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应佛道的冲击,所以对于“性”与“天道”这些曾经“子不语”的议题,有十分“哲学化”的表述,因而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重视的部分。
阅读黄庭坚的《山谷集》,我们会发现从元祐后期到南迁黔南、戎州期间,山谷诗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以经典为诗料进行说理的倾向。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一文系统提出了关于诗歌的见解,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是黄庭坚“温柔敦厚”诗学观的阐述,如章培恒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于内敛的心态”。
《论语》记载了一则趣事,孔门弟子言偃任武城宰,孔子携众弟子前去探望,刚入城便听到弦歌之声,孔子笑说:“杀鸡何必用牛刀。”言偃回答道:“我曾听老师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护百姓,百姓学道则易于管理。’”孔子马上正色说:“同学们,言偃说得对。我刚才是和他开玩笑。”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一场著名的思想辩论事件,时间发生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地点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今年适逢“鹅湖之会”850周年。
明清时期的气学思想产生于质疑、反对朱子学,主张回到古典儒学,取证经典。他们的方式便是反对朱子学理气论建构的经典诠释方法,认为朱子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经典命题的解释中存在越出经典本身的添字错误,朱子在“一阴一阳”与“道”之间加上“所以”二字,以符合区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基本预设。
近十余年,“工夫”或“工夫论”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和关键词,成为新的思想实验场及新的理论生长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哲学”突破“西洋哲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原初禁锢提供了想象。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
君子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中华民族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和墨家都非常重视君子文化,不仅提出了自家学派的君子观,建构了完美的道德人格和政治品格,还希望人们把君子作为取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
“君子”一词,早在反映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尚书》《周易》《诗经》里已经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原来兼有王侯、大夫等“有位者”,以及男子、有德之人等多种意蕴的“君子”概念,经过孔子的反复论述和重新打磨,被赋予更多“有德者”的内涵,成为具有道德标杆意味的可学可做的人格形象。
作为儒家的开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仅受到广泛称述,而且历经了多番更动。先师、圣人、素王、教主……种种形象塑造,实构成一幅观念图景,生动反映着思想的流变与历史的转进。
阳明学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存在着“地域性”与“区域性”两种形态,“水域”(“江域”或“海域”)乃其主要载体。
作为中晚明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社会运动,阳明学是由包括王阳明及其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弟子、门人与后学这些“阳明学者”的理论和实践构成的。
我们要以先贤为榜样,坚持不懈地弘扬创新精神,赓续燕伋遗风,主动作为,让中国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强盛。
在历史长河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其中,“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承载着对道德修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忠恕之道”正是“君子文化”的核心,它不仅指引着个人修身,更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经典名言,堪称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
“温柔敦厚”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特质,体现了儒家对人的完美性情的价值追求。“温柔敦厚”一词始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灵活多变,既能对文本进行全面、总体的观照和把握,又能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阐发。
说到中和思想,人们大多会想到《中庸》。实际上,在先秦两汉时期,论及“中和”的还有《周礼》《荀子》《春秋繁露》等经典,而《尚书》《诗经》《周易》《左传》等更是有大量论及“中”与“和”的表述。
科举制度确立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至明清达至鼎盛,它承载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因此一些学者将明清时期称作科举社会。
十五世纪末,堪称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