事世哉?吾直立经行,远虑图后。虽不当世,苟义,毋久,立死何伤哉!”栾书[简7]乃退,言于厉公曰:“三郤家厚,取冢君之众以不听命,将大害。”公惧,乃命长鱼矫□[简8]。

 

□□郤锜闻之,告苦成家父曰:“以吾族三郤与[简2]□□□□于君,慭则晋邦之社稷可得而事也,不慭则取免而出。诸侯蓄我,谁不以厚?”苦成家父曰:“不可。君贵我而授我众,以我为能治。今[简3]吾无能治也,而因以害君,不义,刑莫大焉。虽得免而出,以不能事君,天下为君者,谁欲畜焉。都!在初,吾强立治众,欲以长建冢君而御[简4]事,难。今冢君不铦于吾故,而反恶之。吾毋有他,正公事,虽死,焉逃之?吾闻为臣者,必使君得志于己而有后请。”

 

苦成家父乃宁百舒。不使从[简5]己位于廷。长鱼矫戾自公所,拘人于百舒以入,囚之。苦成家父捕长鱼矫,梏诸廷,与其妻,与其母。公愠,无告,告库门大夫。库门大夫曰:“汝出内库之囚,没而除之兵。”[简9]

 

库门大夫率,以释长鱼矫,贼三郤。郤锜、郤至,苦成家父立死,不用其众。三郤既亡,公家乃弱,栾书弑厉公。[简10]⑤

 

这篇战国竹书以苦成家父为视角,记载了晋国三郤灭亡的经过。单从记事的结构来看,该文可分为以下四个子事件:

 

a.郤犨平百豫。

 

b.三郤得罪于厉公。

 

c.郤犨拒绝了栾书先发制人的挑唆。

 

d.三郤遭受灭亡。

 

以上可以看出,a是一条辅线,记载了郤犨的事迹。b、c、d构成了叙事的主线,由b、c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d的发生。因而,这四个子事件可再进一步归纳为:1.郤犨的事迹;2.三郤灭亡的原因和结果。

 

在《姑城家父》中,对郤犨以往事迹的记载是比较单薄的,仅记载平百豫,目的主要为了突出其为国尽忠的形象,包含作者的情感倾向。实际上,它与三郤最后的命运没有因果联系。这就让人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郤灭亡的原因全部来源于外部。

 

我们来看《左传》对三郤灭亡的记载。《左传》同样也包含了与《姑城家父》相似的外部原因。比如厉公对郤氏的厌恶:

 

《左传·成公十七年》: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觇之,信。遂怨郤至。

 

《左传·成公十七年》: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⑥

 

厉公对三郤的反感,使其产生了铲除三郤的决心,这成为了三郤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左传》也记载了郤氏拒绝率先作乱之事。尽管《左传》中记载的是郤至,与《姑城家父》有所差异,但从三郤灭亡的原因角度上讲是类似的,即郤氏主动放弃了先发制人的良机:

 

《左传·成公十七年》: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

 

此处郤至所述与《姑城家父》郤犨之言的中心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均表示作为臣子,不该犯上作乱。从这些记载来看,似乎表明《左传》与《姑城家父》看法一致,三郤是受到了挑唆和误会,但自身又保持克制,故导致最后灭亡。然而,《左传》对历史原因的探究并不停留于此。由于《左传》作为完善的编年史,对郤氏事迹的记载远比《姑城家父》丰富得多,这些事迹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郤犨的形象。而其恶行使我们能够了解到,郤犨不得善终不仅仅只有外部原因,也与郤犨自身的飞扬跋扈大有关系,可举几例,如《左传·成公十四年》:

 

卫侯飨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脉,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⑦

 

此处记载郤犨举止傲慢无礼,宁惠子就已预言其将亡。

 

又如《左传·成公十五年》: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⑧

 

此处记载三郤谋害伯宗,韩献子就已预测郤氏将亡。

 

再如《左传·成公十六年》: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⑨

 

此处记载郤犨因收受贿赂而诽谤鲁成公,亦非光彩之事。

 

上引郤犨的所作所为显然为他不得善终埋下伏笔。可以说,在《左传》中,郤氏败亡完全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这点却很难在《姑城家父》中找到,这就造成了《姑城家父》中郤犨的形象是片面的,对事件因果的探求是单一的。实际上,受限于编纂体裁与篇幅内容,《姑城家父》对人物的活动很难做到完整的呈现。《左传》则不然,利用编年史的体裁,它容纳了更多人物的事迹。借助《左传》的史笔,这些事迹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鲜活立体,进而在事件因果解释上展现了多线性、多元化的视角。所以陈其泰先生说:“(《左传》)开创了记载完整的人物活动的传统。”⑩

 

另外,比起同时代的系统史书,《左传》内容更为丰满,线索更为复杂,细节更加丰富。例如我们可以拿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对城濮之战的记载作比对。城濮之战见于《系年》第七章:

 

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诸侯以围宋伐齐,戍穀,居。晋文公思齐及宋之[简41]德,乃及秦师围曹及五鹿,伐卫以脱齐之戍及宋之围。楚王舍围归,居方城。[简42]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邀文公。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简43]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简44](11)

 

《系年》以时间为序,记载了城濮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起因是楚成王围宋伐齐;经过是晋文公出兵,终与楚战于城濮;结果是楚国战败,文公献俘于周天子。可以看出,《系年》记事凝练,将事件本末交待得十分清楚,已是先秦难得的史学佳作。相较而言,《左传》对城濮之战的记载则更为出色。首先是纵向叙事广度上,《左传》比《系年》有更多的延展。比如城濮之战的起因,《系年》只记楚成王起兵围宋,对于为何围宋则没有记述。而《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则直奔城濮之战的源头: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12)

 

据《左传》所载,我们方知楚成王围宋乃是出自宋国叛楚。再如城濮之战的结果,《系年》只是简单记朝天子、献楚俘、盟诸侯,一笔带过,十分简略。而《左传》对战后的格局作了十分详尽的记载,除了《系年》所记之事外,比如还有晋文公对战后的赏罚: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13)

 

从《左传》的这则材料,我们得以窥看战后晋国的内政状况。它使我们了解到此后晋文公称霸,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更在于对内赏罚有度,政治清明。其实晋文公这些特质亦可以成为晋国最终获得城濮之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据上所述,《左传》记史比《系年》完整深入,所以它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述得更为透彻;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更为深刻。

 

其次是横向的叙事结构上,《左传》比《系年》明显要复杂许多。《系年》的叙事结构是单一的,只是依时间顺叙战事的发展。可以发现,单线顺叙是除《左传》外,几乎所有先秦史书的通常作法,比如《世本》、《竹书纪年》等史书也是采用这种叙事方式。《左传》则显然打破常规,其结构是多线的,而且并不简单依照时间叙述,而是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并用。具体到城濮之战的记载上,《左传》围绕城濮之战这条主线,还有多条支线,这些支线中又包含诸多子事件,它们共同为城濮之战的结果作了伏笔和铺垫。比如楚国令尹子玉这条支线,《左传》在战前战后记载了不少关于子玉的事,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战前子玉治兵: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14)

 

这件事发生在战争之前,如果割裂地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左传》在城濮之战中记载该事,显然有它的原因和目的:一是此事因城濮之战而起,楚成王要围宋,故派子文、子玉练兵。二是能让读者透过此可以窥看到楚国战前的军事面貌。

 

关于子玉的另一个子事件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15)

 

此处《左传》插叙了一段子玉梦河神的故事,虽然颇有神异意味,但从令尹怜惜“琼玉”、“不勤民”的论断反映出楚国当政者的品行及楚国的内政状况。

 

除了子玉这条支线外,还有晋文公的支线,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16)此亦是城濮之战背后的一段独立史实,记载了文公执政教民之事。它被《左传》编排到城濮之战前,末尾采用倒叙的方式,甚至将战争的结果提前告知读者。但《左传》的这一做法颇为巧妙,它不仅是对晋国的政治情况和战前准备工作的描述,同时也是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探析。

 

以上可见,《左传》中这些支线并非属于城濮之战记事,甚至能够割裂成章,但它们又与战争密切相关,能使读者了解到隐藏在战争背后、决定战争进程的诸多史实。因此,这种多线的叙事表明《左传》已摆脱了单一的因果论。在《左传》的历史观念中,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的走向是由主线及各种支线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左传》对这些支线的编排能够做到杂而不乱,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和主线紧密地组合成一个叙事整体。梁启超就称赞《左传》说:“(《左传》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遡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17)可以说,《左传》的这一编纂技巧确实是当时一般史书很难达到的。

 

再者,《左传》提供的信息量也远非《系年》能比。例如如此重大的城濮之战,《系年》只记录了晋文公、楚成王、令尹子玉、周襄王四人,而《左传》则记载三十人以上,出征将帅、往来使臣必载其名。又如《系年》对时间的记载,只是开头记载了晋文公四年,此后便按战争的发展顺序记述,没有记载日期,而《左传》则记录了详细的日期,例如: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18)

 

由此可见,《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量,这使得《左传》相比《系年》,乃至同时代的史书叙事更为详尽,有着更高的史料价值。

 

综上考察,《左传》在编纂内容上,克服了当时单篇史书与系统史书脉络简单、叙事单薄的缺陷,理出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从而展现了它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由此标志着中国史书编纂技术的飞跃与成熟。

 

那么,同时代为何《左传》会有如此突出的编纂成就?或者说,这一成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第一,纵观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代是史学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一表现在“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19)春秋战国史类文献开始摆脱原始记录的桎梏,初步达到成熟史书应具有的规模,而《左传》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充分借鉴了系统史书的构架,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因而具有很高的内容延展性,能够容纳丰富的史料,使之呈现更为完整的历史脉络:同时它又吸收了单篇史籍“纪事本末”的叙事方法,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够做到联珠贯串,首尾贯通。其二表现在春秋战国史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时除周王朝外,各诸侯国都设立了史官,重视本国史书的编纂。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史书之盛。另外,官学下移与民间学术的兴起,也促进了史学的繁荣,例如诸子史学的兴起,使得言史、论史成为士人之风尚。上下阶层对历史的共同关注,对史书的重视,暗示社会上流通着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成为了《左传》的编纂素材,孕育了《左传》的诞生,成就了《左传》体系宏大、内容丰富的特点。

 

第二,与一般私家著史和官修史书的单一属性不同,《左传》既有私学的成分,又有官学的背景,这使《左传》得以兼具二者的优势。《左传》的编纂虽发起于鲁太史左丘明,但它并不是鲁国官方的史书,而是左丘明私下以《春秋》为纲,所作的具有传书性质的史书。所以,它可以摆脱官方史书的固定模式,广采民间资料,融入更多的私学元素,使之呈现多元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叙事特征。它可以不必顾忌官方的书写限制,阐发更多的道德评价,抒发更多的历史评论。同时,左丘明身为鲁太史,《左传》传世的流传人物中大多又具有官员背景,(20)此意味着《左传》的编纂有条件接触到官方档案,记录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精准的日期、地点、人物等,《左传》的记载往往详实可靠,这又是当时私家史学所不能及的。另外,《左传》编纂流传的官学背景也帮助规模庞大的《左传》得以顺利流传,最终将这样的突出成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湮没在列国的战乱和社会的动荡之中。

 

第三,《左传》于编纂上取得的成就,不是某一位史家独有的贡献,而是众人的结晶。《左传》虽由左丘明发起编纂,然而以当时的时代,仅凭左丘明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像《左传》这样的鸿篇巨著的。杜维运先生说:“《左传》详实、生动、柔美的叙事,非出于作者左丘明一人的经营草创,其所根据的成文已如此。琢磨润色,历经多人之手,至左丘明而集其大成。”(21)所以《左传》在左丘明之前,有前人丰富的史料素材;在左丘明之后,后世学人又不断地补充加工。这说明《左传》比当时一般史籍经历了更长的编纂时间,经过了更周密的编纂。正是这些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懈努力,才使得《左传》内容如此丰富,脉络如此清晰,血肉如此饱满。

 

综上,《左传》在编纂上具有极为突出的成就,是先秦史学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左传》的这一成就不是突变,而是有着深层的内外原因。尽管《左传》只是一部史书,但它代表了当时的一批学人,包括史官群体与知识分子在内,他们一方面继承吸收西周以来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站在春秋战国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数代持之以恒地实践着对历史表达方式的创新。这一创新“推动了纪传、编年两大史书题材走向成熟”,(22)奠定了《左传》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二、《左传》的史学思想成就

 

《左传》史学的另一个成就是其具备更为深刻的史学思想。在《左传》之前,人们记录历史大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作为历史记忆的需要,如上古传说传承着人们对远古的历史记忆;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有意识收集起来的占卜档案;西周青铜器铭文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事迹。这些均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记忆超越生命,无限延续的追求。二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西周初年,周人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开始在历史中寻求经验,如《尚书·周书》中《洪范》、《酒诰》等篇都是通过历史,总结商人覆灭的教训,为周人的统治提供借鉴。总的来说,秦汉以前的史书大都仍延续着这两种创作主旨。然而,《左传》记载历史,不仅仅为记录历史,或者寻求历史经验,它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首先,《左传》利用历史来阐发“扬善惩恶”的历史训诫,给历史表述赋予道德内涵。

 

《左传》的这一创新来源自《春秋》。众所周知,“褒贬惩劝”是《春秋》明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如司马迁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3)又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云:“昔者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诫;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24)借托于为《春秋》作传,实际上,《左传》并没固步于单纯记史,而是继承了《春秋》褒贬之精髓。不过,《左传》之“褒贬”不是像《春秋》那样通过一字褒贬呈现的,而是通过历史叙事实现的,因而与“史”更为紧密。如果我们比对清华简《系年》,就可以发现《左传》对历史褒贬的加工与升华。

 

叙史中蕴含丰富的人物评论。《左传》和《系年》有很多内容来源相同或相似。(25)然而,即便如此,《左传》与《系年》在叙史旨趣上却迥然不同。我们先来看《系年》第六章记载晋国骊姬之乱及公子重耳流亡之史实:

 

晋献公之嬖妾曰骊姬,欲其子奚齐之为君也,乃谗大子共君而杀之,或谗[简31]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狄,惠公奔于梁。献公卒,乃立奚齐,[简32]其大夫里之克乃杀奚齐,而立其弟悼子,里之克又杀悼子。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晋,惠公赂秦公曰:“我[简33]苟果入,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简34]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简35]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之齐,齐人善之;之宋,宋人善之,亦莫[简36]之能入;乃之卫,卫人弗善;之郑,郑人弗善;乃之楚。怀公自秦逃归,秦穆公乃召[简37]文公于楚,使袭怀公之室。晋惠公卒,怀公即位。秦人起师以纳文公于晋……(26)

 

《左传》对应《系年》的内容主要分述于庄公二十八年到僖公二十三年的传文。当然,在内容上,《系年》要比《左传》简略很多,似乎仅是对原始史料稍作加工。然而,这种单纯的平铺直叙,即便含有记言内容,也缺乏直接的价值评判。而《左传》则不然,无处不在借他人之口,批评惠公之失德,褒奖文公之贤明,可摘录几处如下:

 

《左传·僖公十一年》: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晋惠公)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27)

 

《左传·僖公十四年》: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晋惠公)何以守国?”(28)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晋公子(晋文公)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29)

 

以上,我们只是拿《系年》作为一个典型参照。实际上,不仅包括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出土史类文献,也包括至今传世的先秦史书,还没有一部史书能像《左传》那样包含如此丰富的褒贬评论。因此,《左传》叙史,无不在借史明理,借史明义,阐释《春秋》的褒贬内涵。

 

除人物褒贬外,《左传》叙史的道德内涵还包括对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以出土文献比对之视角,可举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是《左传》在叙史中融入儒家思想。例如重礼思想。传统观念认为,孔子作《春秋》以彰显礼义,司马迁就说“《春秋》者,礼之大宗也。”而《左传》对“礼”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据杨伯峻先生统计,“礼”在《左传》中共出现462次。(30)甚至徐复观将《左传》作为春秋“礼”的观念的典型代表,足见“礼”在《左传》中的重要地位:

 

礼的观念,萌芽于西周,显著于西周之末而大流于春秋时代,《左传》、《国语》礼代表了礼的新观念的最早确立。(31)

 

那么问题是,《左传》中这些“礼”仅是当时史官的叙史习惯,或者说是《左传》攫取史料中原本就有,还是《左传》依《春秋》特意而为之?这或许可以从一些出土的史类文献中寻得一些答案。

 

新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有《成王为城濮之行》一文,记载了城濮之战前子文教子玉治兵,现结合诸家释读成果,将释文胪陈如下:

 

成王为城濮之行,王使子文教。子文授师于鄩(睽),一日而毕,不抶一人。子[甲1]玉受师,出之(),三日而毕,斩三人。举邦贺子文,以其善行师。王归,客于子文,子文甚喜,[甲2]合邦以饮酒。薳伯嬴犹弱,顾持胏饮酒。子文举胏责白珵曰:“穀於菟为[甲3]楚邦老,君王免余辜,以子王玉之未贯,君王命余授师于鄩(睽),一日而毕,[乙1]不抶一人。子玉出之太(),三日而毕,斩三人。王为余家,举邦贺余。汝[乙2]独不余见,食是胏而弃,不思老人之心!”伯嬴曰:“君王谓子玉未患[甲4]师,既败师已。君为楚邦老,喜君之善而不慽子玉之师之[甲5]{不患}……命君教之,君一日而毕,不戮……[乙3]……子玉之……[乙4]

 

成王为城濮之行。(32)

 

陈伟先生较早指出《成王为城濮之行》可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文教子玉练兵”一段对读: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33)

 

《左传》与简文内容相近,叙述结构相同,虽属相同史实的不同版本,但可推测,这两处记载最初的源头应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编纂的角度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二书在子文与伯嬴的对话上差别最为明显。虽然《左传》叙事更为简省,但在对子玉的评价上,《左传》的内涵显然要丰富得多,尤其是用了“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将简单的治兵事件上升到了礼治的范畴。“礼”与民治,在传统儒家的学说中是完全可以找到依据的。如《论语》中《宪问》篇有:“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子路》篇又云:“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又《礼记·经解》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可见,上述《左传》在原始史料素材中插入礼学评价,使得原本单纯的叙事隐喻深刻的儒家思想。

 

除此之外,这一对原始素材的加工和改造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的《申公臣灵王》:(34)

 

(御)于朸述,(陈)公子皇(止)皇子。[简4]王子围夺之,陈公争之。王子围立为王。陈公子皇见王,王曰:“陈公[简5],忘夫朸述之下乎?”陈公曰:“臣不知君王之将为君,如臣知君王[简6]之为君,臣将有致焉。”王曰:“不穀以笑陈公,是言弃之。今日[简7]陈公事不穀,必以是心。”陈公跪拜,起答:“臣为君王臣,君王免之[简8]死,不以晨(伏)(斧)(锧),何敢心之有?”[简9]

 

此事对应《左传·昭公八年》的记载:

 

(楚灵王)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国。”(35)

 

二者的叙事背景基本相同,而不同的是陈公的回答。简文记载陈公俯首顺服灵王,《左传》则书陈公言若早知如此,必致死礼。这两处记载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孔颖达《正义》言:“致死礼者,欲为郏敖致死杀灵王也。穿封戌既臣事灵王,而为此悖言,追恨不杀君者,以明在君为君之义,见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谋灵王,己必致死杀之。”然而,《左传》在陈公的回答上多添了“死礼”,将陈公这一做法视作“礼”的表现,虽只简单一笔,但这无疑昭示着《左传》对这件事件的记述与加工,融入对君、臣之“礼”的思考。

 

另外,相比清华简《系年》,《左传》记载固然要丰富得多,但它并未专注于对细节的描述,而在此之中融入诸多儒家的观念,这是像《系年》这样的史著所无法企及的。如《系年》第八章记载了秦晋“崤”之战始末:

 

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晋人以不憖。秦人豫戍于奠郑,郑人属北门之管于秦之[简45]戍人,秦之戍人使归告曰:“我既得郑之门管也,来袭之。”秦师将东袭郑,郑之贾人弦高将西[简46]市,遇之,乃以郑君之命劳秦三帅。秦师乃复,伐滑,取之。晋文公卒,未葬,襄公亲[简47]率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36)

 

《左传》对应记载散见于僖公三十年到僖公三十三年传文。从史实基本脉络上看,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可推测所据史料最初的源头是相同的。那么,《左传》多出的细节部分则代表《左传》自身的编纂倾向。而这之中,《左传》许多地方均体现了儒家重仁、尚礼、崇智的观念,如:

 

僖公三十年记秦军从郑国退兵,晋子犯请求追击,晋文公以“仁”、“知”、“武”回拒: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37)

 

僖公三十三年记秦师袭郑,过周北门,王孙满观师言秦师无“礼”: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38)

 

僖公三十三年记“崤”之战前晋国群臣的议论: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39)

 

上引《左传》补充的这些细节言论,事实上包含对“仁”、“礼”、“知”等概念的历史界定。《左传》搜集编入这些言论,不是对这些概念作抽象的归纳,而旨在说明“仁”、“礼”、“知”的具体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与《系年》的通篇比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我们可以明晰看到《左传》阐发《春秋》要义的一大思路,即在史实框架中,建立对诸多儒家观念的历史理解。

 

第二,《左传》相比单纯的叙史著作,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刻的思考。如可先看清华简《系年》第九章:

 

晋襄公卒,灵公高幼,大夫聚谋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强君”,乃命[简50]左行蔑与随会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简51]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大夫闵,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简52]之。”乃立灵公,焉葬襄公。[简53](40)

 

本章主要记载了晋襄公去世,群臣推举继任者,可见于《左传·文公六年》与《左传·文公七年》的相关记载:

 

《左传·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41)

 

《左传·文公七年》:穆赢日抱大予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42)

 

对于相似的史料素材,《系年》和《左传》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编纂思路。《左传》对群臣争论储君人选的记述显然要详细得多。更重要的是,相比《系年》的单纯叙事,《左传》对待立君之事有其自身的看法。借用赵孟之言,《左传》认为,立临难之君,当审视其内在和外在的“四德”,即“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这使得《左传》不再单一局限于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在叙史融入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

 

《左传》对历史的思考还表现在它开始利用历史,理性分析未来的走向趋势。过去,史书很少利用历史去预测未来,即便有,也总是与预言占筮结合在一起。在出土史类文献中亦是如此,比如上博简《庄王既成》便是一则预言故事。志得意满的楚庄王新铸无射钟,问几代享有,沈尹子桱回答不过“四与五之间”。学者一致认为,“四五之间”就是指楚昭王。(43)楚昭王十年,伍子胥率领吴师入郢,俘获楚国重器,正好验证了这则预言。(44)可见,这些预言纯粹是神异思想的体现。由于时代原因,《左传》不能避免这一思维的浸染,也记载了大量神异事件。不过,我们同样在《左传》中发现,有一些历史预测并非借用神异方式,如《左传·昭公三年》: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45)

 

借晏子之口,《左传》根据陈氏在齐国的作为,判断齐国未来的政局走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判断没有依托占卜之类的神意方式,而纯粹是从对历史现象的理性分析中得来的。

 

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46)

 

在这则材料中,《左传》透过北宫文子见令尹围这一历史事件,理性地看清了历史的走向。它认为,君王是民众的表率,是百姓效法的准则。而楚灵王没有威仪却凌驾于百姓之上,必不得善终。

 

此类对历史的理性预测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它们反映了《左传》渴望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求历史规律,以此准确预测未来。然而,这一思想在以往的史书中,甚至在同时代的史书中都十分罕见。

 

由上可知,《左传》叙事不仅丰满,而且带有叙事之外的说理性。这使它具备史学属性的同时,具有超越当时史著的思想性。可以发现,在《左传》的历史观念中,撰史不仅仅用于档案记录、经验借鉴,而且还可用于道德教化和理性预测,这表明《左传》对历史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左传》这一历史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从《左传》自身的角度来看,《左传》并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史学著作。(47)至少,它创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单纯记史,而是为了解释《春秋》经文,这使得它能够摆脱以往编纂史书的固有思路,在叙史中贯彻善恶评判、道德训诫的精神。尽管这种突破最初来源于据鲁史所修的《春秋》,但是《春秋》出于经学编纂的种种原因,从史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其思想是隐晦的,结构是单一的,叙事是单薄的。而《左传》弥补了《春秋》的史学缺陷,将《春秋》的思想理念正式运用到宏大详尽的历史叙事上。正是这一尝试,标志着中国史学完成了从记录、反映社会到引导、影响社会的转型。事实上,这一趋势可能在周初就已萌芽。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开始积极总结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及殷商灭亡的教训,在历史书写中融入理性思考,例如《周书》中不少篇目,西周铭文中不少记载,都不是单纯记史,而是通过史实记录,给周人统治以历史借鉴。但是,这些作品大都针对统治上层,重点关注政治得失,而缺乏对人性善恶的细致探讨。因此,就目前来看,在当时还没有一部史书能像《左传》这样利用如此丰满的史料去诠释正义和道德。这一创作目的转变,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不仅重视宏观的政治走向,而且开始微观透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思人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使得《左传》拥有更广阔的阅读群体,影响面从统治上层延伸到民间士人。大致从《左传》开始,伴随着儒家经典产生,中国史学的视野从单纯地为政治服务拓展到对整个社会的功用。自此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由此促成了史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史书创作目的的变革。如之后司马迁便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写《史记》的最终目标,这使史学正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的一员。如果我们纵观中国传统史学的这一发展脉络,从《鲁春秋》到孔子所修《春秋》,然后到《左传》,再到后世史学,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成熟,离不开经学的影响。即经学脱胎于史学,又通过史学的诠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这是一个由史学升华为经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史学经学化的历程。尽管后来史学从六艺略中独立出来,成为四部中单独的一部,但史学始终坚持实践着经学“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不懈追求。

 

从外部的环境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发生重大转型。面对社会的剧烈动荡,原本农耕文化群体所习惯的安定生活被打破,任何人的命运都可能在历史瞬息的变化中沉浮不定,社会渴望探寻未来的发展走向。继承周初以史为鉴的传统,同时又面临时代的巨大变革,促使《左传》在面对丰富的历史素材时产生更深刻的思考,积极在历史叙事中探寻历史规律,从而理性分析、预测历史的发展方向。

 

其次,“春秋无义战”使得“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因此周代建立的道德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然而,历史的发展呈现一种规律,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对某一方面极力排斥与摒弃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思想转向,从而出现一群文化精英竭力从各个角度去寻求它的复兴。这一复兴如同我们耳熟能详的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复古,而是在思古中寻求新的解答。(48)儒家通过整理周代典籍,探寻周代的伦常规范,以此设计理想的社会蓝图。作为解释《春秋》的传书,《左传》秉持《春秋》的精神,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叙事中融入道德评价,以此重建周初的道德信仰。

 

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体制被打破,私学兴起,促进了诸子之学的繁荣。诸子大都以史论理,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得历史评论之风盛行。“‘子有史意’成为诸子作品中相当突出的文本特色,从而推动了史学活动与思想活动的进一步结合,赋予史学活动以更多的价值建设的话语权力”。(49)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左传》亦受其影响,积极在叙史中融入自己的思想,阐发自己的观点,使其“事”中有“理”,“史”中有“义”,从而能够在叙史上取得突破。

 

综上所述,《左传》取得了非凡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永恒的经典名著。它为古代史学创立了范例,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故此,《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注释:

 

①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75页。

 

②蒲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③黄灵庚、吴战垒:《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

 

④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先秦古书的成书规律,《左传》在流传中必然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但现在一般认为,刘歆作伪不可信,且在西汉建立之前,《左传》整体内容已基本成型,汉人对其增改内容有限(具体论述可参见陈鸿超:《〈左传〉文献学研究——基于出土文献的新思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所以我们仍视《左传》为先秦作品。另外,需要指出,我们现今见到出土的先秦史著,尽管保持了原始面貌,但它们并非最初的原本,也是在当时的传抄修改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左传》和这些出土文献均是在先秦环境中创作、流传、成型的。因此,通过比对这些出土史类文献,从而审视《左传》在先秦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做法是可行的。

 

⑤此释文简序及释文主要参考黄人二《上博简第五册〈姑成家父〉试释》,《考古学报》2012年第5期。文本所引出土文献释文采用宽式。

 

⑥⑦⑧⑨(12)(13)(14)(15)(16)(18)(27)(28)(29)(35)(37)(38)(39)(40)(41)(42)(45)(46)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2、1913、1914~1915、1920、1822、1826、1822、1826、1823、1825、1802、1803、1816、2053、1831、1833、1833、1844、1845、2031、2016页。

 

⑩陈其泰:《〈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11)(26)(36)(40)李松儒:《清华简〈系年〉集释》,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40、122、150、160页。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0)《左传正义》引《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从左丘明到张苍共八人,其中六人明确有仕途经历:左丘明是鲁太史;吴起仕于魏国和楚国;铎椒为楚威王太傅;虞卿为赵相;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令;张苍为汉初丞相。

 

(21)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3页。

 

(22)陈其泰:《〈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2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97页。

 

(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284页。

 

(25)参见拙文《试论〈左传〉与清华简〈系年〉的文献关系》,《简帛研究》2017年秋冬卷。

 

(30)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3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页。

 

(32)最初释文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53页。原简整理者最初分为甲、乙两本,后经学者讨论,实可合为一本。由于原简散乱,诸家编连各异,但基本均认同甲1+甲2+甲3+乙1+乙2+甲4为一组的排列。本文所引释文主要以李守奎、白显凤先生最新的释文为基础。见李守奎、白显凤:《〈成王为城濮之行〉通释》,《中国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

 

(33)陈伟:《〈成王为城濮之行〉初读》,简帛网,2013年1月5日。

 

(34)“”、“”字释读从陈伟《读〈上博六〉条记》,简帛网,2007年7月9日;“”字释读从李学勤先生说,见李学勤《读上博简〈庄王既成〉两章笔记》,Confucius 2000网,2007年7月16日;“伏斧锧”从周凤五先生说,见周凤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新探》,《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2007年。

 

(43)可参见凡国栋《读〈上博楚竹书六〉记》,简帛网,2007年7月9日;陈伟《读〈上博六〉条记》。

 

(44)《淮南子·泰族训》云:“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淮南子》所言“九龙之钟”或许便是楚庄王所铸“无射”。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16页。

 

(47)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48)参见拙文《〈左传〉“神异”预言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49)许兆昌:《传统史学与价值认同》,《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