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经学诠释学的“繁盛时代”,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转型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有言,“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吴越国(907-97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政权。奉行“保境安民、尊奉中原”的策略,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海外贸易的兴起,积极维护国家统一,使吴越国发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稳定的政权之一,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显著一时。
在《孟子》中,有很多段落都关涉到战争,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形势下,小国忧虑于国家存亡的问题,大国在相同的紧迫感驱使下,也会积极地发动战争,谋求进一步的壮大。在这个局面下,诸国君主问政于孟子,自然多汲汲于如何富国强兵,以便在战争中获胜。
陆象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深刻而系统的平民思想和平民精神,刷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是南宋时期思想万壑归海、历史发展的结果。
热火朝天的春耕仪式。明·戴进《春耕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是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这在先秦就受到了士人的关注,“《诗》可以群”的提出就是代表。
关于孔子说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钱穆先生是这样解读的:“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论语新解》)意思是说,君子应该成为通才、全才,而不是专才、专家。学界类似看法还有不少。问题是,这些看法准确吗?
《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杭”之异文又作“斻”“航”。关于“一苇杭之”之义,学界存在两类不同观点。
“君子和而不流”,这句出自《中庸》的儒家箴言,历经千年时光淬炼,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其完整表述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一个精准画像。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不仅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实践结晶,更是清代古文选本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选本诞生于乾嘉学术鼎盛而文学思潮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文的发展脉络,又通过体例创新与理论阐释,确立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古文范式。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岁时传统,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与伦理,历经千年演变,从地域性的民俗节庆逐步突破民族、国界、文明的界限,成为兼具文化认同价值与全球沟通意义的符号。春节是从古代岁时仪式发展到现代文明的民俗代表,其核心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契合。
2月17日,我们将迎来中国传统历法丙午年的正月初一,即农历新年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称之为“正月旦,王者岁首”,因为这是由“王者”(代表国家和中央政权)制定和颁行的历法岁首。这个岁首,西汉《太初历》制定颁行时,称为“元旦”,沿用两千多年。到了近代,为与世界通用公历年元旦相区别,所以改称为春节。
献殿在北宋时期正式成为谒陵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宋会要辑稿·礼三七》记载同知太常礼院林希言:“伏见陵宫奉祀牙床祭器等,祀毕,但置于献殿内暴露,日久易致腐剥。
新蔡简、葛陵简、包山简等楚简中的易例,皆是占筮的实际例证。至于易例背后的占卜原理与解卦方法,我们以前是很难知晓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昭力》运用《周易》卦爻辞专门阐述和论证政治之道,这一易说方式在今本、帛书《易传》中显得独树一帜。
追溯中医药早期发展史,脏腑经络理论的雏形在先,方药配伍经验的积累在后。故直至魏晋隋唐时期,以病类方的方剂数量和方书著述才开始大量增加,“方”与“病”的关系从此受到关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遂有阐释:“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
《群书治要·管子》中讲:“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影响了中国政治伦理两千多年。这是人之为人所应遵循的常行之德,更是为政者践行的伦常道德。臣属能够清正廉洁,上可以影响君主,中可以影响同僚,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发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慨叹。这不是对人性本质的简单定义,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超越时空的深刻洞察,并揭示出隐伏其后朴素且强大的驱动力。
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先声,其诗教思想根植于心学体系,以“自得”为鹄的、“自然”为旨归、“主静”为法门,强调诗歌与心性修养、人格培育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诗道合一”的实践哲学。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予以高度评价:“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出自南宋理学家张栻的《论语解·序》,原文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