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宇】“曲阜”和“中国”是怎样体现儒家精神的？
曲阜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阳明宇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圣城，曲阜这个地名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萃，与文化圣城相契合，体现出地名应有的文化形象。而“中国”的国名约定俗成中亦有冥冥的内蕴。阳明宇先生依据儒家文化的内蕴，对曲阜地名和中国之国名作出了全新的释义，且自成一家之言···
【纪德君】道不远人 ——明清小说对传统文教的创新与拓展
明清时期，“稗官野史”（多指小说）空前繁荣，并自觉地承担起明道、教化的使命。一些小说家反复强调：“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隋炀帝艳史·凡例》）；“必足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千古之龟鉴，方得行于世而垂之无穷”（管窥子《今古奇观序》）。
【白谦慎】书仪与中国传统书信文化
为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在华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对中国的文化风俗有很多有趣的观察，例如，他发现中国的文人特别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住处很近的朋友，也依赖书信交流，而不常见面谈话。300年后的晚清文人日记，也能印证利玛窦的观察。我们读晚清杨葆光和吴大澂等人的日记，可···
【黄锦前】河图洛书的考古学思考
“河图洛书”传说在河洛地区流传久远，主要包括龙马负图、神龟献洛书等内容，描绘了河图与洛书的由来，但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一直难有定论，而最新的考古成果为揭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
【曹润青】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礼记·礼运》，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阐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怀有高远的社会理想。
【顾永新】正经正注成立考
“正经正注”语出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为经部类目之名称，兼指列为科举程序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经、注文）和程朱系统新注“五经四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范畴。
【韩建业】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各有标准
近些年来，“文明”成为热词，中华文明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抑或更早更晚？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学界对“文明”的内涵和标准有不同理解。
【冯时】中华“文明”的概念与内涵
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我已在《文明论》一书中作了系统论述。在此只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概念并非舶来，而是中国先贤自主创造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因此，重建中华文明理论必须回归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及文献传统。
【韩庆祥】文明的标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解释框架
从形而上的哲学维度和视野出发，可以对文明和文化作相对区分。确定文明标准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西方坚持形而下的器物、知识和科技优先，以单一文明标准评判文明优劣高低；二是中国秉持和合哲学、伦理道德和仁义礼仪为优先，基于客观事实，强调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而不是文明本身。
【安子毓】汉武帝时期的“儒学”与“儒术”
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顾永新】东汉经学纂略
皮锡瑞《经学历史》将西汉元、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划为经学极盛时代。清人倡明“汉学”实为东汉古文经学，确与西汉今文经学不同。虽然东汉立于学官者仍为今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勃兴，经过从西汉后期到东汉的反复博弈，至三国之际古文经学已经无可动摇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下面，我们以问题为纲，简要介绍一下东汉经学。
【王瑞来】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佟颖 王铭玉】儒家经典俄译的范式转型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主流出版社相继推出《论语》《尚书》《孟子》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译本，且此类译本逐渐显露出超越纯文字译本之势。这一现象标志着儒家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播正经历从“文译”到“图文互鉴”的范式转型。
【任晓霏】蒙学与诗教 ——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文学化路径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蒙学教育不仅承担着基础语言教学的功能，更以其独特的文学化方式，完成了对一代代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塑造，其价值远超教育史范畴，直抵中华语言文明传承的核心机制。
【张晓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生态美学
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美学概念提出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生态美学已经形成了生态存在论美学、生态文明美学、生态文艺学、美生学、“生生”美学等研究领域，成为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周维山】传统“比德”观念与当代生态审美
何谓“比德”？《美学百科全书》的解释是：“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自然美观点，基本意思是：自然物象之所以美，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亦即从中可以感受或意味到某种人格美。
【宋立林】从中华元典的“四书”到东亚经典的《四书》
“四书学”因其兼具经学与理学的双重属性，备受学者关注。那么，该如何看待四书所包含的四部经典呢？我们认为，当以“四书”来指称各自独立的《论》《学》《庸》《孟》四部元典，以“《四书》”来指称作为整体的理学经典体系。
【冯前林】四书学的经典意义及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自然累积或者有意创作，形成了庞大的书籍群。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
【许家星】教材学视域下的朱子四书学
构成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的儒学历来重视经典教材的编撰、传承、更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教材史，蕴含了博大精深的教材思想，对于当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学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董政】徐乾学与清代礼学转向
清初经学复兴，礼学作为维系社会纲常、规范人伦秩序的核心，其价值被重新发掘与审视。康熙年间，徐乾学承汉唐注疏之传统，编纂《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开清代礼学研究之新局，不仅重新界定礼学的经世价值，更奠定清代礼书编纂的经典范式，推动礼学说解从义理向考据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