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天人观念,是其对宇宙与人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朱熹认为,“天降生民”的过程中,天赋予人理和气;天人共享同一天理本体,又由于气的运动,人与人之间出现智、愚、贤、不肖的差异。朱熹的天人观念为他的政治哲学推衍创造了空间。天能生人,但不能参与人间事务的管理,这时便需要圣人的治理,以使人类社会的秩序符合天理。
“万物有情皆可状”,这是北宋邵雍哲学的理路,也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观物,是主观有意地观察事物,去寻求物理,寻求摄取主观所需,寻求理趣以愉悦并升华主体的精神。宋人关注自然与日常的书写,本就形成了宋诗独特的理趣。邵雍的观物之诗,则更频繁地取象于自然世界和常用简易之物,从这两重观照中分别推寻物理,最终把握大千世界···
“六经”有两种主要排列次序,一是以《诗》为首,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一是用《易》居前,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两种不同排序的原因,学界认识视角不一,因而分歧较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大乘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时说:“总的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今故宫博物院),又名紫禁城,在明清时期为帝王执政和生活的场所。故宫古建筑群数量众多,造型宏伟,保存完整,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典型代表。
“工夫”一词,不见于《十三经》,但在中国哲学中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宋明以降,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概念。它统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多个核心概念,例如体用、物事、神气等。
《论语·微子》中记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在现存的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孔子的史料,虽然一概怀疑是错误的,但完全相信也不足取。下面我尝试着把这些史料按照可信程度大致地划分为三大类,并略加甄辨。
明清之际的儒者黄宗羲一生多变,“而卒为大儒”。其治学之法以六经为根柢,主张“穷经”的同时又“求事实于诸史”,“证斯理之变化”。黄宗羲将经史之学融于一身,又有切实的政治参与,关注中国的古今之变并贯穿于《明夷待访录》之中。
闽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唐代欧阳詹倡起,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海滨四先生”承其后,至杨时获“道南”之誉彰明圣学,闽学始以正统自居。至朱子倡道闽中,理学达于极盛,其后余波相沿。
“美德”一词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一般是指人们美好善良的品德。作为伦理概念,美德不仅仅只是善的文化,还可以从美学范畴上加以认识。美德在善和美的认知中有着相对的一致性,也有着一定区别。在阐释传统美德之美的过程中需要厘清美与善、美与德的关系。具体来说,美德之美应有以下几方面的界说。
传统道德典范教育,聚焦人性论、人道论和人格论的有序铺展,落脚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的系统推进,崇尚道德理想、讲求道德境界和完善道德人格,凸显中华民族共同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倾向,是儒释道法等百家皆重的文明传承方式,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演进谱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可想而知,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余人,因而当时一定存在大 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撰”是否意味着孔子死后, 门人们共同辑录了一部记载孔子佚语佚事的全集呢?
革故鼎新,集中展现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也是唯物辩证法革命批判精神的核心之所在。
1977年8月,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社员在村南何家沟崖边铲土时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其中出土西周晚期伯公父簠一件,通高19.6厘米,口径28.4厘米×23厘米,腹深6.4厘米,重5.75千克,现藏于周原博物馆。
五千年华夏文明,有一个字贯穿始终,那就是“福”。“福”是中华民族的深沉文化基因,反映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永恒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曾几何时,心理学的量化研究传统与质性研究传统相互诋毁、互不信任,导致当代心理学危机重重。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为当下国家和民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推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其历史使命。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许多保存至今的古地名都是千年历史的见证。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以数字、字母命名街道不同,在中国,很多地名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